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典型的文学地域主义概念，“里下河文学流派”被提出、阐释、传播的过程，看似理所当然、水到渠成，其实，作为一种与文学史、文学批评话语传统、话语惯性相关的观念构筑，它内部天然地隐含着非常复杂的矛盾性。无论创作还是相关研究，目前对其复杂性的揭示似乎还不够。虽然已经有很多优秀的学者，针对“里下河文学流派”及其代表性的作家、作品，做过一些多元化的、有效的研究和阐释，但我个人认为，关于“里下河文学流派”的有关讨论应该正视以下几种难以回避的问题：
    第一，在经由“里下河文学流派”这样一个文学地理学的视野考察相关作家的创作时，所使用的理论范畴、美学观念和历史性维度，几乎都是文学史、文学批评固有的、约定俗成的，这就导致这样一个相对较新的概念的特殊性无法凸显，其内部的文化肌理的复杂性以及引发的多样的美学景观，尚需要更新颖的、更具当下意识的视角来开掘和呈现。尤其针对地域主义、地方性、民间、古典、传统等文化、美学的诸多范畴，在剧变的当下受到文化同一性、同质化倾向的威胁，所出现的裂变、消散甚至消解的危险，虽然已经在很多作家（包括在乡的写作和离乡的流动的主体的写作及其相应的镜像）及其创作中引发了一系列非常重要的变化，但我们针对这些最具当下性、当代性的变化的研究呈现还很不够。
    第二，无论是创作还是研究，“里下河文学流派”都应该警惕文学地域主义美学的简单化倾向（比如机械呈现地方性色彩、地方文化心理、文化怀旧、现代化创伤、主流叙事等），不能用地域主义作茧自缚、先入为主，切忌使地方性、地方色彩等符号化叙事成为平庸的、重复性写作的护身符。这种看法其实并不是舍弃所有具备地方性因素的写作的价值，而是对这一类型的写作提出了更加复杂化、精微化的新要求，以免过多地受到地方性的拘囿和限制。
    第三，“里下河文学流派”等地域文学流派的描述不能过度强调“大作家”、经典作家的代表性，或者概念化地强调其写作表征化的地方性，而应当呈现地域文学生态和文学主体的更加多元化的面向，及相关创作溢出“地方性”、“地域性”范畴的路径、可能性和有益的启示。比如晓华、汪政在《里下河文学的多样性与阐释空间》中调整理论姿态，从田野调查的角度，突破了“大作家”和单一文体（小说）的局限，提出并强调了“业余写作者”和“潜在写作者”对于构筑和维护“里下河文学”的重要性。这与何平所说的“数量可观的‘文学无名者’”是一致的：“我需要正视的恰恰是这些“业余”的地方性写作者之于其个人的精神建构，之于地方文化建设，之于整个中国当代文学格局的意义。”（《“里下河文学流派”：传统再造和文学空间的生产》）
    第四，面对“里下河文学流派”不可避免的“经典化”形成的阴影，所谓“业余”写作者（或潜在写作者）和新的代际写作者应该有勇气培育布鲁姆针对“强者诗人”所提出的“影响的焦虑”，用充满野心的写作实践去修正、颠覆前辈写作者或经典作品形成的固定化的“地方性”，而不是匍匐在前辈写作者的阴影中畏葸不前，或一味重申经典作品的不可超越性，从而习惯性地把自己安置在固有的地方性美学秩序中。尽管像庞羽、周端端等“90后”的写作者已经崭露头角，并且有了更具活力和当下性因素的异质性文学呈现，但对她们来说，如何在表达局部的地方性阵痛的同时，兼顾独特的个人性和普泛的时代性，仍然需要更艰巨的探索和努力。
    第五，“里下河文学流派”是一个历史范畴，其社会学和美学根基来自于80年代，其所谓的传统性和相应的辉煌基本无法再现和复制，与其相关的基层的文学氛围、文化多样性和文学主体视野的深度、宽度和广度，都在呈现一种不可遏制的衰微态势（文学权力过度集中的后果），地方性写作的危机正在消解文学地域主义的理念。因此，对于“里下河文学流派”而言，激励和扶持是比历史性回顾、研究和颂扬更重要的态度，但已有的经验教训告诫我们，应当避免让激励和扶持成为一种抑制性因素，一种对故步自封的美学和权力秩序的强化（即扶持和激励要有必要的尺度和价值判定，不能为扶持而扶持）。比如所谓的“潜在写作者”、“地方性写作者”和“文学无名者”的丰富性和普遍性，在当下乃至未来的一二十年还会不会存在？如果这样的文学根基、文学土壤在衰败，甚或消失了，那“里下河文学流派”的未来如何维系？比如当下文学场域中经由奖励、签约、培训等多种方式进行的扶持和激励行为，是否具备充分的有效性和可持续性？尤其在针对新的代际写作所引发的“青年焦虑”中，是否存在很多拔苗助长的现象？这些疑问和忧虑并非杞人忧天，而是关乎“里下河文学流派”是否可以延续繁荣的一些至关重要的问题。
    当然，对“里下河文学流派”面临的困境的呈现不是最终取消地域主义、地方性写作的合法性和可能性，而是从文学无法回避的逐渐衰微的当代性的角度，对这种写作未来将要面临的挑战的提醒，以及相应的探索路径和向度的一种启示。众所周知，对文学地域主义或地方性写作带来最大威胁的恰恰是生产它的全球化、现代性，后者是地域主义视野的激励者和终结者。因此，作为20世纪80年代美学遗产和理论遗产的“里下河文学流派”这一理论范畴，必须尽快建构自身成熟的当代性、当下性美学，而不是停留在乡土文学的陈旧秩序中。当下及未来文学的肉身主要是城市化的，而城市化是单一的、同质性的，地方性在与城市化对峙的过程中，也构筑出一个与单一化空间和美学形成复杂张力的美学地带，其可挖掘和呈现的可能性已经在现代主义的发展中被验证过了。地方性既是历史的，也是当下的，对中国地方性写作而言，它是可生长的、可重塑的。怎样把地方性的陈旧的、固定化的语言外观、美学外观撕碎，然后重铸为瞬时的、碎片式的、弹孔式的、棱镜式的、镶嵌式的、不确定的地方性，也许是将来“里下河文学流派”继续蓬勃生长的可能的方向。套用一个建筑学的概念，文学地域主义需要从固有的阶段过渡到“批判的地域主义”（Critical Regionalism）阶段，即在极端的传统主义和现代主义之上找到更恰当、更有文学性的位置。因此我们有必要把“批判的地域主义”的6个核心要素赘述如下，以期为“里下河文学流派”的未来重塑提供一些更有挑战性和创新性的方向：
    一是批判的地域主义被理解为是一种边缘性的建筑实践，它虽然对现代主义持批判的态度，但它拒绝抛弃现代建筑遗产中有关进步和解放的内容。
    二是批判的地域主义表明这是一种有意识有良知的建筑思想。它并不强调和炫耀那种不顾场址而设计的孤零零的建筑，而是强调场址对建筑的决定作用。
    三是批判的地域主义强调对建筑的建构（Tectonic）要素的实现和使用，而不鼓励将环境简化为一系列无规则的布景和道具式的风景景象系列。
    四是批判的地域主义不可避免地要强调特定场址的要素，这种要素包括从地形地貌到光线在结构要素中所起的作用。
    五是批判的地域主义不仅仅强调视觉，而且强调触觉。它反对当代信息媒介时代那种真实的经验被信息所取代的倾向。
    六是批判的地域主义虽然反对那种对地方和乡土建筑的煽情模仿，但它并不反对偶尔对地方和乡土要素进行解释，并将其作为一种选择和分离性的手法或片段注入建筑整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