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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标题】Studies of Social Contention: The Western Theory and Chinese Perspective 【作者简介】王金红，华南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黄振辉，中共中山市委党校讲师、华南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博士生(广东 广州，510631)。 【内容提要】近年来，社会抗争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热门议题。西方学者试图为世界历史与现实中发生的重要事件提供新的分析工具和理论解释，建构了社会抗争理论。西方社会抗争研究的理论范式经历了从心理怨恨理论、弱者武器理论、集体行动理论到政治过程理论的演进。目前，政治过程理论的影响最大。受社会抗争理论的影响，中国学者开始研究转型期中国社会抗争问题，形成了资源/条件视角、关系/结构视角、情感/意识视角、角色/性别视角。中国社会抗争研究具有明显的理论解读倾向，未能有效地解释中国的社会抗争，尚有待进一步发展。 【关 键 词】社会抗争/理论范式/研究视角 20世纪末、21世纪初，以查尔斯·蒂利、西德尼·塔罗、道格·麦克亚当为代表的一群政治学家、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围绕革命、社会运动、民权运动、民主化运动等问题进行讨论，他们试图为世界历史与现实中发生的重要事件提供新的分析工具和理论解释。随着《抗争政治》等研究成果的相继问世，社会抗争研究迅速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热门议题，蒂利等人成为这一领域的领军人物。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进入了社会转型期，各种社会矛盾频发，群体性事件数量不断增加，俨然成为各种类型社会抗争登台表演的实验剧场。在此背景下，西方学者社会抗争研究的理论触角伸进中国，中国学者从中汲取有益的理论资源，开始研究转型期中国的社会抗争问题，形成了社会抗争研究的理论视角。那么，西方社会抗争研究形成了哪些理论范式？中国学者的社会抗争研究依凭什么理论、立足何种视角？本文根据现有的研究成果，对上述问题做一个初步的文献梳理。 一、西方社会抗争研究理论范式的演进 从理论渊源来看，社会抗争研究缘起于对革命、造反和社会运动的研究，具有深厚的理论传统。按照不同的理论出发点以及代际关系，西方社会抗争研究的理论范式经历了从心理怨恨理论、弱者武器理论、集体行动理论到政治过程理论的演进。 1.心理怨恨理论。该理论的核心是“挫折—攻击”的逻辑关系。1970年，格尔(Gurr)出版了《人们为什么要造反》，该著作在社会运动的背景部分讨论了大量的社会结构因素，包括社会变迁、政治危机、经济转型等。格尔的开创性贡献在于运用“相对剥夺感(relative deprivation)”这一个概念分析民众的造反行为。格尔认为，社会的急剧变迁会导致个人实现能力小于个人的期望值，人们会产生相对剥夺感。“相对剥夺感越大，人们造反的可能性就越大，破坏性也越强。”[1]相对剥夺感的大小有助于解释人们参与造反活动的可能性。与格尔的理论相类似，詹姆士·戴维斯在《为什么人们起义》中提出了“J形曲线”理论，该理论认为，最容易发生革命的时刻点是国家社会经济持续增长过程中，突然出现短暂的逆转。这个突然出现的逆转点就是革命的爆发点。“J形曲线”理论和格尔的“相对剥夺感”理论有着共同的心理学原理，即社会普遍的心理怨恨容易导致极端的社会行动。 在政治学领域，亨廷顿在研究发展中国家政治稳定问题时提出的“差距假设”理论与心理怨恨理论具有高度的一致性。他指出，“都市化、扫盲、教育和新闻媒介都给恪守传统的人士带来了新的生活方式、新的寻乐标准和获得满足的新天地。这些新鲜事物打破了传统文化在认识和观念上的障碍，并提高了新的渴望和需求水准。然而，过渡型社会满足这些新渴望的能力的增进比这些渴望本身的增进要缓慢得多。结果，便在渴望和指望之间、需要的形成和需要的满足之间或者说在渴望的程度和生活水平之间造成了差距。这一差距就造成社会颓丧和不满。”[2]在亨廷顿看来，由社会颓丧和不满而产生的社会挫折感将对社会稳定带来严峻挑战。 2.日常抗争理论。该理论是美国学者詹姆斯·斯科特研究农民抗争行为而提出的一套理论解释框架，具体包括“生存伦理”、“弱者的武器”、“隐藏文本”。1976年，斯科特发表《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生存与反抗》，阐述了缅甸、越南农民的“生存伦理”和“安全第一”的道义经济，并在书中用“生存伦理”解释了东南亚农民的反叛问题。他认为，农民反叛不仅仅是食物和收入问题，而且也与农民的社会公正观念、权利义务观念和互惠观念有关。随着农业的资本主义化和农业技术的推广，东南亚农民日益陷入贫穷的境地。农民为何反抗？如何反抗？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斯科特通过对马来西亚塞达卡地区农民的研究，提出了“弱者的武器”、“日常反抗”等概念。他指出，农民并不是没有认识到他们的处境，塞达卡农民完全认识到农业技术化给他们带来的巨大冲击；只是他们认识到公开反抗所付出的成本和代价，所以采取了一种“日常反抗”的方式以获得保全和生存的机会。农民有两种形式的反抗：日常反抗和公开性质的反抗。[3]所谓日常反抗，其特征是无组织的、非系统的和个体的；机会主义的和自我放纵的；没有革命性的后果，而且就其意图或意义而言，含有一种与统治体系的融合。日常反抗的具体形式包括了行动拖沓，假装糊涂，虚假顺从，小偷小摸，装傻卖呆，诽谤，纵火，破坏，等等。斯科特并不同意将这些日常形式的非正式反抗视为无足轻重和毫无意义的。这类反抗的技术长期以来正是最有意义和最有效的，因为它们适合农民的社会结构和社会特点。日常反抗形式是一种没有正式组织、没有正式领导者、不需证明、没有期限、没有名目和旗号的社会运动。然而，农民这些卑微的反抗行动却不可小觑。大量的、微不足道的、小行动的聚集就像成千上万的珊瑚虫日积月累地造就的珊瑚礁，最终可能导致国家航船的搁浅或倾覆。仅此而言，理解这些无声的、匿名的农民行为的颠覆性就是十分重要的。[4]斯科特进一步指出，“这些武器也并非为农民所专有，人们在观察中不难发现，官员和地主也经常抵制和破坏那些于己不利的国家政策。”[5] 1990年，斯科特出版了《反抗的支配与艺术：从属群体的隐藏文本》，推出了“隐藏文本”这一概括农民行为选择和意识形态的分析性概念。通过这一概念，斯科特进一步阐述了底层群体的意识形态特征，并以此解释和理解底层群体难以捉摸的政治行为，为理解支配与反抗提供了新方法。 3.集体行动理论。美国经济学家奥尔森提出，当一个集体变得越来越大时，宁愿“不劳而获”的“搭便车者”就越来越多，集体行动的可能性就越来越小。因为集体越大，增进集体利益的人获得集体总收益的份额就越小，任何一个个体所获得的收益也就越小；集体成员的数量越多，组织的成本就越高。这就陷入到“集体行动困境”之中。走出“集体行动困境”必须满足三个条件，一是只有集体中最重要的成员才有足够的兴趣担当领导，为集体谋利，为组织提供公共品；二是给集体的成员施加纪律约束；三是给集体的成员提供“选择性激励”。[6] 奥尔森的“集体行动困境”理论与美国20世纪60年代风起云涌的社会运动形成强烈反差。按照奥尔森在集体行动理论中的“理性经济人”假设，“理性经济人”绝不会为别人的利益去抗争。然而在60年代美国的确出现了成千上万的人参与社会运动。美国社会学家约翰·麦卡锡和梅耶·扎尔德认为，专业的社会运动组织为社会运动提供了组织、财政支持等资源条件。“奥尔森之谜”的答案就是组织。[7]尽管约翰·麦卡锡和梅耶·扎尔德的观点颇富洞见，但也遭到了大量的质疑与批评。这些批评包括：如何解释思想意识、责任感等在不公平抗争中的作用？社会运动的专业组织如何与利益集团区分？除此之外，美国大量存在的普通群众运动又该如何解释？显而易见的是，他们的理论在过分抬高社会运动条件和资源重要作用的同时，也过分贬低了怨恨、剥夺感等作为社会运动原发动力的情感因素的作用。虽然约翰·麦卡锡和梅耶·扎尔德的理论遭受到了众多批评，但却准确地预测了美国社会运动专业化、制度化的发展趋势。 4.政治过程理论。长期以来，社会抗争的研究都侧重于社会学、心理学与经济学的研究路径。查尔斯·蒂利将国家与政体带回到社会抗争研究之中。这同时带来了社会抗争研究的根本转向，这一转向将社会抗争研究带回到失落已久的政治学传统之中，并成为学术创新生长点。蒂利在《从资源动员到革命》中，试图用政体模式的概念分析集体行动。他详细描述了集体行动动员一系列的条件，并指出其中最重要的是挑战者的“机遇—威胁”和当权者的“助长—抑制”机制。[8]在此之后，麦克亚当和蒂利建构了社会运动和革命的政治过程模型。根据这个模型，任何一个成功的抗议活动都包含动员网络、政治机会结构、抗议台本、集体行动框架等要素。[9]西德尼·塔罗用“抗议周期”进一步发展了蒂利的政治过程模型。塔罗认为，“当政治机遇和限制模式变化时，人们就会投入斗争政治，并随时通过有策略地采用集体行动的手法，创造新机遇，让其他人在扩大的斗争周期中使用。”[10] 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期，塔罗、蒂利和麦克亚当等人开始逐渐对政治过程模型感到厌倦。这一方面是因为大量关于社会运动的学术研究显得机械而缺乏新意；另一方面则是因为社会运动这一范畴不足以概括丰富多彩的抗争行动。蒂利指出：“社会运动是一个历史范畴而不是一个普遍的范畴。”[11]在蒂利新近的著作《抗争政治》中，试图用抗争政治代替社会运动，他在该书中提出了抗争政治的研究方法及政权、剧目与机遇等分析抗争政治的核心范畴。这意味着社会抗争研究范式从社会运动转向抗争政治，从探寻社会运动的本质、社会基础转向抗争互动的研究，其目的在于，蒂利要把机械的、毫无动感的社会运动理论改造为一个更具动感、更具包容性的抗争政治理论。 二、西方社会抗争理论的中国观照 西方社会抗争研究的理论范式影响了西方学者对当代中国社会抗争的研究。在当代西方学术界，对中国革命和造反研究最具影响力的学者是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其早期的研究关注中国革命时期的上海罢工。裴宜理认为，中国反叛与革命的传统可以回溯到农民起义，当代中国社会抗议活动是在历史台本下展开的。分析当代中国的大众抗争活动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中国今天的抗争行为多大程度上和中国此前的历史存在关联，在何种程度上是对中国社会改革的回应？”[12] 除了裴宜理之外，一些旅居欧美的海外华人学者直接运用西方社会抗争理论，对当代中国社会抗争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由于他们所走的是西方学理—中国经验的学术路线，因此，笔者将海外华人学者的研究视为西方社会抗争理论的中国观照。海外华人学者对中国社会抗争的政治机遇与制度空间进行了研究。李静君(Ching Kwan Lee)认为，中国的社会改革一方面增加了工人对政府、经理阶层和资本家的敌意；另一方面也给工人阶级的利益表达和怨恨释放提供了新的政治和制度空间。崔大伟(David Zweig)则认为当代中国社会抗争频发的原因是中国法律的弱化，其表现是“法治仅在市场经济领域而非在政治领域”。[13]裴敏欣认为，目前中国的政治制度无法回应和消化经济社会发展的外部性所造成的社会抗议，造成了所谓的“政治外部性”。总而言之，一方面中国的社会转型是社会抗争频发的根本原因；另一方面，社会转型也为抗争者提供了制度空间与组织资源。 海外华人学者也对中国社会抗争的策略进行了研究。陈欣(Chen Xin)从中国“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的日常抗争实践中建立起“机会主义的麻烦制造者”的学理解释。陈欣认为，中国的抗争者总是在服从和反抗之间取得平衡。至于何时服从、何时反抗则取决于哪一种抗争策略更为有用，哪一种策略更有助于达成抗争目标。[14]从这个意义而言，中国民众的日常“反抗”实质上仍然是服从，而非造反。中国的抗争者是典型的实用主义者。李静君认为，中国工人抗争一个惯用的策略是让报纸、杂志等媒体关注他们的行动，吸引公众的注意力并从中获得同情。[15]Sing Lee和亚瑟·克莱因曼(Arthur Kleinman)则提出，在当代中国自杀本身已经成为一种抗争的方式。[16] 海外华人学者除了关注社会转型与社会抗争、社会抗争的策略之外，另一个关注的问题是意识形态、观念、情感等对社会抗争的影响。裴敏欣认为，抗争者的权利意识不仅影响抗争的频率，同时也改变了抗争的形式。与西方国家对权利的理解不同的是，中国的权利观念受到了功利主义和集体主义的影响。在这种权利观念影响下，中国政治的合法性观念并非来自于人民主权，而是取决于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景军(Jing Jun)、崔大伟等人认为，大众宗教和民间意识形态在社会抗争中发挥着轴心作用。[17] 机遇、策略与观念是当代西方学者研究中国社会抗争的关键词，这与裴宜理提出的政治机会结构、动员网络与集体行动框架相映成趣，其优势在于为中国社会抗争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但毋庸置疑的是，当代西方学者对中国社会抗争的研究受到了模式化的理论束缚，显得视野不够开阔。同时，由于经验的隔阂，西方学者对中国社会抗争的研究没有提出具有说服力的机制解释。 三、中国社会抗争研究理论视角的形成 近10年来，中国学者对社会抗争的研究取得了快速的发展，并且形成了丰富多样的核心概念，如群体性事件、集体行动、维权行动、维权抗争、社会冲突、社会抗争等。这些表述的不一致性恰恰反映了研究者所持立场和研究取向的不同。根据文献梳理，笔者发现，国内社会抗争研究主要形成了资源/条件、关系/结构、情感/意识、角色/性别四个不同的视角。 1.资源/条件视角。一方面，该视角在当代中国社会抗争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它具有比较明显的经济学研究取向；另一方面，它也深受“斯科特传统”的影响。资源/条件视角是斯科特生存伦理视角的拓展，侧重于分析抗争者在抗争的过程中运用的手段与策略。 裴宜理认为，中国民众的抗议活动有一个基本传统，即都在遵守规则。[18]欧博文、李连江认为，中国农民抗争是依政策抗争或者说是依法抗争。[19]于建嵘对依法抗争进行了略微调整，认为中国农民的抗争行动可以放在以法抗争的框架下解释。从表面上看，依法抗争和以法抗争的差异在于依法抗争的“法”主要是政策和法律，而以法抗争的“法”则更接近于韦伯所说的合法性，事实上却并非如此。以法抗争强调农民的抗争是“一种旨在宣示和确立农民这一群体抽象的‘合法权益’或‘公民权利’政治性抗争”。[20]以法抗争所要突出的是抗争行动的政治含义。对于中国工人的抗争行动，于建嵘则提出了“以理维权”，因为工人抗争维权多以意识形态为依据，最常见的抗争理由是“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是我们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我们是国家的主人”。 董海军在于建嵘“依法抗争”和“以理抗争”的基础上提出了“以势抗争”。他认为，弱者并不总是处于弱者的地位，在某些时候，弱者的身份本身就是抗争的有力武器，“作为武器的弱者身份”是农民抗争的另一种政治机制，即中国农民抗争乃是“以势(弱者的身份)抗争”。[21]折晓叶研究了中国农民在本土非农化压力、城市化暴力和工业私有化境况下所采取的博弈策略，认为农民所采取的基本策略是运用“韧武器”——一种既柔软又坚实的武器，即采取非对抗性的抵制方式获得合法性，从而保障自己的权益。[22]应星则指出，草根行动者是一个既不完全认同于精英，也不完全代表底层，而是有着自身独特行动目标和逻辑的行动者。草根行动者所进行的草根动员，使农民群体利益表达机制在表达方式的选择上具有权宜性，在组织上具有双重性，在政治上具有模糊性。草根动员既是一个动员参与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进行理性控制并适时结束群体行动的过程。应星还指出，判定农民利益表达行为性质的关键在于行动的政治性。[23]在最近的一篇论文中，应星提出了“以气抗争”，他认为在维权行动中，利益冲突是事件的原发性的基础，“气”是行动再生产的推动力量。[24]在此之后，王洪伟根据对艾滋病人抗争行为的研究，提出了“以身抗争”。他认为在“以身抗争”模式中，身体成为一种带有支配性的权力，血淋淋地卷入统治或某种政治支配领域；活生生的肉体被附加了抗争性的政治权谋。[25]此外，黎相宜用“框架借用”的概念分析失地农民的集体抗争，指出失地农民和精英阶层在抗争过程中相互借用对方框架的策略，导致草根的部分利益诉求被置换。黄荣贵研究了互联网在抗争行动中的角色，他认为互联网不仅能够成为草根行动的充权手段，也可能成为政府进行自我调节的工具；互联网对抗争行为的实际影响取决于政府与社会之间的互动。[26] 资源/条件视角的研究主要关注抗争者采用什么武器以及何种策略，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中国社会抗争者的抗争武器和策略谱系。资源/条件论者的贡献在于，他们以西方的理论框架为学术创新的原点，实现了西方学理的中国应用。同时，他们不囿于西方理论的窠臼，为发展出中国社会抗争的本土化理论作出了有意义的学术努力。但是，他们在讨论抗争武器与策略的过程中，似乎忘掉了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武器为何有效？这个问题追问的不是武器是什么，而是武器使用的动态过程。另一方面，部分解释框架只是针对特定的群体，这使得其在理论的普适性上大打折扣。 2.关系/结构视角。该视角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社会关系网络的视角；二是社会结构的视角。冯仕政的研究发现，一个人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社会关系网络规模越大或势力越强、关系网络的疏通能力越强，对环境危害作出抗争的可能性就越高，反之则选择沉默的可能性就越高。[27]石发勇则将社会网络扩展至当权者如何用社会关系网络反制抗争者，认为抗争者与当权者事实上在社会关系网络内存在非正式的互动。他的研究发现，不仅城市阶层的居民善于运用关系网络作为“武器”。同时，地方当权者也经常利用关系网络作为主要手段来动员国家政权机构和普通市民的支持，瓦解市民的抗争。关系网络成为影响城市基层维权运动爆发的结构性原因。中同尽管仍旧是个威权主义国家，但当前的行政体系处于一种相对“分裂”的状态，[28]为抗争者提供了抗争机遇。施云卿则认为，地方政府特殊权力结构将为维权营造机会结构，藉由行动者的积极建构，这种机会结构会发展成为真正可以利用的机会空间。[29]石秀印在阶层分化背景下进行分析，认为目前中国日益分化的社会阶层形成了特殊的“政治—社会”结构，这种“政治—社会”结构既包括社会结构，也包括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结构以及地方政府辖区内的社会共同体结构。存这种“政治—社会”结构下进行博弈只能导致部分弱势群体的利益被牺牲，从而实现整体利益格局的平衡。[30] 任焰、潘毅则把研究视域转到空间政治，研究了宿舍劳动体制对抗争的影响。他们认为在宿舍劳动体制中，居住与劳动的高度聚集使得工人有可能发展出集体性资源，这有助于动员工人向工厂管理者发动集体性挑战。 从关系/结构的视角出发研究社会抗争的研究者大多受过社会学训练，他们的研究大都比较严谨。与资源/动员视角部分研究者不同的是，关系/结构视角更注重解释传统以及当权者和抗争者之间的动态分析。正因为如此，在关系/结构的瓦动分析视角中，我们难以发现类似于资源/条件视角中“以XX抗争”的模式归纳。这一方面是因为“互动”已经预设了模式的不确定性，另一方面则可能与他们对“理论发现”持更为审慎的态度有关。关系/结构视角从微观的关系与宏观的社会结构出发，使我们能够从“机遇结构”的角度去理解中同社会抗争的某种必然性。值得注意的是，关系/结构的相关研究对中观机制似乎关注不多，从宏观结构到微观行为之间的发生机制与逻辑关联非常有必要予以进一步揭示。 3.情感/意识视角。该视角来自于相对剥夺感理论与理性选择理论。持情感/意识视角的研究者认为抗争者采取行动的原因要么是出于一种怨恨、愤怒，要么是出于一种责任感或者一种自觉的伦理意识。李培林等人的研究指出，利益格局的变动对社会冲突数量的增多的确有影响，但“利益变动本身尚不足以导致冲突行为的发生，由利益变动导致的不公平感和对现状的不满才是冲突行为产生的直接根源”。[31]李强认为，对农民工的“绝对剥夺”会造成严重的社会后果，目前发生大量涉及农民工的尖锐社会冲突可以放在剥夺感框架下得以解释。[32]刘能则认为怨恨解释是都市集体行动框架的一个关键变量。[33]何艳玲对城市经济抗争的分析也表明心理因素、公平感、社区保护意识是环境冲突的根源之一。[34] 如果说怨恨、不公平感是抗争者采取行动的情感依据，那么理性算计意识则决定了抗争者的行动类型。有学者认为，农民工抗争行为是理性的。当农民工合法的权益受到损害时，农民工有三种类型的抗争行动：忍气吞声、诉诸制度以及极端抗争，但农民工在抗争方式的选择上受到“成本—收益”的约束，[35]农民工抗争过程中表现出理性算计的意识。在具体的抗争方式上，农民工的抗争是非法律的抗争，正式的法律的作用极其有限，抗争的结果取决于利益的政治化博弈。[36]徐昕也认为，转型期农民工为权利而自杀的现象频繁发生，其深层的原因是社会的严重不公；为权利而自杀是一个符合经济逻辑的理性选择。[37]有学者认为，在解释社会抗争行为时不应该忽略抗争者伦理意识的重要意义。景军的研究表明，文化因素在动员人们参与抗争的过程中显然起到了一个核心作用，农民在环境污染的问题上经历了一次认知革命，其行动主旨乃是以人为本，寻求的是普通民众所理解的“讨个说法”，即涉及社会正义的说法，整个抗争过程体现了人们权利意识的升华。[38]吴长青主张。应该将伦理带入到农民抗争的研究之中。他认为，“伦理在中国农民的社会生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也是中国社会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领域，更是中国农民抗争行动的重要维度。”[39] 情感/意识视角可以回溯到格尔的“相对剥夺感”理论。从情感/意识视角出发的研究更像是应用性研究，其内在的困境在于难以在理论上有所突破。事实上，对于中国社会抗争中的文化因素与历史传统对当代中国社会抗争行为的影响我们仍知之甚少。历史记忆积淀下来的文化心理结构对于理解中国当今的社会抗争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但这远非纯粹的案例研究和定量研究所能达致的，引入历史的维度或许可以增强情感/意识视角的理论活力。 4.角色/性别视角。该视角是中国社会抗争研究中一个新的研究视角，它包含两个方面的问题：谁进行了(参与了)社会抗争？谁在社会抗争中扮演重要角色？在相当长的时期，中国学者对社会抗争的研究从不同侧面关注了社会抗争的行动主体，因此，很多研究重点描述谁在抗争、如何抗争之类的问题。这方面最典型的研究包括，受冤屈农民的上访告状，失地农民的群体行动，国内移民的安置矛盾，下岗工人的维权行动，农民工的维权抗争，房屋拆迁中的市民抵抗，城市业主的利益表达行动，环保人士的抗议活动，等等。从行动主体来看，中国社会主要阶层都发生了抗争行动；从行动方式来看，抗争剧目与抗争手法无奇不有。林林总总的社会抗争研究揭示了转型时期中国社会矛盾无处不在、社会抗争无处不在的真实社会政治图景。 至于谁在社会抗争中扮演重要角色？刘能的研究试图说明，草根精英在社会抗争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在政治机遇结构对参与水平有所遏制的情况下，从草根群体中崛起的领导者和积极分子在社会抗争中的作用更为明显。[40]朱健刚和王超通过研究指出，老年人群体在城市业主维权抗争中往往成为主要角色，这是因为，经历了社会主义政治运动和实践经验的积累，老年人被赋予“人民性”的价值，老年人中的核心分子具有一种献身感，因此在城市集体行动中，老年人总是容易积极参与并且扮演重要角色。[41]石发勇通过对城市环境抗争的案例研究发现，体制内成员如公务员、军人和教师在信息供给、资源获取和行动策略上扮演重要角色。[42]无论草根精英、老年人还是体制内人，这些抗争者所扮演的角色可能跟特定的抗争议题、利益诉求、机遇结构有密切关系，抗争者内部的角色分工并非总是一成不变的。 值得注意的是，受女性主义思潮的影响，中国社会抗争研究很快就引入了性别视角，而且确定了女性参与社会抗争的主要领域以及女性参与社会抗争的优势。陈晓运、段然通过对广州P区居民反对建立垃圾焚烧发电厂事件的案例研究，揭示了女性参与环境抗争的发生逻辑及其行动轨迹。她们指出，从出于风险焦虑走出家庭、冲向抗争一线反对垃圾焚烧，到退回社区开展垃圾分类，环境抗争中女性的行动选择是“游走在家园与社会之间”，环境抗争成为女性公共参与的崭新领域。[43]为什么女性会成为各种环境抗争行动的主要角色？为什么环境抗争能够成为女性参与抗争的主要领域？西方女性主义研究者认为，女性参与环境抗争往往成为妇女运动和环境运动开展的契机。这种现象可能根源于妇女创造生命与自然孕育生命之间存在本原联系，因而女性对自然和环境往往采取关照和维持的态度。[44]而陈晓运、段然的研究似乎想说明，透过P区居民反对垃圾焚烧发电厂的抗争行动，都市女性传统的柔性品质、重视家园的情感驱动、对健康时尚生活的理解、公共参与意识等，构成了女性参与环境抗争的动因。尽管性别视角被带入了抗争之中，但是性别角色与抗争之间的关联仍然有待进一步观察。 四、对中国社会抗争研究的评论与展望 国内社会抗争的研究业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现有的研究几乎覆盖了抗争研究的各个方面，为社会抗争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启示和有益的学术积淀，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社会抗争研究已经不存在发展和完善的空间。以西方学术界理论范式为参照，社会抗争的研究大致上有社会学、经济学、心理学和政治学等四个研究路径。西方社会抗争的研究经历了从社会学到政治学的演进过程。目前在西方学术界最为时髦的政治过程理论是查尔斯·蒂利将社会抗争带回政治学传统的产物。在蒂利新近出版的著作《抗争政治》中，一个明显的倾向是抗争政治研究更加注重对动态机制研究以及多视角的融合。相对而言，国内真正从抗争者与政府互动的视角进行研究并提出解释性机制的并不多见；另一方面，相关学科之间缺乏交流与综合，局限了研究者的理论视野。除此之外，国内社会抗争的研究还具有以下特征： 一是具有比较浓厚的解读色彩。在社会科学中，解读和解释是社会科学研究的两大传统。解读的目的不在于寻找事物的内在逻辑关系，而在于理解和厘清特定人类活动在特定文化条件下内在的含义和意义；解释则在于寻找具体事物和事件的内在机制以及与之相应的因果、辩证、对话型或历史型关系。[45]国内社会抗争研究中的“斯科特传统”属于典型的解读，其主要特征是提出一个解读性的概念作为起点和终点。解读是阐释学的，它的理论追求能告诉人们事物的本质特征是什么。解读的价值在于它有助于我们从不同的侧面认识事物，但它无法告诉我们事物发生的因果关联以及各个因素之间稳定的关系模式。基于解读的学术研究更易于有新的学术发现，但这种学术发现并不一定有利于学术对话与学术积累。由于每个研究者的解读角度不一样，解读的理论工具不一样，得出的结论自然而然也不一样，这就增加了学术对话的难度。因此，从解读转向解释是一个可以解决问题的切入点，它取决于是否能够提出真的学术问题。一个可取的方式是将解读和解释相互结合，既要发展适合解读中国社会抗争的理论范畴，也要揭示中国社会抗争的发生机制。 二是带有明确问题导向的研究比较缺乏。从文献来看，在国内学者的社会抗争研究中，除冯仕政、石发勇等少数学者外，带有强烈问题意识的研究并不多见。冯仕政在《“大力支持，积极参与”：组织内部集体抗争中的高风险人群》一文开篇即提出：“一个组织内部如果发生集体抗争，哪些人最有可能参与？”石发勇在《关系网络与当代中国基层社会运动——以一个街区环保运动个案为例》一文的前言部分也提出：较之于面临着相似维权问题的其他街区，为什么有些街区的居民更为积极地诉诸于集体抗争，并且在行动中更为成功？市民抗争者如何通过自己与他人、组织之间横向性的或垂直性的关系网络来组织集体行动？这类问题导向研究的优势在于它可以导出因果关联的解释，而且问题边界清晰，为学者之间的对话交流提供可能。遗憾的是，在国内学术界的社会抗争研究中，很多都缺乏明确的问题意识。这种研究的结论一般集中于两个方向：一是提出一个概念对案例进行解读；二是进行简单的、静态的、大而化之的归因。事实上这不利于有效的学术积累。因此，要进入这个研究领域，关键是要提出有价值的学术问题。 三是不够重视对社会抗争发展趋势的研究。在国内学者的社会抗争研究中，只有王赐江、蔡禾等为数不多的学者对中国社会抗争的发展趋势明确予以了理论上的关注与思考。王赐江在《集体暴力抗争：值得关注的极端维权方式》一文中指出，贵州“瓮安事件”、云南“孟连事件”和甘肃“陇南事件”昭示了社会抗争暴力化的发展趋势。蔡禾通过对广东南海本田工人罢工的案例研究，勾勒了农民工的利益诉求从“底线型”向“增长型”转变的趋势。[46]在大量社会抗争研究中，很少有人关注中国社会抗争的发展趋势。趋势研究的重要意义在于它可以指出事物的发展方向。正如约翰·麦卡锡和梅耶·扎尔德的研究指出了美国社会运动的发展趋势一样，尽管他们的研究遭到了大量的批评，但由于其准确地预测了美国社会运动的发展趋势，丝毫无伤其社会运动研究经典文献的地位。从中国的社会抗争发生现状看，中国的社会抗争具有偶发性、随机性；以个体抗争、利益抗争为多，其和经典意义的社会运动尚有一定的差距。但是否意味着它不可能转变为经典的社会运动？如果它不是演变为经典的社会运动，那么又会向哪个方向发展？对于这一问题，国内并没有相关的研究作出令人信服的分析。 四是研究方法相对集中于依赖案例的经验研究。目前国内社会抗争研究一个非常好的现象是经验研究多，以文献研究为主的理论文章少，这主要原因是社会抗争本身就是一个具有现实意义的问题。需要指出的是，国内经验研究最典型的特征是以单案例研究居多，只有为数不多的成果进行了多案例比较研究。从研究方法层面来看，单案例研究更适合于探索性研究而不太适合解释性研究。因此，从单案例导出的理论框架，其可靠性、有效性与普适性值得怀疑。另一方面，真正做定量研究的人非常少，这主要是因为在社会抗争领域进行定量研究非常困难，首先面临的难题是抽样如何控制，其次是样本的采集也非常困难。但是，没有定量研究，社会抗争理论成果的精确性、可靠性也会受到质疑。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出现了大量的社会抗争活动，但是，迄今为止，为什么中国并未出现经典意义上的社会运动，而是呈现出“有抗争、无运动”的状况，这种现象需要在理论上给出一个完整的解释。此外，尽管依法抗争、以法抗争、以势抗争、以身抗争、以气抗争等一系列的概念为我们提供了具有谱系意义的解读框架，但这些解读框架揭示的却是不同抗争类型之间的差异性，而无法回答中国社会抗争行动的共性。随之而来的问题是：是否存在能够容纳不同抗争类型的综合性范畴？社会科学的使命在于发现隐匿于现象背后的稳定模式。如果将追求稳定模式的使命寄托在抗争行动中当权者与抗争者的互动分析之中，那么，一个明显的挑战是：抗争互动本身是动态的，具有不确定性，如何在这种动态的不确定性中发现具有确定性的稳定模式。应对这个挑战的策略不仅在于合理的研究设计与科学的研究方法，可能更为重要的在于实现社会抗争理论的本土化。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在中国社会抗争研究中，无论是西方理论—中国经验，还是西方理论—中国视角，都具有明显的理论解读倾向，未能有效地解释中国的社会抗争，社会抗争研究有待进一步发展。 【参考文献】 [1][45]赵鼎新：《社会运动讲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28、7页。 [2]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第49－50页。 [3][5]詹姆斯·斯科特：《弱者的武器：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郑广怀、张敏、何江穗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7年，第38、35页。 [4]郭于华：《再读斯科特：关于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中国图书评论》2007年第8期。 [6]曼瑟尔·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陈郁、郭宇峰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4年，第40页。 [7][8][10]西德尼·塔罗：《运动中的力量：社会运动与斗争政治》，吴庆宏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年，第21、24、26页。 [9]裴宜理：《底层社会与抗争性政治》，阎小骏译，《东南学术》2008年第3期。 [11]查尔斯·蒂利：《抗争政治》，李义中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年，第13页。 [12][17]Elizabeth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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