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复兴先生的长篇小说《红脸儿》写得太好看了。最初我是斜靠在沙发上打开这本书的，但看着看着，我不由地把背坐直了起来，后来干脆搬把硬木椅子，坐在书桌前阅读。我是一口气看完《红脸儿》的。掩卷之际，脱口而出：好看！这样好看耐看值得看的长篇儿童小说，需要点赞！
    一
    我视《红脸儿》为当代版的“城南旧事”，透视北京地域文化与社会众生相的“大杂院小说”；同时也是具有很强自传性质的童年回忆小说、成长小说。有人说北京地域文化可分为大院文化（深宅大院的官员文化）、四合院文化（传统世家文化）、大杂院文化（草根市井文化），如果这有道理的话，那么《红脸儿》则是一部地地道道以北京大杂院为中心展开的草根市井文化小说，但由于是从儿童视角展开的，因而更是一部京味童年情结题材的儿童小说。
    《红脸儿》的故事背景是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前期，那时的北京还有老城墙、护城河，火车站还是正阳门的老站。前门大街以南一个具有数百年历史叫做“粤东会馆”三进三出的大杂院里，住着数十户百姓，有铁路工人、小学教员、炸油条的小商贩、河北农村来的新妈等芸芸众生。房东徐先生家院子里三棵老枣树下，据传还埋过明代民族英雄袁崇焕将军的头颅。这样的大杂院、这样的地域背景，肯定会有故事。肖复兴本是中央戏剧学院出身的小说家、散文家，同时也是一位编剧，因而很会结构故事。小说一开头，就如同电影中的长镜头，由远及近，由大而小，将故事定格在“粤东会馆”的大杂院；而且，如同悬念小说一般，抛出了从山西太原来路不明的小姑带着十三岁的大华（红脸儿）突然来投奔房东徐先生家的“谜团”。大华与小姑为什么来北京？大华和小姑、大姑之间是什么关系？很快，这个“谜团”在粤东会馆的大人和孩子之间，“就像一群猫围着一团毛线团，开始打起转转来了。”
    但作家在吊起读者极大阅读期待的胃口之后，却宕开一笔，按下大华与徐家的谜团不表，转而叙述起“我”家生母突遭煤气中毒猝死，以及父亲继娶河北农村小姨重组家庭让“我”重获母爱的悲喜遭际；继而又写长腿美少女玉萍暗中寻找生父、养父养母如何处心积虑保住家庭亲情、终于留住玉萍的酸楚经历。一直到小说最后，这才揭开大华与徐家之谜。有悬念，有起伏，有高潮，这样深具可读性的小说，自然会赢得大读者与小读者的一致喜爱。
    须知，《红脸儿》的整体结构是“大杂院生活小说”，而不是当今孩子们如痴如醉般热读的“校园生活小说”。《红脸儿》整体上写的是孩子们与大人们在大杂院的凡俗故事，除了有一章写学校合唱队与汪老师以外，基本上不涉及校园。这样的题材内容，对于有耐心的成年读者或许不失魅力，但对少儿读者恐怕很难吸引他们，肖复兴的小说艺术结构与叙事技巧，很好地实现了题材内容的双向艺术吸引力。在当代中国儿童小说史上，像《红脸儿》这样以描写社区大杂院生活的小说本不多（“文革”中有一部也写大杂院的小说《向阳院的故事》），而且是京味地域特色极浓的当代版“城南旧事”，因而甚为难得。
    尽管《红脸儿》写的都是大杂院里大人们的凡俗琐事、小伙伴的打闹游乐，但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却个性鲜明，有血肉有温度，即使有的着墨不多，也使人难忘。写大杂院的孩子，九子作为小头领，落笔最多，九子既有“恶”的一面，如在徐先生窗外鼓噪小伙伴唱“黑孩子”污辱大华，经常出酸主意捉弄恶搞打架，但他又有“小江湖义气”，是孩子们中的“老炮儿”，本性率真不坏。大华因为脸上长红痣，为遮丑常用左脸看人，虽被人疏远但心态依然阳光，将精力集中在读书上。长腿美少女玉萍似乎平时不爱理人，但对大华却一见倾心，大华危难时真心相助，偷跑到车站送饭。“我”在大杂院里虽是小弟弟，但也是有主见，关键时刻爱憎分明，如同情、亲近被孤立的大华，坚决不唱“黑孩子”。大人群像虽不是作品的主体，落墨不多，但也呼之欲出，栩栩如生。房东徐先生的谨慎守业、与世无争；小姑与大姑的相濡以沬、携手互助；牛大叔牛大嫂的精明生意经，为不露财把钱缝在油棉袄里，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留住养女玉萍；河北农村新妈用爱默默改变“我”的情绪，使“我”重新闻到妈妈的味道等等。小说人物的生动可感、真实可信，与细节描写、氛围营造、叙述策略一起，构建起《红脸儿》深沉的意蕴与艺术张力，使读者形成强烈的带入感，深深沉浸在粤东会馆的故事气场中。
    二
    《红脸儿》以作家童年回忆叙事者与小说中的“我”——一个小学四年级孩子所见所闻所经历的双重叙事视角，层层铺陈，步步推进，展开双线叙述：既描写了“我”与大华、九子、玉萍等发小儿玩伴的大杂院游戏、打闹、娱乐、友谊、欢乐难忘的生活故事，又透过孩子的视角，写了“水一样深不见底，总是藏有很多谜团的”大人们的故事——大人们的纠葛、苦涩、恩怨、隐私，真是“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
    两种视角，两条线索，并行不悖，有机呈现，这是《红脸儿》的重要艺术特色。小说中的“我”，既是作为叙事人，又是小说中的主要角色。作为叙事人，他表达了作家的主体意识，对童年刻骨铭心的留恋与追忆；同时作为过来人的叙事人，更有对童年时代所见所闻当时朦胧如今明了的大人们故事的价值判断。因而小说中的“我”在叙事时，两种角色自由出入，两种视角对视互审，两种情感和谐共振，恰到好处甚至天衣无缝地把小说里那种往昔生活的杂色多彩、人物内心的微妙复杂与作家人入老境回眸童年时的感慨唏嘘全部和盘托了出来。作家托出的是那么情深意长，回味无穷，其感动人、震撼人的正是文学以传达爱来推进共识的精神灯火——肖复兴以那一支曾经写过《绝唱老三届》《蓝调城南》等名作的深刻而灵动的笔，为我们描摹了五十年代社会底层民众互相守望、同情、理解、帮助，人与人之间真诚相待的善良之心、温暖之情，作品中的很多场景、细节让人读了都忍不住含泪：
    如当“我”的亲妈因煤气中毒不幸去世时，九子妈妈立马叫九子陪“我”去逛大栅栏吃炸糕玩到半夜才回去，平时凶狠蛮横的九子非常大方地花钱请客，为的是不忍让“我”放学一回家就看到亲妈猝死的“惨样子”。又如，“刀螂腿”玉萍从长辛店寻找生父回来，养父养母牛大叔、牛大嫂生怕玉萍不再认他们，居然扑通下跪，玉萍吓晕了也下跪，一家三口抱在一起“哭了个痛快”。再如，“红脸儿”大华的亲生父亲从太原突然来大院寻子，致使徐先生、大姑、小姑之间关系的谜团立马揭穿，大华羞恨离家出走，玉萍多情车站送饭，九子、“我”与全院大人去护城河深夜寻找大华。还有，小姑为姐姐（大姑）的隐私保守秘密，心甘情愿终身不嫁而抚养大华。新妈对“我”说人是泥做的，凡人都会犯错，所以做人要经常清洗的人生朴素真理，等等。透过这些大人们之间的故事，使孩子们从平日嘈杂、纷乱、为生活而奔忙、为家长里短而爱四处打听嚼舌的庸常生活中，感受到一种善良之心的温情，普通老百姓可以肝胆相照、明澈见底的人性之美。
    生存何其艰，唯有爱永恒。古人说“德必有邻”“好人乡邦宝，好人家园瑞”。文学是人学，它是写人的，也是为人而写的，人性构成了所有民族的文学在其发展的所有时期的最深刻、最内在的内容，也是文学作品感染力的重要因素，自然这也是《红脸儿》感动人的艺术魅力之所在。
    三
    肖复兴先生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红脸儿》整体上立足北京地域（只有一章写河北农村），调动起多方面的北京地域文化细节，同时又挖掘出老北京童年的生活记忆，从一个老北京孩子的视角，充分地描写了五十年代北京的地气文脉，展示了一幅幅地道、筋道的民俗风景画：从打秋枣、玩竹鸟、过年“碎岁”、冬雪打仗，到孩子们在老城墙垛口下“茬架”、护城河上溜野冰、鱼鳞瓦屋顶上疯跑，从国庆节站在屋脊上看礼花、同仁堂制药厂房顶晒药，到穿过两人走路都困难的墙缝胡同，用芦苇编织小鸟、小蝈蝈儿，还有作品中随手拈来、脱口而出、妙趣横生的大量北京民间谚语、段子、方言，凡此种种，无一不使人沉浸在肖复兴笔下“城南旧事”的气场中。而所有的地域风情、玩伴游乐，都与儿童成长岁月的精气神、心智力紧密联系在一起，成为融化在他们血液中的生命记忆与文化基因。如每年打秋枣时，作为大杂院小头领的九子，平时虽专横霸道使人讨厌，但每次打完秋枣，他都带着孩子们挨家送枣，最后才轮到自家，而且枣子最少。九子人物性格的多面性与少年情感的真实性，使人一读难忘。
    写地域城市小说，专注于写一个城市的小说，在成人文学中较多，如写上海有茅盾的《子夜》、周而复的《上海的早晨》，写重庆有杨益言、罗广斌的《红岩》，写广州有欧阳山的《三家巷》，写太原有慕湘的《晋阳秋》。但在儿童文学中，我们似乎只看到有林海音写北京的《城南旧事》，但严格地说，《城南旧事》本不是为儿童而写的。如今，我们有了肖复兴专为儿童而写的真正京味十足的《红脸儿》，这实在是中国地域儿童小说创作的一大收获。如果说，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那么，是否可以这样说，越是地域的，也就越是中国的。因而儿童小说《红脸儿》凭此十足筋道的北京味，就可传世。
    如上所述，《红脸儿》的叙事视角是一种双重身份的视角：它既是出之于五十年代孩子的观察视角，用五十年代孩子的眼睛来看、耳朵来听，特别是用心灵来体会和感悟当时的孩子的世界与社会人世；同时，它又是出自二十一世纪作家之手，因而又具有深刻的现世寓意。这种双重身份叙事的有机融合，使本书既充满儿童文学的品质即儿童本位、儿童视角、儿童情趣甚至儿童语言，生动逼真地重现了五十年代北京城南大杂院一群淘气、聪明、可爱孩子的种种想法和行动，以及孩子眼中的大人的生活世界；同时又细腻深刻地凸显出了作家对社会人世的观察与思考，对悠悠人生与生命的感悟和体验，也隐含着作家对“童年的消逝”与老北京“胡同的消逝”的双重的深深惆怅，用肖复兴的话说：“儿童文学是成人世界最醒目的对应物。”
    别林斯基说：“只有童心不泯的作家，才具有用儿童可以理解的诗的语言跟儿童谈心的本领。”列夫·托尔斯泰在晚年经常念叨他对自传体小说《童年》的钟爱，他甚至认为谁也没有如他在《童年》中那样“发掘出童年的全部迷人诗意”。童年记忆、童年情结、童年经验往往成为作家创作的源泉，尤其是儿童文学作家创作的源泉，曹文轩甚至认为记忆力比想象力更重要。这一泓永不枯竭的生命泉水，这一段刻骨铭心的人生最初阶段的生命感悟，将是永远照亮儿童文学的灯光，尤其是当作家进入中老年之后，童年的记忆与情结尤为显得珍贵，显出力量。肖复兴的《红脸儿》再一次证明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