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甲戏《大稻埕》
    作为一部海峡题材剧目，高甲戏《大稻埕》所表现的台湾人民保台抗日的伟大壮举，是中华民族不屈不挠民族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台湾当局否认“九二共识”，台湾社会到处弥漫着怀念日本占领台湾，“日据”成为“日治”，日寇屠杀台湾人民的历史渐被淡忘的今天，创作演出这样题材的剧目，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在具体的艺术表达上，《大稻埕》将笔墨重心始终放在对人物命运、性格乃至人性人情的关切点上。从尊重血脉传承与历史情感的立场，《大稻埕》以“家”为切入点，以“小家”折射“大时代”，通过一个家的分崩离析，折射台湾1895年风云突变的历史，寻找那个时代的精神筋骨。剧中所展现的主要人物，为厦门同安移入台湾大稻埕的林天来一家。因为日寇据台的威逼，林天来与三个性格、志向不同的儿子发生了激烈的矛盾冲突。“父亲”林天来起初不理解儿子“老三”，后来被“老三”、三媳的大义所唤醒，从起初的彷徨到打消回同安避难，继而奋起抗争，心底点燃义无反顾的抗战怒火，最终舍身成仁，用鲜血谱写了一曲饱含民族大义的豪迈之歌。
    剧作多处出现比兴手法和细节展现，比如写到“甘蔗没有两头甜”，较好地烘托关联人物的处境、情感、心理状态。像当听到日本军官伊藤提到：“既然洞箫可以变成尺八，那柴削的祖宗牌位也就可以当木屐”， 林天来立即“捏住手中的杯子”怒斥对方，要是谁敢动了我的“祖宗牌位”，我就要提他的狗头来称重……类似的生动细节和富有张力、内涵的道白，折射出两岸人民共同的文化渊源、伦理教化和民族情感，也回击了日寇的侮蔑行为和嚣张气焰。
    戏的结尾，也是戏的最高潮处，在日本据台的“始政日”，编剧精心设置了闽台戏曲民俗中“跳加官”表演，这种威逼之下含着眼泪强作笑颜的“跳加官”，众人借机用方言攻击日寇，把大稻埕民众难以名状的复杂心理展示到极致，更把日本人的厚颜无耻表现得入木三分，何其独特然又何其悲怆！平添了戏剧的表现力。戏中，始终贯穿着高甲戏独有的“傀儡丑”“破衫丑”等丑行的表演，丑角行当与人物性格命运关联，极富象征隐喻。剧作的“舞台性”，由此可见一斑。
    剧作除多了几分历史的厚重感，依旧保持了曾学文一贯的编剧特点，依旧写得空灵、跳脱，依旧给二度创作留下了空间和余地。
    该剧由于台湾导演李小平、台湾灯光设计车克谦的加盟，为两岸戏曲舞台艺术的深度合作再谱新曲。
    导演在戏中强化了“日据”开始的特定时代背景之下的那种“威逼感”，将戏中主人公们面对一步一步的“威逼”，其间所反映的爱恨情仇，以及那种猝不及防的应变以及由此焕发升华的反抗与斗争，人物的心路历程，被表现得生动真实，凸显了特定时代的精神筋骨和民族气节。
    该剧融汇了多种戏剧观念，打破了东方艺术表达与西方戏剧表现性语言的“藩篱”，在现代审美与古典神韵的有机融合上找到成功的钥匙。比如在表现日寇残杀台湾同胞时，导演只用一名日寇军官伊藤在人群高处挥舞手中的指挥刀，随着刀起刀落，一群无辜便应声倒下。这样“以一当十”“虚拟表意”的舞台处理，无疑是超越再现、走向表现的极致。开场戏等多个场景，不拘一格地借鉴融入了西方话剧、影视等叙事技法或表现手段，既重视高甲戏剧种表演本身的样式感，又注重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全剧用“当代性”的戏剧舞台语汇彰显传统戏曲的美学特质，以现代审美诠释历史，颇具“乱世英气”的史诗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