蒯因和卡勒的问题
    美国哲学家蒯因的《从逻辑的观点看》和文艺有摆脱不了的关系。这本书开头一篇《论何物存在》，谈论的正是令人头痛的“本体论问题”。可是，此文开头一句话，即“A curious thing about the ontological problem is its simplicity”，却引起了文学理论家的特别兴趣，或者说，引起了一种奇妙的创造性误读——
    “在W.O.蒯因的哲学著作《从逻辑的观点看》中，这开宗明义的第一句话就被想象成一首诗：
    令人好奇的
    关于本体论的问题正是它的
    简单性。”
    这也是卡勒在《文学理论入门》中写下的诗歌形式的哲语。在更早的《结构主义诗学》中，卡勒其实还有进一步的发挥，他将“这首诗”进一步重新排列，认为这样一种排版形式“会引起读者完全不同的注意”，形单影只排出的“thing”，“is”和“simplicity”等词，“将释放出它们潜在的一些语言力量”。
    有意思的是，虽然卡勒关注到蒯因所提问题，乃至有基于语言分析的复杂性的敏感，但是，在将这种关注凝结到“与文学相关的那种解读行为”上后，却忘却了蒯因本人对本体论问题的解答。卡勒的探索，倒是颇有解构主义色彩，问题被框定在一种“文学的关注”上：“一种对文字的兴趣，对它们相互之间的关系和它们有什么含义的兴趣，尤其是对‘说什么’和‘如何说’之间的关系的兴趣。”本体论问题或许并未被消解，却被语言所悬置。
    卡勒不忘关注本体论问题：“‘某个事物是什么?’这正是本体论所研究的问题之一。本体论是关于存在的科学，或者叫对于存在事物的研究。但是这当中‘令人好奇的’并不是一个物质的对象，而是类似于某种关系或情况的东西。它的存在形式并不像一块石头，或者一幢房子的存在形式一样。这句话宣扬的是简洁。但它好像并没有实践自己所宣扬的观点，而是在含混的事物中展示了本体论令人生畏的复杂性。然而，也许正是这个诗句的简洁——它在‘简洁’之后戛然而止，好像不需要再说明什么了——使不合情理的、关于简洁的断言具有了可信度。不论怎样，孤立地看这一句话，的确能够引出与文学相关的那种解读行为——这也正是我在这里一直努力要做的事。”可是，在这里，卡勒分析了本体论问题在“这句话”或“这个诗句”中显示出来的复杂意蕴：“这句话宣扬的是简洁。但它好像并没有实践自己所宣扬的观点，而是在含混的事物中展示了本体论令人生畏的复杂性。”
    那么，蒯因本人关于“本体论”的看法，在文学本体问题上是否重要呢？恰恰在这一点上，也在研究“文学是什么”这个攸关文学本体问题的卡勒，轻轻放过了蒯因。
    在“许诺”和“兑现”中寻找文学本体
    蒯因在文艺的边缘若即若离地游走了一回，还是无缘地离开了。这是颇为可惜的。
    在我看来，蒯因关于本体论的提法，似乎与文学本体有着某种天然的契合。他认为，任何科学家的理论学说，都具有承认或否认这样那样事物存在的某种本体论的前提。本体论问题，乃是关于“何物存在”的问题。但是，讨论本体论问题时，则需区分两种不同的问题：一个是何物实际存在的问题，另一个是，我们说何物存在的问题，前者关于“本体论的事实”，后者则是语言使用中的“本体论的许诺”问题。“本体论的许诺”，乃蒯因提出的著名方案。
    这个提法已成历史，可是，我觉得，对探讨文学本体论问题，倒是颇有启发性、合宜性乃至适切性。对照卡勒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到，语言问题，即“说什么”和“如何说”的“说”，尤其“如何说”，乃卡勒着重关切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在“本体论的许诺”中，即我们“说”“何物存在”中，成为了重要的关键。是否可以说，“本体论的许诺”，就是关于“本体”，我们以“语言”说了、和“如何说”了什么。
    或曰，文学乃语言的艺术；卡勒由此进一步说，文学乃语言的“突出”，文学乃语言的综合。这都没有问题。可是，它却难以从本体上，将文学与其他语言严格区分。那么，说文学乃虚构，乃审美对象，乃互文性或自反性的建构，也同样若即若离。是否可以用蒯因的方案，将文学本体论视作一种“许诺”呢？
    不妨试试！
    首先，文学是“人”的产物，更进一步，文学是人为的产物。她本身就是语言构造出来的。她以语言“许诺”什么，就还是以语言“兑现”什么。文学本体，就可以在“许诺”与“兑现”中寻找。
    文学理论，尤其如此。理论话语“说什么”，“许诺”着文学“是”什么，我们也就可以在文学中找到什么。只不过，总是像水中捞月，在水中的月色，转眼间变幻了模样。卡勒所举出的几张理论之“网”捞到的本体之“鱼”，在我们眼中，有的活蹦乱跳，有的却似乎失去了生命。
    只是文学仍在不停地“说”。文学“理论”，按卡勒的想法，也可看成一种“文学”。我想，“法国理论”似更充斥着这种来自文学的激情。那么，“理论”所说的“本体论”，不妨看作“许诺”。而不停地“写”的“文学”，似乎不在乎什么“本体”，却以自己特有的方式，贡献着“本体论的许诺”。也就是说，我们可以从“说什么”、“如何说”中，反观其中包含的“许诺”。
    德里达以一种无限开放的文学观，似乎消解了文学“本体论”：“文学是一种允许人们以任何方式讲述任何事情的建制。文学的空间不仅是一种建制的虚构，而且也是一种虚构的建构，它原则上允许人们讲述一切。要讲述一切，无疑就要借助于说明把所有的人物相互聚集在一起、借助于形式化加以总结。然而要讲述一切同时也就是要逃脱禁令，在能够制定法律的一切领域解脱自己。文学的法原则上倾向于无视法或取消法，因此它允许人们在‘讲述一切’的经验中去思考法的本质。文学是一种倾向于淹没建制的建制。”恰如科学哲学中那个科学的无政府主义理论的口号“一切都行”一样，德里达更在文学中“反对方法”。不过，正如“一切都行”，必然悖谬地支持了反命题“一切都不行”一样，“讲述一切”作文学的建制，或者“允许人们以任何方式讲述任何事情”的建制，也造成了对“什么是文学”的反动。德里达倾向认为，没有任何文本可以“完全”是“文学”的：一切解释行为都依赖于哲学范畴和哲学的设想。我想，其实，这与蒯因的“本体论的许诺”隐秘地接通了：文学的书写，或显在或隐在地包含着哲学的“设想”；这种“设想”，作者未必有什么明显的意识，但是，却构成了一种许诺，构成了一种诱惑，构成了一种不绝的追寻……其中，自然包孕着关于文学本体的“许诺”。
    “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文学的语言还是以“荒唐言”为核心，即使是“在法的门前”，法律语言所讲述的却是非法律可言的荒唐事。这种“荒唐言”，具有“任何方式”的形式，看起来“一切都行”，却指向着某种特殊方式的“许诺”：你只有如此“体认”、“理解”，它才是文学的。否则，你就不解“其中味”。在这里，“艺术就是克服困难”的名言，应当改为“艺术就是制造困难”——明明倾注了“作者痴”，可是，这团化解不了的“痴情痴意”，“不想”有人能解，因为作者分明设置了重重障碍：“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时恣纵而不傥，不以觭见之也”。看似平淡最奇崛，看似荒唐呢？这种欲擒故纵，欲就还推，似乎乃文学语言的一种诡计；可是，也只是“一种”而已。因为文学本就不会屈服于“套路”，不追求简单的“写”与“读”。
    那么，作者之“痴”（即无可“言喻”、无法“理解”之意）“是什么”，以什么形式“言”之，都成为不定的，运行、变化中的问题。似乎只能得出“文学是一种倾向于淹没建制的建制”的结论了？可是，寻求“文学本体“，岂非就是要在变动不居中寻求某种不变的东西的理性力量吗？
    从“现象”反观回望本体
    文学史已然给予了我们各种各样的文学，让我们目炫神移。西方文学从荷马、莎士比亚到卡夫卡，中国文学从诗经、楚辞到《红楼梦》、鲁迅，其间存在着多少变动，似乎难以一言蔽之；更不用说，尚有在“文学的边缘”的“文学”，已经或正在变为文学。那么，文学的“本体”，都有过怎样的“许诺”，又会有什么新的“许诺”呢？现在的文学“本体”“许诺”了什么？还是重复以往的“故事”？这都是探求文学本体论的应有之义。我们的理论思维似乎背负上沉重的历史和现实的包袱，或许更可怕的是，得出的结论，还会被未来的“文学”否决。
    或许，这正展示了文学的魅力，就在于神奇的不确定和期待之中。从“本体”的角度看，则在于“许诺”的并非一定。例如，《离骚》似乎“许诺”了一种高尚的人格精神，却出之以奇幻的神话般的形式，两相契合，“兑现”为特殊的文学现象，令我们所抱有的期待，飞翔到无边烂漫的空际。那么，若观照神魔小说《西游记》，那个千古奇石“灵根”所孕育的石猴，走过的精神漫漫长征，却似是人类精神的天路历程。这个故事中包含的意蕴，还是要由语言呈现，要经过解读语言来领悟。先秦文学中包含的思想境界，自是与被佛教意识洗礼过的明代小说有了显著的差异。它们还属于一种东西吗？如果是，那么，文学确有“本体”在；如果否，那么文学的“本体”也就无从探求。而《西游记》的“石头”，到了《红楼梦》，成为“石头记”，又变换了意蕴，乃至“书写”的形式。“石头”的“变形记”，孙猴子与贾宝玉的精神历程，又有着怎样的关系呢？
    我们都晓得，他们不同。可是，我们似乎都抓住了那块“石头”，那块“通灵”的“石头”。它不是“本体”，“本体”似在“灵”。“灵”可“通”，却难求。“本体”难成“实体”，“虚灵”的“魂”却无法捉摸，这就是“文学本体”难以探求的因由吧！
    可是，我们分明可以感到那种虚灵的力量，借助语言似乎被“网”住。结构主义、解构主义从骨子里还是迷信语言，可是，却不甘放弃那个神奇的“光晕”、“韵味”。卡勒借助蒯因的一句话所演绎的“诗”，似是想说明语言的神秘力量，可是，形式的力量，却还是说不清语义的内在奥秘。“令人好奇的关于本体论的问题正是它的简单性。”即使不分行，卡勒所作的分析“这句话宣扬的是简洁。但它好像并没有实践自己所宣扬的观点，而是在含混的事物中展示了本体论令人生畏的复杂性。”还是可以成立。也就是说，内在的那个虚灵的“小妖精”，还是在作怪，难以收服，或压制到一个方方正正的框架里。蒯因所谓“存在就是作为约束变项的值”，在“文学本体”中，我们可以借来表示，那是将“本体”归结到某种约束的网络。最终，“文学本体”还是一直模糊体认的对象。
    似乎没有做出“许诺”，却有丰富的“兑现”，或许，这就是文学。
    不过，从“现象”反观、回望“本体”，从“文学”打中的移动“靶子”，寻求原先设定的“目标”，即并未明示的“许诺”，“本体”或许即在其中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