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家罗振亚
    观点1
    不论是五四新文化运动，还是上世纪80年代朦胧诗的兴盛，新诗因为借助了外来诗学的力量做矫枉过正的偏激革命，才使得新诗的生命之树破土而出
    观点2
    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在20世纪的时空内留下了一条断续的生命曲线……在每个时期都有自己的个性走向
    观点3
    现代意识强烈的中国现代主义诗人，无不注意运用西方现代派诗歌的形式材料铸造自己的诗魂
    观点4
    对此，新时期诗人们也把眼光瞄向了外部。在求新心态驱动下，朦胧诗、后朦胧诗对西方现代主义乃至后现代主义诗歌的吸纳，更是一种自然趋赴
    观点5
    中国现代主义诗歌从西方现代派诗歌那里潜移默化地汲取了意味构成因子，这种接受引发了一系列的艺术新变
    观点6
    受西方诗观辐照，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力求摆脱功利性羁绊，维护诗的独立性与纯粹化
    观点7
    日常生活中的一切均可入诗，中国现代主义诗也踏上了审丑与凡俗化的行旅
    观点8
    中国现代主义诗的知性强化，一方面垫高了诗的品位，带来历史意识的觉醒，另一方面也不时将诗引向不可知的彼岸世界，衍生出玄秘难解的文本
    1
    在对待中外文学遗产的接受层面上达成了一点共识
    它们不是偶然孤立的文学现象，突破闭锁态势的开放性发生发展机制决定了它们的质地构成不仅来自现实土壤的艰难孕育，更导源于古典诗歌与西方现代派诗歌的双向催生
    今天，当我们回望新诗百年路途会惊奇地发现，不论是五四新文化运动，还是上世纪80年代朦胧诗的兴盛，新诗因为借助了外来诗学的力量做矫枉过正的偏激革命，才使得新诗的生命之树破土而出。
    对于外来诗学对新诗的影响，著名评论家、南开大学教授罗振亚曾做过专门研究。罗振亚的研究表明，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在20世纪的时空内留下了一条断续的生命曲线——20年代的象征诗派、30年代的现代诗派、40年代的九叶诗派、50至60年代的台湾现代诗派、70与80年代之交的朦胧诗派和80年代后期崛起的后朦胧诗，在每个时期都有自己的个性走向。但在对待中外文学遗产的接受层面上又达成了一点共识，即它们不是偶然孤立的文学现象，突破闭锁态势的开放性发生发展机制，决定了它们的质地构成不仅来自现实土壤的艰难孕育，更导源于古典诗歌与西方现代派诗歌的双向催生。尤其是中国新诗对古诗传统自觉的断裂性选择，使它与西方现代派诗歌的关系更为切近。
    中国新诗为何要接受外来诗学的影响？袁可嘉早在1947年发表《新诗现代化的再分析》一文，曾分析“新诗现代化的要求”完全“接受以艾略特为核心的现代西洋诗的影响”，有一种受动性生成与引发模式特征。卞之琳在其《人与诗：忆旧说新》 一书中也曾说过：“不从西方 ‘拿来’，不从西方‘借鉴’，就不会有‘五四’以来的新文学的面貌。”
    “面对几千年强劲古典传统的五四时期，不借助外来诗学力量做矫枉过正的偏激革命，新诗的生命之树就难以破土。也就是说，当时完全用自身因素打倒自身很困难，必须得借助外力来对抗，所以西方各种文艺思潮顺理成章地被援引入境，并给当时的诗歌探险者们以坚实的支撑”。罗振亚认为，西方现代主义诗歌也因自身正值生命旺季，与一批心灵忧郁的中国知识分子情思需要被移诸中国，使一些诗人陶醉于其字句缥缈、意象迷离的神秘氛围中。穆木天读到拉法格、玛拉美的诗“如获至宝”，李金发对《恶之花》“手不释卷”，促成了象征诗派的异军突起。而后70余年间，现代意识强烈的中国现代主义诗人，无不注意运用西方现代派诗歌的形式材料铸造自己的诗魂。
    2
    产生这种文化现象的原因
    这些诗人中许多都是留过学或熟悉外文的青年学子，他们有的就置身于西方现代派诗的背景中……新时期诗人们也把眼光瞄向了外部，则是在求新心态驱动下
    对于产生这种文化现象的原因，在罗振亚看来，这些诗人中许多都是留过学或熟悉外文的青年学子，他们有的就置身于西方现代派诗的背景中。比如法国对王独清、梁宗岱、戴望舒，日本对穆木天、冯乃超，德国对冯至，西南联大外教燕卜荪的英美诗歌课程对九叶诗人，都构成了一个“艺术故乡”，浑融为其生命存在的一部分。何况中国现代主义诗人大多游离于社会斗争之外，或远离故国亲人，情思苦闷，心理结构与审美趣味上，对颓废又唯美的西方现代派诗歌容易生出亲近。
    正因如此，现代诗派把目光投向了法国后期象征主义、美国意象派和上世纪20年代兴起的现代主义诗歌。蛊惑于晚唐五代词妩媚的何其芳，在班纳斯后的法兰西诗人那儿找到了同样的沉迷，拜倒在花间词下的卞之琳，对西方现代派诗“一见如故，有所写作不无共鸣”，因为后者的象征暗示、朦胧悠远的艺术特质与诗人困惑彷徨的病态心灵达成契合。九叶诗人钟情于艾略特的非个人化理论、奥登的自由联想、里尔克的沉思静观等后期象征主义诗学，穆旦作为中国诗人，其“最好的品质却是非中国的”，他的胜利就在于“他对于古代经典的彻底的无知”。
    对此，新时期诗人们也把眼光瞄向了外部。罗振亚介绍，在求新心态驱动下，朦胧诗人中的江河与杨炼走向惠特曼、埃利蒂斯与聂鲁达，童话诗人顾城选择童心晶莹的洛尔迦。至于处在改革开放时段内的后朦胧诗对西方现代主义乃至后现代主义诗歌的吸纳，更是一种自然趋赴。如南野、韩东与海子、骆一禾对艾略特的客观对应理论与神话结构的分别应和，王家新从史蒂文斯那里获得的心境启迪，杨小滨对奥登谐趣技巧的引入都是明证。
    3
    这种接受引发了一系列的艺术新变
    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对西方现代派诗歌精神情调的接受虽不比形式技巧那样直观，但更本质内在，其最大的结果是带来了观念的纯粹化、诗意的凡俗化、主旨的知性化和情调的感伤化
    “中国现代主义诗歌从西方现代派诗歌那里潜移默化地汲取了意味构成因子，这种接受引发了一系列的艺术新变”。罗振亚认为，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对西方现代派诗歌精神情调的接受虽不比形式技巧那样直观，但更本质内在，其最大的结果是带来了观念的纯粹化、诗意的凡俗化、主旨的知性化和情调的感伤化。对于这样的变化，罗振亚分析了多位诗人的大量作品，来佐证他得出的上述结论。
    受西方诗观辐照，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力求摆脱功利性羁绊，维护诗的独立性与纯粹化。罗振亚以李金发的《恸哭》、石民的《良夜》为例说明，他们对个体生存与不完善性的确认，因进入潜意识领域，已属经验性客观具象符号组织的情态文本写作。而后现代主义诗派虽情态各异，但都背离了兴观群怨的载道传统，在感知方式上一脉相承。
    现代诗派的何其芳倡言文艺只为了抒写自己，戴望舒写诗“差不多是他灵魂的苏息、净化”(杜衡语)，诗人们把诗当作对抗现实风雨的精神避风港。从响彻浊世哀音的《跋涉》(路易士)、《夜行者》(戴望舒)，到充满出世奇想的 《山居》(玲君)、《罗衫》(何其芳)，都致力于内心体验与个性自我的袒露、诗的本体价值创造。正直的九叶“渴望拥抱历史的真实”，辛笛的《布谷》、郑敏的《树》都不乏现实人生意绪的折射，更是外物与自我契合后的一种情绪与人生体验的凝聚。台湾那些“醒着做梦”(洛夫语)的现代派诗人，以主体感觉为坐标，倡导潜意识入诗。余光中的《长城谣》、商禽的《逃离的天空》、周梦蝶的《菩提树下》，多超越时空却尘脱俗的纯真情思与抵达永恒境界的企图。
    在和谐优雅的古典诗里，美与善常结伴而行，可随着都市对人的异化，现代机械对田园诗意的驱赶，现代主义诗人开始视丑、恶、梦等颓废事物为生命生活的原态与本色，日常生活中的一切均可入诗，中国现代主义诗也踏上了审丑与凡俗化的行旅。
    李金发坦言世界上美丑善恶都可成为诗的对象，其诗多用弃妇、黑夜、荒野等诡奇阴冷的意象，表现唯丑的人生。现代诗派、九叶诗派重在观照都市人生世相，某种意义上消解了田园文明情调。波德莱尔写巴黎景色中的老人、穷人、盲人等小人物的视点启迪，使卞之琳留心平常细节，以“古镇的梦”等凡俗事物传达不凡俗思想，孙大雨《自己的写照》、张君的《肺结核患者》充满都市的异化景观与荒原感受。袁可嘉的《上海》、杭约赫的《火烧的城》等则是现代中国人的精神疾病与荒诞无聊、自卑意识的曝光。尤其是穆旦的《控诉》对生命矛盾的体认，辛笛“知水性而不善游”的哑嗓子陀螺自喻，又以残酷的自我搏斗、自审意识提供了思想新质。
    后朦胧诗的自审已发展为自我反讽和弱点审视，于坚的《好多年》、闲梦的《尴尬》从荒诞视角进入生命体验根部，或以琐屑生活片断组合反讽生命的平淡虚空，或暗示平民生活的尴尬与生命的不可知。
    中国现代主义诗歌中隆起了一种执着于事物存在永恒追认的知性特征。比如里尔克的《豹》，借笼中困兽的观照，从哲学高度把握现代人的生存困境与生命异化的痛苦，瓦雷里的《海滨墓园》、艾略特的《荒原》都是对时间、永恒和生存等超验问题的冥思。中国现代主义诗同样引入了生与死、文明与人、时间、历史、物质等问题的知性思考。顾城的《远和近》就以人与自然的对位沉思，发掘人被异化的抽象精神命题。这知性的一脉延伸到后朦胧诗人欧阳江河、王家新、西川充满思辨知性的深度抒情那里，从意味到形式都已是智慧的生长。
    中国现代主义诗的知性强化，一方面垫高了诗的品位，带来历史意识的觉醒，使《深渊》(痖弦)、《火烧的城》等一批《荒原》式的作品相继问世，使寻根的文化浪潮在江河、杨炼及一些表现东方智慧的后朦胧诗人如廖亦武、宋渠和宋炜的史诗建构中长久弥漫，以哲学筋骨的支撑铸就了诗歌大厦的坚实辉煌；另一方面也不时将诗引向不可知的彼岸世界，衍生出玄秘难解的文本。
    罗振亚说，对世纪末“精神果汁”的吮吸，使孤寂忧郁主宰了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情思主调。那种对社会、人生悲观的生活态度与精神情调，在中国现代主义诗中都有所回应。
    （记者高慧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