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坚持把《特别能战斗》里面的苗秀华呈现了出来。她不是精力充沛的广场舞大妈，也不是嫉恶如仇的朝阳区群众，却同时具有精力充沛和嫉恶如仇的特质。在我们的时代，她的精力充沛和嫉恶如仇能够演绎出一幕悲剧、喜剧或者悲喜剧，却不大可能是正剧。这样的人物非常“各色”，几乎放哪儿都能立刻从人堆儿里蹦出来，人们对于她或许是敬佩的，或许是鄙夷的，或许是唏嘘里面带着几分同情的，但如果碰巧能够通过她对我们所处的时代作出一点儿思索，那么苗秀华这个人物从文学上也许就是值得尊敬的了。
    写这部小说，刚开始的契机就是想一个词“大妈”。我印象里北京人管岁数比较大的妇女叫大妈。我很小的时候管人家叫大妈叫得特别亲，她是你的长辈，又是女性长辈，她就有义务呵护你，有义务帮助你，这是有母性光辉的词。但是，我写这篇小说的时候，有一个感觉，管人家叫大妈，好多人不爱听了。我们现在对大妈有各种各样的看法，比如大妈碰瓷，大妈跳广场舞还把小伙子揍了。大妈，这个形象在我们生活里变成古怪的、莫名其妙的形象，什么事都拿大妈说事，我对这个词有些敏感。既然在北京写作，就写一个大妈的事。这是我选择写这篇小说的动机。
    其次想的是怎么写出一个大妈。我发现我们所接触的大妈不是从中国传统文化、传统观念来的，是从革命时代来的，革命的时代改变了中国一代人、两代人的人格，我这代人的人格都跟革命时代有一点关系。
    从小说的技术层面来说，写一种人在他所格格不入的环境里面，特别有戏剧性，比如说外国人在中国、中国人在外国，这本身就有隔阂和矛盾，本身就出故事。刚开始只是想写这种隔阂、这种矛盾，但是写到他们跟物业公司斗争胜利之后，好像这个故事还没讲完，突然想到这个大妈可能有新的故事，当她代表群众战斗、夺得权力之后，她自己会不会被这个权力异化？一个人接触一点权力之后，可能会起到的变化是他自己都想不到的，就连他自己都不认识他自己了。这种感触给了我这个小说的结尾的构思，这个大妈代表群众去战斗，而战斗的结果是她自己有了一点权力会变成什么样。
    人在岁数比较小的时候可能会更多地关注自己，等到二十多岁的时候老想显示自己与众不同，其实是青春期的躁动。相对成熟之后，就开始关注身边的人，会想别人是怎么生活的，对这件事别人是怎么看的，对我们的生活别人的理解是否不一样。从关注自己到关注别人，写作就变成从自传性的写作变成观察社会的写作，而且是随着岁数越来越大，越来越认同比较传统的文学观念，觉得文学应该跟社会发生勾连关系，应该对社会、对我们的时代作出说明和反思，文学是有这方面的社会功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