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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一对文学负责，作家就成了文学史的主人，你让批评家怎么写文学史，他就怎么写文学史；作家不对文学负责，批评家的牛大了，他成了文学史的主人，想怎么写文学史就怎么写文学史；可惜作家总是甘愿把这个主人的位置让出去。 作家说我根本不在乎文学史，批评家说这个作家是弱智；作家说我是为了文学史而写作，批评家说这个作家有精神病。 作家人人都想写一部《红楼梦》，批评家人人都想写一部文学史。 作家看到畅销书时一边骂着自己撞上了一堆屎，一边感叹那怎么不是我写的；批评家看到畅销书时骂着说，看作家堕落得和屎一样，一边感叹当作家还是比当批评家要好些。 作家以写作为生，终于比批评家写的字多；批评家以读书为生，终于比作家看的书多。 作家比批评家挣的稿酬多，批评家比作家挣的道理多。 作家人人都骂中国的文学奖，可去领奖时，个个都是满面红光；批评家也骂文学奖，可当评委时，不是满面红光，而是红光满面。 作家为批评家没有评论自己而犯愁；批评家为创造一个概念词汇而犯愁。 诗人一朗诵诗歌作家就发笑；作家一朗诵小说批评家就发笑；批评家一朗诵自己的论文，他的学生不发笑，只是打哈欠。 批评家批评中国没有一个大作家，作家总觉得自己的作品批评家们压根没看懂。 批评家说：“天下没有我看不懂的小说。”作家说：“天下没有我能看懂的论文。 ” 批评家爱把闲扯淡的小说说成是飘逸，把写花花草草的小说说成是诗意；作为一种回报，作家就把批评家那些连他自己也不甚明了的论文说成是深奥，把无逻辑的理论堆砌说成是渊博。 作家以为写作时多用了方言就具备了民族性；批评家以为写作时用多了西方的概念就具备了世界性。 …… 作家和批评家同门而入，被捆绑在一个家庭是一种错误，但目前似乎只能是这个样子。二十年前，我走在河南古都开封通往龙亭的大街上，碰到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他公然在大庭广众之下打他也已近七十岁的老伴，我和几个路人同时都去拉架，都劝那位老人，彼此要白头偕老，相濡以沫。可把那个老人拉开时，他的老伴却从地上坐起来，对我说你拉他干啥呢，我们这样打了一辈子，打打我他就好受了，打打我我也好受了，不打不闹还叫日子嘛。（阎连科） （《我的现实 我的主义：阎连科文学对话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