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顾 农 《 中华读书报 》（ 2012年07月18日 10 版）  《唐代干谒与文学》，王佺著，中华书局2011年1月第一版，30.00元 唐代知识分子在谋取功名和官职的途中，写过大量的自荐材料，其中有书信、文章、诗歌以及他们本人的其他作品，献给考官以及能够影响科举考试录取过程的其他大人物，献给估计可能有助于自己顺利进入官场的各路达官贵人；其意义无非在于露才扬己，希望得到垂青，达成自己的目的；这一番虽然非常功利却完全可以理解的努力，影响于唐代文学者甚巨。 这方面材料极多，前人也颇有论述，例如行卷、温卷之风就曾引起过文史学者很大的注意。但是把求功名与求官职这两个相互区别而又有密切联系的过程加起来考虑，作综合而深入的论述，则尚不多见；新近面世的一部专著把这一方面的研究和论述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读起来非常过瘾。联想到当下因实行聘用制而举行的各种考试包括面试几乎每天都会有，青年人撰写自荐材料广为投送乃是非做不可的事情之一，读起来就更有兴味了。 《唐代干谒与文学》一书材料丰富，时有新见，在目前的同类出版物中是水平比较高的一本。但我读此书却有一个很大的疑惑，就是其中似乎存在一个老大的矛盾，未能解决。作者写道—— 唐朝取士制度从原则上肯定了任何身份和地位的人都有求取官位和参与政权的平等权力，而取士观念的转变令干进之人从心理上，逐渐摆脱了士族一统天下时，给予寒族文人无形的社会压力，统治者既不以积极入仕之行为可耻，应举求官者更无以此为耻的理由，尤其是那些凭真才实学为自己谋求仕途的文人，在统治者求贤任能，不隔士庶的取士观念的激励下，更可以理直气壮的博取功名。作为实现功名仕途理想的一种手段，干谒行为不再背负着不公正的道德压力，也无须苦痛于不公正的取士制度，它在客观条件允许的前提下，便可以随时发挥作用。（第15页） 这一层意思作者在此后又曾一再提到，给予读者很深的印象。同先前高度重视门第也就是家族出身的两晋南北朝之选才举士办法相比，唐代的选举制度自然是开明得多了，士人的心态也就比较积极健康。确实，唐代是中国古代的盛世，人心的气象自然不同。 但本书在后文中又写道—— 干谒者在多询时务、渐谙世事之后，大都会根据现实情况和利害关系，调整自己的干谒心态。 施舍苦涩的怜悯呢，何况是骨子里那么清高的知识分子？然而，当理想个性让位于现实需要时，绝大多数文人都会倾向于克制、委屈和压抑自己，为争取眼前的迫切需要，而做出暂时的牺牲，甚至不惜自我贬损和扭曲人格，杜甫《早发》中所言“艰危作远客，干请伤直性”，就是有感于干谒行为对于人格和自尊的侵蚀与伤害。（第120～121、第124页） 既然唐朝取士制度和观念都非常之好，士人的心态相当积极健康，干谒已经成为流行的风气而不会有什么压力，那么干谒者在奔走之时又何以会产生大大受伤之感呢？对此本书中好像没有给出解释。这样就形成一个疙瘩，引起读者的疑问。 我想，这样一个问题是由古代官僚社会的基本矛盾引起的。在秦汉以来的两千年中，中国始终是运转很灵光的官僚社会，各级官僚处于社会的高端，同他们比较起来，士农工商皆为弱势群体，而其中的士则是唯一有可能上升为官僚的群体，所以就其主流而言，他们一定会想尽办法挤进官僚的队伍里去：参加考试，准备由官僚预备队升为正式官僚，由小官升为大官，乃是他们毕生的事业。为了争取更上一层楼，不惜低三下四，暂时委屈一下自己，乃是向上运行的成本之一，非付出不可的。唐代虽为盛世，亦自不能例外。 何况唐代的科举考试和入仕升迁等等，都没有严格的监督机制，有权者往往自由决定，连程序的公正也可以不管不顾；而在一个极重伦理因此关系学盛行的社会里，人情是重要的，于是拉关系、走门路（有时是后门，也有时是前门）、跑功名、跑官职就是势所必至的事情；唐代的高明之处仅仅在于这些都可以公开进行，只送书信、文章和诗篇而不送钱，因此比较大方而不至于完全鬼鬼祟祟。但是，有自尊心的弱者如杜甫等人仍然不免深感痛苦。 虽然痛苦，还得如此这般。这正如不愿意送红包的患者家属仍然要很热情地给主刀医生等人塞红包一样。患者及其家属自然是弱者，正如唐代的干谒者处于弱势一样。 凡人一律平等、凡事一律公正，这样的理想境界也许永远都不能完全实现；不得已而求其次，只要强弱的差距不要太远，办事的程序总算公正合理就好。这样，矛盾总可以淡化一点，人心总可以平衡一点，社会总可以和谐一点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