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初以来,美国文学批评家希利斯·米勒提出的“文学终结论”引起中国文艺理论界激烈争论。如今,这一论争已持续十余年,加之文学日益受到图像时代和互联网时代的冲击,对这一争论进行梳理显得尤为重要。这一问题关乎文学未来发展的生死存亡,学者们通过撰文、演说等方式,发表对“文学终结论”的看法,赞同者有之,质疑者亦有之。
    “文学终结论”缘起
    2000年,在北京召开的“文学理论的未来:中国与世界”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希利斯·米勒发表了关于“文学终结论”的言论。《文学评论》2001年第1期以《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为题,将其观点予以刊登,立刻引起了中国文艺界的热烈讨论。
    米勒在该文中从雅克·德里达的名作《明信片》的一段话谈起:“在特定的电信技术王国中(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影响倒在其次),整个的所谓文学的时代(即使不是全部)将不复存在。哲学、精神分析学都在劫难逃,甚至连情书也不能幸免”,并由此展开了更为深入的阐述。米勒认为,摄像机、广播、电视、电影、网络等信息科学技术不断冲击着文学世界,逐渐塑造出一个由虚拟现实主导的新天地,改变了人们的价值观、情感心理和行为活动,褪去了文学原有的神圣光环。他进而得出结论:“新的电信时代正在通过改变文学存在的前提和共生因素(concomitants)而把它引向终结。”
    米勒的这一“文学终结论”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在西方现代文化的历史语境中基于对现代社会的考察得来的。他认为,电信时代大量而多彩的信息改变了人们的感观和认知,改变了传统的主客体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人们对印刷物的依赖程度逐渐减弱,新的媒介时代正在不断瓦解对民族国家语言和文化的认同,改变着大学研究和教授文学的传统方式,以及大学精神和人文学科的建制。同时新崛起的英美文化研究也不断冲击着传统文学研究,文学研究面临着转向文化研究的危机。
    米勒提及的电信时代对“文学”带来的重重冲击,成为他“文学终结论”言论提出的重要依据。但需要强调的是,他所谈论的“文学”是特指由特定历史时代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多种因素综合建构起来的狭义的“文学”,是以语言为媒介、以印刷品为载体的现代意义上的“文学”。同时,米勒针对当前文学命运提出的“终结”话语,也具有特殊含义,并不是简单地等同于“消亡”、“死亡”,而是指呈现出的某种走向终结的趋势,这是他对文学理论的一种反思。也正是这一具有特定含义的“文学”和“终结”话语,促使中国文艺学界对其产生了不同的理解,出现众声喧哗的局面。
    众说纷纭的“文学终结论”
    国内一部分学者认为米勒的“文学终结论”指的是文学就要没落了、灭亡了。他们认为,虽然电视、电影、互联网确实给文学带来了冲击,但不能就此作出文学即将消亡的结论。童庆炳先生赞同这一观点,他发表了《全球化时代的文学和文学批评会消失吗?——与米勒先生对话》,认为“文学和文学批评存在的理由究竟在什么地方呢?是存在于媒体的变化?还是人类情感表现的需要?如果我们仍然把文学界定为人类情感的表现的话,那么我认为,文学现在存在和将来存在的理由在后者,而不在前者”,文学是人类表现情感的方式,它的存在不会因媒介环境的变化而走向终结。而后他又认为文学不会终结的理由在于,“如果我们相信人类和人类感情不会消失的话,那么作为人类情感的表现形式也是不会消失的”,进一步强调了文学的持久生命力。
    李衍柱在《文学理论:面对信息时代的幽灵——兼与J.希利斯·米勒先生商榷》一文中指出,“信息时代,‘世界图像’的创制和普及并未改变文学存在的根本前提,这个前提就是创造文学和需要文学的主体——人”,他认为虽然进入了图像世界,但文学仍然是人的文学,是写人、为了人、写给人看的,因此如若对文学的研究脱离了“人”,只局限于研究信息时代的文学能否存在的根由,将会不可避免地陷入技术决定论的怪圈。这些老一辈学者从文学产生的前提和文学自身的价值出发,论证了文学存在的不可取代性。
    还有一些学者认为,上述学者对米勒的“文学终结论”进行了误读和误解。他们认为,米勒阐述的“文学终结论”中的“文学”是有明确范围指向的,而不是一般意义上泛指的“文学”。金惠敏就此发表了《趋零距离与文学的当前危机——“第二媒介时代”的文学和文学研究》,对德里达和米勒的观点进行了深入分析,阐述了其对米勒观点的辩护。其从“文学即距离”的观念出发,认为德里达和米勒对电子媒介时代文学生存的忧虑并不是庸人自扰,而是他们敏锐地发现了现代电信技术正在使这种文学赖以为生的“距离”消失。其“文学终结论”中“文学”的具体所指,只是这种特指的文学。“这种文学以‘距离’为其存在前提,因而他的文学终结论之所终结者就是以‘距离’为生存条件,进而以‘距离’为其本质特征的那一文学。”金慧敏认为,米勒的“文学终结论”观点并不是指整体意义上的语言文学的消亡,而是特定时代背景下具有特定含义的“文学”的消亡。
    余虹在《文学的终结与文学性的蔓延——兼谈后现代文学研究的任务》一文中谈到,“文学失去了它在艺术大家族中的主导地位,它已由艺术的中心沦落到边缘,其主导地位由影视艺术所取代。”但他也明晰了“文学”与“文学性”两个不同的概念,并指出后现代文学研究的对象“是要在广阔的存在领域考察文学性的不同表现、功能与意义”,在后现代环境中,文学被置于边缘但文学性却被置于中心。新时代下文学形式出现了新的变化,文学理论开始急剧革新,但文学性是普遍的、永恒存在的。
    没有终结的“文学终结论”
    国内学术界围绕“文学终结论”展开的争论,实则源于学者们对此观点的不同理解。正如金惠敏所言,“从学术层面上说此次‘争鸣’与其说是‘争鸣’,倒毋宁说是在两条平行线上互补交锋的‘共鸣’。”学者从不同层面展开的解读,致使交流难以开展,不能达成共识。而在2005年后出现了研究方向的转向,对米勒的“文学终结论”进行研究的学者,开始转而偏向对其进行更为缜密的学理分析。
    赖大仁认为,米勒提出的“文学终结论”的研究对象是传统的、机械印刷工业的文学,同时米勒关于文学的整体研究本就是一个悖论式的命题。周计武认为,“米勒并没有给文学和文学研究写悼词,在应然层面,文学研究依然具有永恒的魅力和存在价值。”不可忽视的还有米勒的“文学终结论”观点在中国文化学术语境中引发的中国文艺理论界关注点的转变。
    一些学者将“文学终结论”的观点与图像时代联系起来,彭亚非探讨了图像社会与文学的未来,他认为文学在图像社会必然会受到排挤,但是文学所具有的内视审美的优越性、特定的人文本性和人文价值,决定了它的命运始终握在自己手里,因此文学不会终结。目前,有关米勒“文学终结论”的争论,从批判、误读、重新解读的众多分歧,到转为多角度更深入的研究理解,国内学者们对此观点的争论莫衷一是,仍未停止。
    我国文学理论界对米勒“文学终结论”问题的探讨,呈现出观点不同的理解和思考,引发了众说纷纭的文学讨论热潮。但这一事件并不是单一的偶然问题,也不是学者们一时的观点争执,而是契合了新世纪中国文学界正在进行的自我反思大潮,包含着学术理论界对文艺学未来发展的共同关注,同时也在中国文化学术的语境中,伴随着中国当代文化特征的转变进行了长久的审视和思考。
    回顾这次争论,我们不仅要看到学者们各执一词的言论纷争,更要从理解不同、看法相异的分歧中,看到他们共同聚焦于文学生存问题时焦虑、担忧的复杂心情。正视现代社会中文学不断被边缘化的困境,或许正如米勒所言,纯粹以文字表现的文学将面临消亡。处于当前图像、影视、网络主导的媒介大环境中的文学也许正经历着新时代带来的变革,但无论未来其形式如何变化,作为审美精神的文学性依旧不会受媒介的影响而消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