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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批评不是简单的作品评价或分析，而是有着自身的体系规范和美学价值。其中，批评文体便是彰显这些独立性的表征之一。当前的文学批评面临着怎样的文体困境？造成困境的原因是什么？我们又该如何寻求解决之道？近日，在湖北大学举办的“中国青年文学批评家论坛”上，与会学者围绕“重建文学批评的文体意识”进行了探讨。 困境：从“广场”退回“书斋” 现如今，提到文学批评，许多人脑海中会迸出“学院化”三个字。之所以人们会对当前的文学批评形成这种印象，大抵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大段的理论借鉴或引用，二是“论文式”的文体。我们固然不能因此苛责“学院化”的文学批评，但是对于其可能导致的内容生涩难懂、文体枯燥单一等弊端也需警惕。 在湖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刘保昌看来，“枯燥单一”的另一重面相就是文学批评的文体逐渐从“广场”退回“书斋”。囿于这一文体困境，我们在文学批评中鲜见赤子之心，多现匠气、学究气；少有“片面的深刻”，多呈“貌似客观的中庸”。 《文艺理论与批评》副主编李云雷也向记者表示了他对文学批评“论文式”文体的担忧：“有些文学批评看上去太像论文了，有理论、有引文、有注释。当然这本无可厚非。关键是在讲求文学批评的修辞、叙述与结构之时，往往通篇找不到个人观点。倘若无法对重要的文学现象与文学作品做出深刻、细致的分析与判断，实则失去了文学批评的意义。” 湖北大学文学院院长刘川鄂将这种批评文体称为“过度阐释式”。其特征就是，过度的“跨文本”分析使得理论淹没了批评。“需要强调的是，文学批评诚然要有明确的个人观点，但是要基于理性的辨析，而不是仅凭个人审美的好恶随意而为。”刘川鄂表示。 诱因：文体规范“变形”为作茧自缚 所谓文体，即文本的整体状貌。对于文学批评来说，理想的文体应该是以学理为本、尊重审美、表达通畅以及形式多样。换言之，这些要素也可以被视作文学批评家们需要恪守的文体规范。 刘保昌告诉记者，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上，可谓文备众体。譬如题要、论文、随笔、点评、选本、诗话、诗论、书牍等，都体现出一种自由性言说的诗性表达。近现代以来，鲁迅的杂文体、章太炎的逻辑体、李健吾的印象鉴赏体等在文坛上争奇斗艳。20世纪90年代以后，尤其是新世纪以来，受到学院体制的规制和学术环境的逼窄，批评文体的规范在一定程度上发生了变形。 受访学者普遍认为，这些变形使批评家们开始陷于作茧自缚的窠臼之中。比如以学理为本“变形”为理论堆砌；形式多样则埋下了“炫技”的隐患。凡此种种，归根结底是主体性精神的消减。 “主体性精神的消减让文学批评变成了一门‘手艺活’。批评家们往往因为过于讲求规范而失去思想的生机。于是，在自我设定的边界中追求收敛锋芒的四平八稳。”刘保昌解释说。 解惑：重建文学批评的文体意识 若想走出文学批评文体困境，关键在于文学批评家主体性精神的回归。除此之外，学者还呼吁，重建文学批评的文体意识并不是要进行统一，而是要在理性思辨的基础上打破形式的单一。 刘川鄂就提出，文学批评的文体可以多样化。批评家在进行文学批评时，就是要找到并熟练驾驭适合于具体批评对象的类型。不过，无论选择什么样的批评文体，都必须做到及物在场、尊重审美、把理说透。 “虽说学院派批评家占据多数，他们的学术成长环境也基本相似，但这不意味着批评文体就得在规范化的崎岖山道上踽踽前行。我们可以从地域性表达中寻找出路，形成类似于古代地域文化学派的当代文学批评流派，与多元的地域文化形成有效对话，继而实现文学批评文体的多样性。”刘保昌这样建议。 李云雷则认为，新世纪以来，文学在整个社会领域中的位置不断变化，文学内部不同文学类型也在此消彼长，再加上新媒体的出现，文学的生产方式、传播方式、接受方式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面对这些新的文学格局与美学经验，文学批评不仅需要融入新的问题意识和思想视野，也应该赋予这些新思考以新的形式，在探索与创新中“生发”出新的文体。如此一来，文学批评才能在文学与世界之间建立起新的有机联系，让文学成为我们精神生活的重要形式。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