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至今，关于泰山的诗歌作品数量众多，能够找到的到底有多少呢？这一直是一个谜。于是，编一部完整的泰山诗成了千百年来文人们的一个梦想。今天，集先秦至当今一万六千多首诗作的《全泰山诗》出版了！我们不仅要祝贺作者袁爱国先生完成了这一项功德无量的巨大文献工程，更要祝贺千百年来文人们的梦想成真！
    一、 泰山：中国诗歌创作的“第一山”
    
    从《全泰山诗》中我们读出了泰山诗与中国诗歌创作丰富而深刻的联系。
    其一，《全泰山诗》确证了这样一个事实：中国的诗史有多长，泰山诗歌的历史就有多长。中国的诗史是从《诗经》开始的，而《全泰山诗》的第一篇作品就是《鲁颂·閟宫》“泰山岩岩，鲁邦所詹”与《诗经》一起传诵至今。从此，中国诗史的每一章、每一节都有泰山的诗篇，因为每一朝、每一代都有写泰山的诗人，直到21世纪的今天。也许，在中华大地上只有这一座山与中国诗歌的发展具有如此长久的同步性。
    其二，《全泰山诗》确证了又一个事实：泰山是中国诗歌经典的荟萃之地。古往今来写泰山的诗篇不仅数量极多，而且平均艺术水平很高，其中的精品都成了彪炳史册的经典之作，如杜甫的《望岳》实在是“下笔如有神”的一曲绝唱。诗中的多数句子已经像成语一样在汉语中固定了下来。一个中国人，谁不知道“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就像不知道泰山一样的不可思议。似这样与泰山并存的佳作进入各类文学史著作的就有近千篇。我们可以设想，如果把这些诗篇剔除，整个中国诗史，乃至整个中国文学史将会黯然失色！
    其三，《全泰山诗》还给了我们一个启示：泰山具有中国诗歌经典化的特殊意义。以往我们只知道，文学的经典化是历史检验的过程，似乎只有一种“时间”形式，即先汇集一个时间段的作品再进行经典化的筛选，如周代采集诗歌数千首，后筛选出《诗三百》；再比如，清朝在汇集了近五万首《全唐诗》的基础上筛选出《唐诗别裁》，又在近两千首《唐诗别裁》之中筛选出《唐诗三百首》。那么，文学的经典化有没有“空间”的形式呢？《全泰山诗》告诉我们，答案是肯定的。正如古人在黄鹤楼上题诗，黄鹤楼成了诗歌佳作的展示“空间”，所以才有李白“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同样，泰山成了中国诗歌最大的展示“空间”。有了《全泰山诗》就能有优选的《泰山诗别裁》，也就能有精选的《泰山诗三百首》。若如此，那一定是三百首中国诗歌经典佳作。因此，《全泰山诗》的问世，意义深远。
    二、 泰山诗歌是研究中国历史演变的“标本”
    
    透过《全泰山诗》，我们不仅能够看到中国诗歌的过去，也能看清中国诗歌的现在，也许还能帮助我们看到中国诗歌的将来。
    泰山诗歌是研究中国历史演变的“标本”。从《全泰山诗》来看，它几乎是一部浓缩版的中国诗歌大全：历朝历代的诗应有尽有，诗词歌谣一应俱全，甚至每一种诗体的历史演变无所不包。从泰山诗的发展历程中可以看出中国诗歌的演进轨迹。由于今人对中国古代诗歌的经典化程度认识较高，所以无论内容还是形式我们都能看出古代泰山诗之于中国古代诗歌的“全息性”。但面对“五四”以来中国诗歌的现状，由于缺乏时间的淘洗，身在其中的我们反而看不清现代中国诗歌创作的真面目，甚至连近百年中国诗歌作品中，究竟新诗多？还是旧体诗多？我们都难以掌握。
    《全泰山诗》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认识现代中国诗歌的典型的“样本”。
    “五四”文学革命的倡导者首先向中国的旧体诗歌发起了挑战。一时间新诗创作风起云涌，蔚为壮观。但究竟“壮观”到什么程度？是否新诗真的取代了旧体诗成为现代中国诗歌的主流呢？其实，没有任何人做过大致的统计。有著名学者统计了“新诗的第一个十年出版的新诗集约100余种”。那么，这十年间旧体诗集出版了多少呢？无人回答，恐怕要远远大于新诗集的数量。可是，我们现在能读到的中国现代诗歌史著作，几乎都是新诗的历史，很少述及旧体诗。因此，旧体诗创作与新诗在现代中国诗歌的整体格局中究竟各占什么样的分量，一直不得而知。
    “五四”以来，不知多少人在预言中国诗歌的发展方向。有“新诗主体说”，有“新诗、旧诗并存说”，有“与世界潮流汇合说”，有“古典诗歌与民歌结合说”，有“古典诗歌、现代韵律诗歌、自由体新诗、翻译诗歌四足鼎立说”等等。 究竟中国诗歌向何处去？我们与其做各式各样的猜想，不如认真总结百年来中国诗歌发展的史实和经验。《全泰山诗》就是作为史实的重要依据之一。
    通过《全泰山诗》的“现当代卷”，单从诗体来看：格律诗占作品总数的70%以上，自由体新诗接近30%，其余为民谣体、散文诗等其他体式。这表明格律诗占大多数，自由体新诗只是少数。但从写作时间上来看，民国时期格律诗占压倒多数，自由体新诗微乎其微。到了新中国时期，格律诗数量逐渐减少，自由体新诗逐渐增多。也就是说，近百年泰山诗歌的创作，格律诗在数量上是主体，但自由体新诗体现了发展的趋势。如果细致分析作为数量主体的格律诗，可以分为三大类：一是严格的旧体诗，二是不严格的旧体诗（拟古而不太规范），三是新格律诗（用现代汉语，形体整齐）。从写作时间来看，总的趋势是诗体在逐渐解放。
    然而，趋势并非就能代表泰山诗的发展方向。真正值得我们重视的是，泰山诗的格律体和自由体这两大类创作并不是越走越远，而是相互靠拢：来自传统的格律体越来越现代化，来自西方的自由体其内在的追求却越发东方化。前者以欧阳中石诗为例。他先写的《泰山颂》“青松郁郁千年翠，碧岳苍苍万世尊。/立地横空擎日月，支天转斗抚乾坤。”对仗、平仄就很讲究，用语古朴；他后写的《齐鲁颂》“齐鲁青未了，古今圣贤多。/岱宗迎旭日，东海引长河。/抱德存憨厚，怀仁豫太和。/民安兴广厦，国泰共欢歌。”平仄和押韵都不太讲究，用语更现代。后者以孔孚诗为例。他的泰山诗体现了20世纪中国山水诗的最高成就。他不仅是中国山水诗优秀艺术精神的“接线人”，而且对中国山水诗的古代艺术传统进行了现代艺术层面上的创造性转化。他的泰山诗描绘的似乎是纯粹客观的自然景物，然而就在他笔下那短到不能再短的文字里，含不尽之意于言外，容大千世界于其中。他简古空灵、萧散神远、幽雅孤傲的韵味，充分展示了东方神秘主义特有的人文情怀、生命灵致和美学风度。
    与泰山诗一样，一部现代中国的诗歌史主要是由旧体诗和新诗共同组成的。即使在新诗的代表人物那里，新诗也并没有覆盖旧体诗。旧体诗也是他们全部文学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例如，郭沫若是中国新诗的主要奠基人，但他终生创作旧体诗。他的泰山诗全都是旧体诗。当代著名新诗人贺敬之的泰山诗也都是旧体诗。实际上，对于新文学家来说，新诗和旧体诗各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和价值。他们写新诗多是出于理性和时代的需要，写旧体诗多是出于个人情感的需要；新诗多是写给别人看的，旧体诗多是为自己而作的；新诗属于现代中国的先锋文学，旧体诗属于现代中国的常态文学。对于中国旧体诗而言，正是由于新文学家没有放弃它而且使用它，因而为这一古老的文体灌注进新文化的精神内涵，使之获得了现代的生机。
    这也许是《全泰山诗》对后人更大的意义：借这“一斑”可窥中国诗歌之“全豹”。
    （《全泰山诗》，袁爱国主编，泰山出版社，2012年9月出版）

责任编辑：晓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