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新诗史上的诗人数以千、万计，而真正建立了个人思想体系和风格的并不多。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个人化写作”的风气虽然愈演愈烈，然而由于个体经验细微化、隐秘化的高度趋同，诗人们也愈来愈失去“宏观”上的“看得见”的差异，他们之间真正的“个性”消失了。这种“个性”差异的消失，其实正预示了诗歌在境界上的仄狭化和在力量上的软弱化。“中间代”是一个自新世纪以来获得诗坛认可的诗歌群体，这一“后续整合”的代际概念，应该说为很多诗人提供了一个与诗歌史“风云际会”的绝佳机会，赵思运也常常被认为是其中有影响力的一员。其实，无论从文本的哪一个角度（如内容、形式、思想性等）进行审视，赵思运都算得上是一位标新立异的人物。为此，我更愿意称道他在中国诗坛上独立诗人的身份。从诗的品质来看，他不仅昭示出了独树一帜的有效性，更重要的是他那些特立独行的诗歌文本在诗坛上拥有了让人“刮目相看”的资本。
    一、先锋之烈
    赵思运的诗带有明显的先锋气质，或者说具有一种极端的现代性，这使得他在中国诗坛上以独具个性的诗歌之风迥异于当今诗坛的其他诗人。正如前文所说，大多数诗人的个性化都泯灭在了“个性化写作”的历程中，而赵思运的“个性化”却假借一种“另类”与“混乱”被强烈地凸显出来。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注重口语化叙事，但这种口语化叙事又是切合特殊的历史语境以及诗歌的戏剧化面孔的。应该说，赵思运的诗歌除了早期很少一部分诗歌——如《人之诗》《在一个寒冷的下午面对缺乏浪漫的太阳独自遐想》《悼海子》《无题·血色里》《悲音》《一切》等[i]——比较注重语言的含混与张力之外，口语化叙事几乎构成了他一贯的作风。与新诗史上其他的诗人不同，赵思运的口语诗由于注重地方色彩以及历史语境的特殊性而往往显得与众不同。如其小诗《广播》：“70年代我很小/模模糊糊记得家里有个广播/黑色的硬片片/圆的/像现在的家用钟表一样大/有线的/现在我只记得/每到中午12点/就唱东方红/娘就说/该做饭了”。这首诗写的是70年代最常见的历史场景，发生的地点在地处鲁西南的诗人故乡。也许有的读者并不觉得这其中有什么特殊的地方性历史语境，但作为诗人的一位同乡，我对“每到中午12点/就唱东方红/娘就说/该做饭了”的这种场景叙述每每都有“身临其境”之感。
    （二）注重调侃、戏谑、冷幽默以及反讽的表现方式，“静观其变”的诗歌比较少。赵思运诗歌的这种表现形式应该说是与其口语叙事相得益彰的。在“侵入”历史或文化的“宏大”时，尽管口语在表达上是明晰的，然而赵思运的诗歌却似乎又充满了暗示。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赵思运诗歌中的这种“暗示”与其他很多诗人的晦涩与“朦胧”有着明显的不同，因为他诗歌中的暗示也是明晰的。如其《中国纪事：兄弟仨》：“老大叫爱国/老二叫爱民/老三叫爱党//一日深夜/红卫兵闯进家门/打砸抢了一通/把兄弟仨缉拿归案/给他们的罪名是/他们仨一起热爱‘国民党’”。很显然，诗歌采用了冷幽默和反讽的方式，并且有所暗示，并且这暗示也是不言而喻的。
    （三）在主题上多表现个体或时代的荒诞，尤其是对历史中的藐小个体或者所谓的“大人物”和“宏大意象”，多以带有情色化、暴力性的叙事来进行“实证”或“校勘”。如其《花妮》一诗：“花妮的丈夫是个瘫子/花妮今年春天下岗了/花妮买了个三轮车/今天第一天/跑了一天没有拉着一个客/到了晚上12点/南华火车站/花妮一车拉了四个/拉着拉着/四个人把花妮拉进了荒地/天亮到家/瘫子问挣钱了吗/花妮说/一下子挣了四个人的钱/日他妈的/累死了”。无疑，这首诗刻画的乃是一位小人物的人生悲剧，然而作者在叙事上却显得“驾轻就熟”。从表面上看，诗人纯粹的叙述疏离了对事件的态度表达，然而作者恰恰就是要借助这种叙事来达到对时代或现实荒诞的揭橥。其他如《新生报到》《生活就这么脏了一块》《小学课堂上的一幕》《毛主席死了》《放屁党》《毛泽东语录》等，皆是如此。
    （四）在题材上，既注重个体和文化经验的重要性，也注重“无限驳杂的现实这部社会文本”。以现有的具有颠覆性的张力十足的“文本”为诗是赵思运诗歌创作的一大特色，其以“版本研究”为主打的诗集《丽丽传》即是这方面的代表。
    有论者认为赵思运的诗很黄，很暴力，诗歌中充满了性器官和政治元素，冲击力很强，但这只是看到了其诗的表面。其实，赵思运诗的“黄”与“暴力”之下，埋伏的是深邃的思想和犀利的批判。他对制度和文化有着挑剔的眼光，往往解构掉一些非常普通的事态和场景，让人感受到日常的深刻，如《传奇》《孤独的牧羊人》；有时也以“黄”或“暴力”的细节性铺张来故意烘染悲剧的宏大，让人心头不安，如《丽丽传》《阉，或者去势》；有时虽然很“黄”，但又十分注重美感，如《萨福的小乳房》《我的中世纪生活·牧羊人的妻》。他的诗属于口语化风格，但亦能张弛有度，与所要进行的叙事保持同一节奏，有时还留有余白悬想，让人回味无穷。
    很显然，与其他先锋诗人相比，赵思运的先锋乃是一种烈质的先锋，它让读者远离想象与逻辑，同时赶走了玄学与象征，从话语上直接接榫了那些已被司空见惯的误觉溶解但是并未完全被意识到的感能与认知。姜耕玉先生说：“赵思运以‘不正经’叙事独树一帜。所谓‘不正经’只是去蔽的托词，诗人大胆触摸人们不注意或不习惯的东西，于司空见惯中生发一股陌生的冲击波。”[ii]评价非常到位。
    然而让人值得深思的是，赵思运在诗歌创作上一方面表现出对先锋的激进，另一方面却又在乡土文明和传统诗歌精神上制造出了意想不到的深刻。但他的这种深刻，其实也并不神秘，那就是他的诗歌从骨子里实现了对现实主义诗歌精神的有力回应。其最主要的两个表现即是对文明的笾祭和对时事的直击。
    二、文明之殇
    作为一个乡土出身的诗人，地方性的文化与文明（亦可以称之为另一种意义上的“乡愁”）永远都不可能得到规避。赵思运的很多诗歌叙事都刺穿了原审美视野中的乡土文明。不过，与其他诗人对乡土文明的呈现不同，赵思运一反深沉、朴质的抒情范式，而代之以“绝情”“狠毒”“辛辣”的知性叙事，对乡土文明的“内核”作了无情揭穿。
    很显然，这是一种揭伤疤式的叙述，是对一直以来积淀甚深的“原乡土文明”的一种无情笾祭与嘲讽。然而，他之用意绝非是只为你献上乡野的“粗鄙”与愚昧不堪，而是试图给当下仍处于迷惘不喻中的人一顿棒喝，使之对个体和民族的灵魂进行拷问与省思，因为“他们”正如《尾气》中所描述的人们那样，在对“汽车放的屁”有重大发现的二傻子被撞死之后，仍然在“使劲地嗅着那种莫名其妙的香味/喷张的鼻孔/像马鼻”。
    如果说《尾气》中的这种文明之殇还掺杂着当时人们对新生事物（汽车）的好奇，那么《传奇》则真正寄寓了诗人对乡土文明的哀悼：“金柱六岁/姐姐帮他掏耳屎/一大朵耳屎掉在地上/秋云惊奇至极/用脚踩了两下/金柱哭闹不止/农村人的说法/耳屎被踩了就会变成聋子/十八岁那年/金柱莫名其妙聋了/作为补偿/秋云嫁给了金柱/现在他们有了/一儿一女/儿子很正常/倒是女儿/一生下来就是聋子/秋云说/这都是我的报应啊”。踩耳屎的传说尽管是一种迷信，然而一旦遭遇悲剧性的巧合，这种报应不爽的观念在蒙昧的乡土文明之中何啻是强大。当事人不堪命运的负重，然而又无法拆解这“巧合”之间的神秘与微妙关系，于是只能以“报应”来收束自己。在已经僵化了乡土文明之中，这是一种非常尴尬的存在。然而赵思运的揭示却让“事件”具有了远远大于“事件”的意义。《命锁》更近一层，所叙乃是基于对至亲之人“逝去”之时的一种文明考察——尽管“四根木橛”在诗中成为挽救的力量，然而深陷幻觉之痛的亲人企图找到的却是天堂中的那个“家”。于是，“就在昨夜/腹热肠慌的娘悄悄地潜入大雪纷飞的院子里/用铁锨挖出四根木橛/今日凌晨/阳光熤然/爹仙逝/赵西玉，享年九十有三”。很显然，诗人在强调口语叙事的同时，也十分注重对社会文明中那些不可把握的蒙昧义理之挖掘，以期引起人们对那些无意识文化行为的深层鉴别与剖析。类似的诗篇还有《我的中世纪生活——粪经》《赵老三家的空调》《通灵者》等。
    抛开这种“蒙昧”而又意味深长的文化上的情景推衍，再来看赵思运有宏大历史背景的一类写作。这一类诗歌常常有其独特的视角，那就是多以小人物的荒诞行径来曝露曾经的历史作为他们境遇发生的荒谬性存在。《哪吒死了》一诗中的李松茂，“挨村儿走遍山东省/哪个村儿的泥块都尝过/最后的结论是/房集的胶泥最好吃”；《赵老三的一生》中的赵老三，一个年纪轻轻、身强体壮可就是娶不上媳妇，与公羊相依为命，靠剥削公羊为生却活得不如羊的人，“公羊老了/对付不了母羊的时候/赵老三也不行了/他们相依为命地一直睡下去”。《慌死狗》中那个潜进生产队麦地的“五六岁的小孩”，因一整天都在偷搓麦穗吃而胀晕，差点被八只饿狗吃掉，虽然最后奇迹来临，然而诗中所传达出的对生死偶然的不确定性，依然让人深感震撼。
    更为难得的是，赵思运不仅写出了特定年代中这样底层的小人物，也揭示了特定年代之中有一定身份的人物的悲剧性和残酷性，如《史太爷传》中的“史太爷”，因老伴去世,“其阳具萎靡不振状如婴孩/从此/每天午夜需一位佣人口含其阳具/方能入眠”。近五十年世事变迁，虽然对于他而言暮色“苍茫”，但却一直没有什么残酷的事情发生。然而到了“一九六六年/祖国山河一片红”的时候，史太爷却死在了“鸡奸者碧绿军装的乱棒之下”；《刘才》诗中的主题人物“刘才”，“生于苦大仇深的旧社会”，然而却一夜之间“被成为”国民党特务，被大女儿刘爱国亲自主持批斗。其一子二女都曾经拥有在常人看来不一般的身份，改革开放以后，“刘爱国贪腐入狱在省城/刘爱党易名刘爱花/远嫁新疆”,而最为戏剧性的变化是，“刘爱民参军复员归来/成为村支书/叱咤风云/刘才也风光无限/安排在村头公路边的窑厂看大门/月收入令村民钦羡不已/刘爱民外面彩旗飘飘/家里红旗不倒/经常把临近县的美女带来/同老爹一起享用/2013年7月1日凌晨2点/刘才寿终正寝/陨落在一棵18岁少女的身上/享年八十又三”。很显然，在人们的视野中，刘才并非一个正面人物，然而历史的“机缘”，以及社会“文明”所达到的水平与格局却“成就”了这样一位“寿终正寝”的人物。《女民兵班长陈文留》中的“陈文留”：“一个人吃了6副人肝/还割下5名男人的/生殖器泡酒/喝/说是大补/时在1968年/广西武宣县”。对于这三个人物的构写，前二者采取了故事体的叙述方式，第三首则仅仅以史料中的某个细节来进行凸显。很显然，这样的人物，这样的事件，只有在特殊的历史附庸之下才能够产生。赵思运“垂怜”这样特殊的“文明现象”，因此对“当代”文明的有力鞭笞也就成为了他诗歌话语力量得以显现的重要“标识”。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这些情事和人物的叙述，赵思运多采取冷静旁观的态度，然而隐约之中却大有深意。他有意避开问题的尖锐和复杂性，不置可否，却让读者沉浸、沉思在了那静态或“静止了的”“死寂”的文明当中。此种叙述本是上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的口语叙事用以丰富诗学内涵的方式之一种，然而却成为赵思运创作中常用的运行机制。
    很长时间以来，伪抒情式的乡土诗歌泛滥成灾，这样的诗篇一味歌颂，不痛不痒。然而到了赵思运这里，对于乡土和当代特殊时期文明的解构与批判却成为了写作的主流。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对“正经”的一种反叛，但他却不时地将这些“非分之想”以诗歌的形式兑换成了现实。正如邵子华所评价的那样：“他的目光是向下的，他的血脉和这片土地上的一切生命都息息相通。他很敏感，生活中繁杂的人和事都在他内心引起了强烈的体验，他的体验的指向性十分明确。他的痛苦和耻辱的体验已经内化为一种心态，弥漫在灵魂深处。”[iii]其实，赵思运正是企图以这样的方式，打开那些尘封已久的历史边角，将时代的荒谬与人性的孱弱置于“存在”的烘炉之中进行锤烧，以期对乡土文明达成另外一种意义上的破坏与重建。当然，他并非有意制造“困惑”，因为这本来就不是一种非此即彼的文化考量，而尤为难得的是他将很多人带入了对文明与历史的沉思当中。
    三、传统的深刻
    赵思运的诗歌与历史中的现实始终保持着一种“敌意”，或者至少持一种低调介入的方式。他保留了中国古典诗歌传统中最难得其实也是最应该持守的一面，那就是他的许多诗篇都继承了在中国传统诗歌中由来已久的现实主义精神，尽管有时不如《诗经》中的怨刺那般“直接”，不如“新乐府”中的叙事那般精准和细微，但是“美刺言志”“即事名篇”“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以及“不平则鸣”的诗之精神却一直在他的诗歌中张扬着，其诗中所蕴含的对时代的“撄犯”既深刻又真实。
    赵思运在早期的诗歌中曾经对“先驱”进行过褒扬：“在沙哑的道路上/爬行着无数条/蚯蚓般的歌声//路尽头是成熟的土地/开满丰腴的坟墓”。尽管仍然是述而未议，但是其中对“先驱”以死赴志精神的推崇却溢于言表。与此相得益彰的是诗人近年来所创作的诗歌《2012年12月31日，断章》，我们且看他在诗中如何为我们吐露承担的意识：“阳光汤汤/烤地瓜和摊大饼的香气缠绕着公交车站的熙熙人群/城管隐遁/阴影透明/一幅太平盛世的拓片//西湖吐出一幅太平盛世/太平盛世的幻境中/冰糖葫芦红红的/山楂的红跟心形的草莓一样/一只风筝猎猎作响/那条无形的线/拴住我的手脚/我的手冰凉而怯懦/藏在你的手中的《今天》里//在今天/我们讨论独裁者以独裁的手段打开了通往民主的大门/你斩钉截铁的态度/泄露了时代的秘密/“每一级楼梯都通向牢狱”//牢狱皆由我们亲造/被诗歌点亮的宝石山/你第一次来此朝圣/朝圣自己的内心/你爱自己 爱得坚定/我爱你 爱得吞吞吐吐”。诗评家刘波曾经指称赵思运的新诗史论具有“冒险精神”，很多人不敢或不屑于去涉猎的领域，他往往能提供极富个人性的精辟见解。其实，赵思运的诗与其新诗史论一样，也往往充满了冒险的精神。自古以来，知识分子常犯“针砭时弊”的毛病，此诗也不例外。写阳光，写烤地瓜，写摊大饼，可笔锋一转，就“刻薄”起“盛世太平”，还攀谈起“民主”的话语，并且“泄露了时代的秘密”。这或许是阅读者所不曾料想的。这种看似无根、无限制的语言游离，是不是就是赵思运的“冒险精神”？不过，“泄露时代的秘密”却恰好是知识分子的“使命”。当个体面对真正的时代“使命”，是“爱得吞吞吐吐”？还是“爱得坚定”？是和光同尘，还是霹雳般地前行？这是知识分子永远都避免不了的歧路之争。但众所周知，“逃脱”却终非真正知识分子的本性。
    赵思运还在其诗歌中发明了一种“版本学”，这是一种近乎“述而不作”的写作方式，一如孔子当年结撰“六经”，然而却极具现实意义。2003年，诗人写出了非虚构文本《毛泽东语录》，引发了诸如《鲁迅语录》《瞿秋白语录》等模仿之作。当初虽决定这种一次性的原样创作再也不能重复。但是，后来逼迫在“身边的形形色色的现成文本”又让他感受到，“无论我们具有怎样出色的原创能力，都不如无限驳杂的现实这部社会文本更深刻”。在社会文本的不断重复中，诗人从一个诗歌写作者退居为了各种版本的注释者，成为了一位现实社会的“冷静观察者”[iv]，并且试图以他的观察来引起人们对历史与社会现实的再认知。
    赵思运曾言：“在民间、在底层的语言中，我们才会听到历史的颤音，触摸到真正的诗性。”[v]而恰恰也是在民间和底层的“原始声音”（即“版本”）中，赵思运寄托了他最为深刻的与古典诗歌传统一脉相承的现实主义精神。这方面的代表作有《山东省梁山县计划生育标语口号》《83岁的方洪由于微博被劳教一年，抄录如下》《造句练习：严禁》《新闻联播》《丽丽传》《新快报的穷骨头》《阴毛记》《王振忠的宇宙真理》《李文龙的宇宙真理》《陈柏槐的宇宙真理》《一个小公务员一天的私密生活》《张雪忠的声明书（之一、之二）》等。《山东省梁山县计划生育标语口号》一诗中，诗人不厌其烦地罗列了该县计划生育的标语口号17条，比如其中的一条为：“对破坏计划生育的坏分子实行株连政策（先株连父母、后岳父母，再兄弟、姐妹，根据亲属关系依次由近及远。）”本以为在封建时代才有的“株连政策”居然在新时代的计划生育政策中死灰复燃，真是让人眼睛洞开。诗人在诗歌的自注中说：“计划生育是中国大陆的一项基本国策，主要内容及目的是：提倡晚婚、晚育，少生、优生，从而有计划地控制人口。计划生育一味的只控制汉族人口数量，忽略世代更替，造成国家严重的老龄化，未富先老的格局。而且在执行过程中，出现了简单暴力性行为，可以参考莫言长篇小说《蛙》和马建的长篇小说《阴之道》。”体现了诗人对这一特定“历史现实”中计划生育国策的基本态度。其他像《83岁的方洪由于微博被劳教一年，抄录如下》《新闻联播》《新快报的穷骨头》《阴毛记》《王振忠的宇宙真理》等也都是针对时事而发，但这方面的诗篇，无疑以《丽丽传》最为突出，这也是诗人比较自重的诗篇之一。该诗是因2013年发生在山东平邑的时事而作。吴丽丽事件在当时引起了“天怒人怨”，这是一个彻彻底底的悲剧。鉴于激愤之情和内心公义，也为了将真正的美好如何被毁灭能够展现给人看，诗人在诗篇中至为详尽地录取了“主人公”吴丽丽的“辩白说辞”。尽管赵思运在诗中不置一词，但是对于“肮脏不堪”的事实的委曲引述已经表明了他对此事的态度。他的心中一定充斥着强烈的怒火，同时也让读者心中迸发出了奔腾的火焰。
    一如当年白居易作《秦中吟》和《新乐府》，“闻见之间，有足悲者，因直歌其事”。赵思运的《丽丽传》等诗篇也是如此。尽管这些诗篇的编铸都以客观呈现为手段，但是却让人将对时代的认知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赵思运的“版本研究”对于当代新诗无疑是一种新的创建，因为它集呈现、分析、研究以及情感等要素于一体，尤其是现实世界中那些活生生的悲剧在诗歌中以“版本”形式出现的时候，对现实的深刻情感实质上也以另一种方式显现了。别林斯基在分析普希金的诗歌时曾经指出：分析的精神、百折不挠的研究意图，热情的、充满爱与憎的思想是一切真实的诗的生命。[vi]赵思运的诗虽然不以传统方式结撰，但是他借诗歌所传达出的人文精神却让我们意识到，他的诗歌绝对是有生命的诗，是真实的诗。
    赵思运在其诗歌中曾列举其生活的十个关键词。我们可将它们分为两组，一组为窗帘、书页、写作、春鸟、落叶，照应了他的日常现实；另一组为内伤、灵魂、神秘、民主、刻骨铭心，照应了他的精神高度。从现代知识分子的视角来审视，赵思运的诗歌让我们再次领会到了精神与情怀的区别。刘小枫曾经以“担当荒诞的快乐”与“背负十字架的苦行”来形容两种过于艰难的精神冲突，而赵思运选择的似乎却是在理性的荒诞中背负思想的苦行。一如艾略特所要求的那样——诗人的灵魂承担必须要“在精神荒原的处境中追寻精神本源的艰辛，重返信仰的光明”。[vii]赵思运是一位先锋的诗人，但他天性之中又具有担当，其文本之中传统的深刻让这一点成为了既定的事实。
    [i]见赵思运著《六十四首诗》，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0年11月版。这些诗歌多作于2000年之前，可以见出作者的早期诗歌创作仍然在遵循着传统的写作路数。另，文章中的其他诗篇均出自诗人的《六十四首诗》、《我的墓志铭》（惠特曼出版社（纽约）2006年版）、《不耻》（环球文化出版社2014年版）、《丽丽传》（类型出版社2015年版）、《一本正经》（云南美术出版社2017年版）等诗集，不一一注引。
    [ii]此为姜耕玉先生为赵思运诗集《一本正经》所作推荐语。
    [iii]邵子华：《先锋性在于对当下生命的担当——论赵思运的先锋诗歌》，《合肥工业大学学报》2011年第1期，第80页。
    [iv]见赵思运著《丽丽传·后记》，第255页。
    [v]赵思运：《诗歌，从民间语录生长》，《诗歌月刊》（下半月刊）2014年第4期，第24页。
    [vi]别林金娜选辑，梁真译《别林斯基论文学》，新文艺出版社1958年版，第28页。
    [vii]参看刘小枫著《拯救与逍遥》（修订版）第五部分，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39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