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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紧扣实践读出真见识 《精讲》告诉我们，毛泽东博览群书不是“翡翠兰苕上”的文人自赏，而是有“掣鲸碧海”的大作为大志向。他看重的是中国革命的伟大实践，把学用之道发挥得出神入化。 毛泽东认为“只有讲历史才能说服人”，“看历史，就会看到前途”。毛泽东欣赏的历史人物，一是懂得历史规律能干成大事的人，二是从底层发展起来的朝气蓬勃的能人，三是忠厚仁义、大度谦逊、不计功名的贤人。 读史记《高祖本纪》《项羽本纪》《郦生陆贾列传》等，毛泽东认为，在楚汉战争中，项羽兵力远胜于刘邦，却屡失机会而败，“不是偶然的”，项羽最致命的缺点是“不爱听别人的不同意见”，而刘邦“豁达大度，从谏如流”。他的结论是，“项王非政治家，汉王则为一位高明的政治家”。他告诫说，我们的同志中也有这样的情况，“如果总是不改，难免有一天要‘别姬’就是了”。毛泽东认为项羽有“沽名”的弱点，为免负“不义”之名，犹豫不决，但也赞赏项羽的羞耻之心，他在1948年为新华社写的述评说：“蒋介石不是项羽，并无‘无面目见江东父老’那种羞耻心理。” 纵览中国历代开国统治者的业绩，毛泽东得出“老粗出人物”的感慨。当然他也说，没有知识分子的帮助不行。他分析楚汉战争：“刘邦能够打败项羽，是因为刘邦和贵族出身的项羽不同，比较熟悉社会生活，了解人民心理。”这使人联想起毛泽东在谈到“左”倾教条主义者时说：“他们不知道人活着要吃饭，打仗会死人。” 读《南史》，毛泽东为梁武帝手下的将领陈庆之而“神往”。陈庆之出身寒门，以少胜多、战功赫赫；仁爱百姓，克勤克俭；忠正刚直，在不被信任的情况下秉忠进谏，在有人对他有拥立之意时断然拒绝。毛泽东视陈为楷模，还称赞梁武帝名将韦睿是“劳谦君子”，号召“我党干部应学韦睿作风”。读《旧唐书·刘幽求传》，对于刘幽求不择手段谋求官位，打击异己，削贬后“愤恚而卒”的记载，毛泽东指出他心胸狭窄，“能伸而不能屈”。读《资治通鉴·汉纪》，蜀汉谋臣法正有利用权力泄私愤之劣迹，有人劝诸葛亮向刘备汇报，诸葛亮则以当时大环境不利于蜀国，而法正正辅佐刘备一图霸业，不能因为小事就限制他。毛泽东同意诸葛亮的看法，批道：“观人观大节，略小故。”由此可以看出毛泽东的用人之道。正如《精讲》所说：“毛泽东读史真是读到了骨头里，历史的精髓尽取。” 毛泽东延安时期提出的“改造我们的学习”的主张，也正是他自己读书的追求与要领。他指出：“不注重研究现状，不注重研究历史，不注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应用，这些都是极坏的作风。”他读马恩列斯，更重视列宁与斯大林，因为后二人有革命与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他读苏联哲学著作，但是从一开始就认为那些著作对矛盾的统一性同一性讲得不明白不到位。直到斯大林的错误揭露出来，他重视从斯大林的思想方法、哲学观点、辩证法掌握得不到家，直至陷入误区等方面找原因。他在思想方法上一直注意克服片面性，克服形而上学；在治党治国上一直警惕脱离人民、腐化堕落，使共产党变质成为人民的对立面。他谈文学，喜欢描写反叛斗争、抑强扶弱，站在被压迫被剥削者一边的作品；读《水浒传》，他说“没有法子，才上梁山。”他喜欢那些百折不挠、豪气冲天的文人诸如屈原、李白等。毛泽东非常喜欢鲁迅的作品，《精讲》辑录的关于鲁迅作品的笔记和讲话有九篇之多。毛泽东认为“鲁迅懂得中国”，他极其赞同鲁迅在《门外文谈》中“老百姓也可以创造文学”的观点，他号召全党学习鲁迅的政治远见、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 毛泽东对《红楼梦》的评价很高。他1956年在《论十大关系》的报告中说：中国“除了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历史悠久，以及在文学上有部《红楼梦》等等以外，很多地方不如人家，骄傲不起来。”他读《红楼梦》，是“当作历史来读的”，读出了阶级斗争、生产关系、封建与反封建、四大家族盛衰兴亡。但切不可以为毛泽东只会从政治历史方面品味文学作品，他对《红楼梦》无以复加的高看，还因为他认为《红楼梦》的“语言是古典小说中最好的，人物也写活了”。他对许多文史篇目的批注，都反映了他的文学造诣和审美高度。 关于毛泽东对儒家学说的复杂态度，《精讲》给予了梳理，使人们对此有一个全面了解。首先，毛泽东对儒家学说并不欣赏，他直言：“我这个人有点偏向，不那么喜欢孔夫子。”（1968年）这可以回溯到五四时期，当时的大潮流大趋势就是批判儒家学说，几乎所有的革新派革命党进步人士，都把矛头指向“孔家店”这个“思想界的强权”。26岁时毛泽东就说过：“我们反对孔子，有很多别的理由。单就独霸中国，使我们思想界不能自由，郁郁做二千年偶像的奴隶，也是不能不反对的。”（1919年）但我们也可以看出，毛泽东从来都不是简单地绝对地否定孔子。他常常把孔子及其学说从道德和哲学层面分开进行分析。毛泽东说：“孔孟有一部分真理，全部否定是非历史的看法。”（1943年）“我们共产党看孔夫子，他当然是有地位的，因为我们是历史主义者。”（1958年）他说：“说孔子的功绩仅在教育普及一点，他则毫无，这不合事实。”（1939年）对于孔子的“正名”说，毛泽东同意从观念纲领上予以否定，但他认为从哲学上说是对的，“一切观念论都有其片面真理，孔子也是一样”。对于孔子“过犹不及”的命题，毛泽东认为这种中庸观念本身不是“发展的思想”，体现了保守性；但是从哲学上说，它“是从量上去找出与确定质而反对‘左’右倾则是无疑的”，他还说这“是孔子的一大发现，一大功绩，是哲学的重要范畴，值得很好地解释一番”。（1939年）对于儒家学说中的“知仁勇”“仁义礼智信”等道德范畴的说法，毛泽东说：“‘仁’这个东西在孔子以后几千年来，为观念论的昏乱思想家所利用，闹得一塌糊涂，真是害人不浅。我觉孔子的这类道德范畴，应给以历史的唯物论的批判，将其放在恰当的位置。”总起来看，毛泽东似乎更同意对儒学进行批判性的改造，划清儒学中的精华与糟粕、儒学本意与历代统治者的曲解的界限，做出共产党人的新解。 四、《精讲》是毛泽东读书事迹的纪念丰碑 如果说毛泽东留给我们的读书遗产是光彩夺目的庞大宝库，那么，接受这份遗产，则需要费些力气。毛泽东读书量大、面宽、时间跨度长，笔记简详、深浅、独特性与概括性不一，整理起来可能是老虎吃天，无从下口。而读书笔记又常常最富个人色彩和随机性，有些还是进入自由王国的“任我行”之语。海量的精彩片段，令人难以形成完整全面的认知与结论。《精讲》在这方面立了大功。全书148万字，分为“战略”“哲学”“文学”“历史”四大卷，以现存有据的毛泽东批注过评点过谈论过的文字记录为依据，以观点为条目，每条由原文（有些略去）、毛泽东的笔记和谈话、精讲三个层次组成。《精讲》最具特点的确实是“讲”，讲得精准、精到、精确，富有学术性、思想性、条理性与全面性。既有对原书作者的介绍，又有毛泽东阅读的背景，笔记或谈话的针对性和着力点所在，还有各种相关说法、历史勾连等，就连毛泽东在其他场合其他年代谈到同一人物同一事件同一本书时的不同或相同的说法，也一一互为印证，最后，往往还能读到精讲者水到渠成的点评。如此，读者得以捋出毛泽东思考的来龙去脉。 在读《新唐书·马周传》时，毛泽东同意作者欧阳修对马周从一介草民成长为唐太宗的股肱之臣的赞扬，然而却不赞同作者最终评价他“然周才不逮傅说、吕望，使后世未有述焉，惜乎！”，针锋相对地批注：“傅说、吕望何足道哉！马周才德，迥乎远矣”，他认为马周所上奏折，乃“贾生《治安策》以后第一奇文，宋人万言书，如苏轼之流所为者，纸上空谈耳。”毛泽东不惜贬低傅说、吕望、苏轼等人，为马周辩护。此处，《精讲》用大篇幅讲解了马周向唐太宗所上奏折的建言内容，并说明毛泽东在多处重重加了旁圈，最后写道：“毛泽东对出身卑贱者、年轻人有偏爱，马周其一例也。”此言看似出乎意外，实则深得毛泽东之心。 对于毛泽东谈《诗经》，《精讲》梳理了毛泽东从1913年开始，在笔记、启事、书信中多次对《诗经》的引用和解释，以及50年代为列车服务员所写便条（让她把“静女”四句送给男友），强调了毛泽东对《诗经》的熟稔和理解程度。然后《精讲》指出，毛泽东同意司马迁所说“《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而不同意孔子的“怨而不怒”说，毛泽东的观点是：“心里没气，他写诗？”这样的梳理，不仅把话题讲透了，也讲出了一个有学养、有血肉的毛泽东。 李白的名诗《蜀道难》，历代权威文论对它从思想性方面作了各种猜测，《精讲》列举元代和今人的两种说法，一说是讽喻安史之乱中玄宗逃难入蜀，一说是提醒沉迷蜀地的人四川随时有发生变乱的可能。《精讲》告诉我们，毛泽东恰恰不同意这些政治色彩的分析，他说“不要管那些纷纭聚讼”，他感兴趣的就是这首诗的“艺术性高”。太妙了！ 《精讲》第四卷说：“毛泽东大概要算二战以来各国领导人中最喜欢读史，也读得最多的一位”，“从古代汲取今日建国治国的经验教训，应该说，这是毛泽东的一个长处或优势”。然后，《精讲》也说到：“这可能又是毛泽东的一个缺点，他由于过多了解传统，有意无意间会受到传统某些阴影的影响，对现实问题产生一些误解，从而影响了他对时局的正确评估，也影响了党内的民主生活。”站在21世纪的今天看，这样的评点，应该说是严谨、科学、富有启示性的。 读了《精讲》，可以设想，毛泽东曾以怎样的热忱，怎样的妙悟面对书之海洋、书之山岳，书之深邃内涵、书之感人肺腑。可以设想，毛泽东正是在书海里，活跃了思维，造就了精神品质，解开了精神枷锁，与古今中外的圣贤智勇切磋了能力，试炼了精神，发现着新大陆、新图景！在沉潜于书海的时候，他的主体精神得到前所未有的充分发挥，他是最最纯粹的他自己。可以说，没有二十世纪中国翻天覆地的历史洪流，没有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就没有毛泽东；没有那些浩瀚书文的化育、滋养，也不可能有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不可能有毛泽东的诗情、才情，高度、深度。 《精讲》实为一部可读之书，信息量大，知识性强，可以知人，可以鉴史，可以大开眼界。为了给读者铺设一条坦途，编者们知难而上，做了大量考订查找、印证对照的编辑工作，考虑周全、繁简得当、扎扎实实、兢兢业业，为毛泽东的读书事迹，树立了一座永远的丰碑。而书中的《学用之道——毛泽东书山路上的风景》这篇长序，堪称全面论述毛泽东读书生涯的纪念碑文。 （作者：王蒙，系作家、文化部原部长、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