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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犁作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有他自己独特的文学主张：即对“真实性”的尊重。正如他自己所说：“当我钻在洞里的时间也好，坐在破炕上的时间也好，在菜园里夜晚散步的时间也好，我觉到在洞口外面，院外的街上，平铺的翠绿的田野里，有着伟大、尖锐、光耀、战争的震动和声音，昼夜不息。生活在这里是这样充实和有意义，生活的经线和纬线，是那样复杂、坚韧。生活由战争和大生产运动结合，生活由民主建设和战斗热情结合，生活像一匹由坚强意志和明朗的智慧织造着的布，光彩照人。”(《游击区生活一星期——人民的生活情绪》)因此，在他的小说中也忠实的实践着他这一主张：他的小说远离当时奉行的宏大叙事，采用独特的个人化视角，以人物身上具有的美好人情人性为线来结构全文，注重战争的日常生活化，表现的是普通人身上的淳美人情和人性，避免了对烽烟弥漫、战火连天的战斗场面的刻画，从而给极度紧张恐怖的战争年代留有一方温情的净土。孙犁极具人文关怀，着眼于对理想人情、人性的弘扬和赞美，然而，这种主体的理想人情、人性是与当时的某种政治意识形态即“抗战”分不开的。二者之间具有紧密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影响。 一方面，意识形态对人民大众的“询唤”作用。在当时的革命大背景下，革命者包括八路军等人民军队，已经担负起了抗日救国、救民的重大责任，他们通过宣传、说教等方式让处于水深火热中的人民大众自然地接受了抗战理论(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抗战救国已经上升为全民的意识形态)。这种形体的功能在于把劳苦大众“询唤”为革命的主体，使其臣服于这种主流意识形态。通过“询唤”，意识形态剔除了主体对“革命”的不满因素，使主体产生积极的参与感和极大的荣誉感，(以此换取不同程度的安全感)自动的表现为革命的主动者，而绝非被动者，从而将参与革命变成了意识上的自觉。于是，深受革命意识形态影响，有着共同抗战目标的军民之间的心理和行动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默契和一致。 另一方面，军民之间情意的相互交织与纠缠，以及民众对当时“抗战”这种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动接受。在那个极度紧张的战争年代，人民遭受战争之苦，早日获得身心安全与自由已经深藏在每个人的心中，因此，革命也便自然的成为社会的主流，全体人民心连心共同抵御敌人也成为不可辩驳的事实，于是，在这种情况下有着共同灾难命运和反抗意识的军民之间达成某种共识与统一，即“反抗日军，争取胜利，获得自由”，并且建立了稳固的阶级情、战友情。全民参与战斗的思想意识也就毫无条件的深深地植根于每个社会成员心中。可以说，人们接受“抗战”意识是一种不自觉的无意识主动接受。“自从弗罗伊德以后，许多哲学理论都把无意识看作我们个性的核心，是我们天性的产物。而阿尔都塞却论证说，我们的无意识也是意识形态性的。意识形态从外部构筑了我们的‘本质’和自我，因此我们所谓本质的自我不过是一种虚构，占据它的位置的实际上只是一个拥有社会生产身份的社会存在。”“事实上，我们是依赖于教育我们的语言和意识形态来看待自己的身份，来成为一个主体。”(《路易·阿尔都塞 《列宁与哲学》)正是在这样一种无意识的抗战意识下，人民群众、普通老百姓才能够从内心深处把抗战当作己任，并且义无反顾地付之于行动当中。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