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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704年:蒲松龄身历的灾荒与他的生活(5)

http://www.newdu.com 2017-10-17 《中国文化研究》2013年冬 王昕 参加讨论

    1.蒲松龄的饮酒与其创作。《聊斋志异》的五百余篇小说中,涉及饮酒的情节和人物的有一百八十篇左右,对这些作品我们除了梳理他的文献或者故事渊源之外,是否应从蒲松龄本人的偏好入手,庶几能得其本心。如《酒虫》一篇,写刘氏嗜酒,每独酌则尽一甕,“负郭田三百亩,辄半种黍,而家豪富,不以饮为累也。”有番僧说他腹中有酒虫,为之取出,此虫是酒之精,“甕中贮水,入虫搅之,即成佳酿。”番僧乞虫而去,“刘自是恶酒如仇。体渐瘦,家亦日贫,后饮食至不能给。”研究者为这个故事找到唐宋乃至印度佛经中的渊源,如《五卷书》、唐代《宣室志》的陆颙腹生消面虫、《朝野佥载》崔爽腹中生嗜吃鱼脍的怪物等,认为小说“就是以‘胡人识宝’母题的构思框架营构的。而其中,又交织着‘宝失家败’母题的神秘意蕴。”(13)但是当我们把蒲松龄的个人喜好和身份背景考虑进来,这个故事的个人与阶层意识也就很明显了。在篇末异史氏的评论,可以看出蒲松龄的用意:“日尽一石,无损其富;不饮一斗,适以益贫:岂饮啄固有数乎?或言:‘虫是刘之福,非刘之病,僧愚之以成其术’然欤否?”联系上文蒲松龄屡屡在诗中嘱咐儿子种黍,“肥地无多犹种黍”“徒将种秫问罗端”的话,可知在口粮短缺的家庭里,饮酒是一项影响家人生活的沉重负担,而蒲松龄用小说中饮啄前定的话为自己的嗜酒解嘲和辩解,是一种颇有游戏色彩的创作态度。至于番僧取走酒虫,刘氏家贫的情节,更是典型的乡土价值观念体现。在乡村,机会只限于有限的、平面的土地,“大家在极低的生活程度上过日子,向有限的资源竞争,别人的得益常是自己的损失”,(14)蒲松龄生活的物质背景使得这个故事呈现出不同于《五卷书》,不同于唐宋小说的样貌。
    其他的饮酒题材也大多地具有蒲松龄嗜饮的印记和个人情趣。《酒友》中“癖于麴蘖”车生,结识了好饮酒的狐狸精,狐狸能预知旱涝,耕种无往不利,“多种麦则麦收,多种黍则黍收,一切种植之早晚,皆取决于狐。”这是多么契合蒲松龄身份与爱好的小农理想啊。再如《王六郎》、《陆判》写酒友的情谊,《酒狂》写一个酗酒无德的缪生,被捉到阎王那里依然至死不悟,终因使酒骂座而亡。有无名氏点评这一篇小说是“戒酒文也”,《沂水秀才》也把“醉人歪缠”列为不可耐事,但从蒲松龄嗜酒的爱好看,他似乎只是讨厌酒友中的“颠酒贼”而已。
    总之,在了解了蒲松龄喜欢饮酒的个人喜好之后,我们能在更大程度上感受到蒲松龄这类小说题材与主题的私人性质,而这类个性化的内容与表达方式在以前的文言小说中是很罕见的。
    2.《聊斋志异》对女性的功利要求。在发生灾害的两年,蒲松龄写过两篇表彰女性的诗:《袁太君苦节诗》和《王烈妇》,从内容看似是应酬文字,值得注意的是《袁太君苦节诗》,他特别从袁氏依靠劬劳十指,终夜纺绩,养儿抚姑周济邻人的才干这个角度予以表彰,这启发我们从一个新的角度解读《聊斋志异》女性形象。从本文试图还原的蒲松龄生活的物质背景看,那种“旱涝蝗蝻,三载为灾”的饥荒穷困的现实,使所有人都在很低的生活水平上勉强挣扎,女性的才能和勤劳决定着一家的生计,是格外珍贵的品质。
    《聊斋志异》中的女性形象是小说最大的亮点,研究者将之与《红楼梦》中的女性形象类比。其实在所有小说中,《聊斋志异》对女性才干、功用的强调是最突出的,这个拔高一点说是尊崇女性,提高女性地位;而作者本意则是对女性能力的推崇。这是和贫乏的物质与精神背景直接关联的。
    首先,聊斋女性最突出的特点是美,身材轻小,细美幽约,达到超现实的程度。像青凤,因为是狐狸,所以“弱态生娇”,可以“提抱以归”;红玉“袅娜如随风欲去”;云萝公主身为仙人,“服色容光,映照四堵”,身体的轻盈如婴儿,连衣服的重量也不堪忍受,恐“压骨成劳”。这些女性样貌的描写极大地满足男性的性别想象。对那些性与口腹同样饥饿的人来说,美貌与轻盈当然是最有用的性魅惑。
    其次,性魅力之外,聊斋女性还能满足男性高雅的精神需求。云萝公主可以终日以棋枰、酒具为活,是因为别人为她承担着炊爨纺织的生计;孔生娶了美貌的松娘之后,还需要娇娜这样可以棋酒谈宴的“腻友”;还有连锁、白秋练式的酷嗜吟诗的鬼与妖,如陈寅恪先生所说,“这些技能在北方的乡村女子中确实不可求思,聊斋先生只好托以冥想”。
    其三,描写女子的经济才能的,如《小二》、《黄英》、《阿纤》等等,已为大家所熟知。《诗经·氓》有言“燕尔新婚,以我御穷”,无力谋生家人是如此迫切地仰仗着女性的经济之才。像阿纤(《阿纤》)是老鼠精,“窈窕秀弱,风致嫣然”可为佳偶之外,人类得其为妻,来则富饶,去乃虚耗,阿纤不但“昼夜绩织无停晷”,且善聚集粮食,不数年,仓廪盈满,家大富。这个故事更接近农家想象的本色。
    其四,《聊斋志异》中女性形象突破了世俗社会的道德伦理的地方,往往也是出于物质现实的制约,不得已的变通之举。如所谓“以性行侠”的问题。《侠女》中的侠女用女性的身体为乏嗣的书生诞育后嗣,《霍女》中的霍氏以其绝美的姿色,诱惑富翁为她破家:“妾平生于吝者则破之,于邪者则诳之”,对穷苦书生则“躬操家苦”,劬劳家务而安于粗粝,又代谋婚姻子嗣,救苦拯溺唯恐不尽。这些在正统道德伦理看来,大逆不道的地方,往往是民间小传统,或者生存伦理的体现。
    最后,令蒲松龄深恶痛绝的悍妇,如果能让浪子回头,也不失为砒霜类的毒药,自有用处。《云萝公主》中的侯氏以弓刀对付败家的丈夫,自己“持筹握算,日致丰盈”,丈夫仰成而已。异史氏评曰“悍妻妒妇,遭之者如疽附于骨,死而后已,岂不毒哉!然砒、附,天下之至毒也,苟得其用,瞑眩大瘳,非参、苓所能及矣。”《江城》中的悍妇一旦回头,即勤俭善居积,“三年,翁媪不问家计,而富称巨万矣”
    另外,1703至1704年间的灾荒,影响了蒲松龄的写作。他晚年的大部分精力投入到更为通俗的写作中。如通俗俚曲《磨难曲》第一回的[耍孩儿]“不下雨正一年,旱下去二尺乾,一粒麦子何曾见!六月才把谷来种,蚂蚱吃了地平川,好似斑鸠跌了蛋。老婆孩子一齐挨饿,瞪着眼乱叫皇天。”正是这类灾荒的表现。1704甲申岁正月,蒲松龄编辑完成了《日用俗字》,为庄农家常日用所需的农业和养蚕知识,写了《庄农章第二》和《养蚕章第三》,1705年写了《农桑经》。儿子蒲箬说蒲松龄由写《聊斋志异》转向作俚曲、写《日用俗字》,是因为“学士大夫之针砭”,“不如晨钟暮鼓,可参破村庸之谜,而大醒市媪之梦”。(15)我们可以说只有士大夫的古典学养成就不了现在的《聊斋志异》,蒲松龄的坦率和个性来自朴野的民间生活与苦难,这是蒲松龄的灾荒书写给我们的启示。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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