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影像技术的飞跃和出版传播媒介的变化，图像正日益成为当代人习以为常的一种文化现象与思维方式。在文化生活中，图像不仅占据着报纸、杂志、新媒体的重要篇幅，而且在艰涩深奥的学术研究著作中也受到研究者的重视，成为当下学术著作出版中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杨义的《中国现代文学图志》《京派海派综论(图志本)》，陈思和的《中国当代文学关键词十讲》及其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赵稀方的《20世纪中国翻译文学史·新时期卷》，贺绍俊、巫晓燕的《中国当代文学图志》，张堂錡、栾梅健编著的《大陆当代文学概论》，汤学智的《生命的环链——新时期文学流程透视(1978-1999)》，程光炜等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吴福辉的《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插图本)》，范伯群的《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插图本)》，韩晗《新文学档案(1978—2008)》等著作纷纷涌现，从而将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推进至图文互文时代。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图文互文研究著作中，编撰者喜欢以“插图本”或“图志本”命名这些著作，如杨义的《二十世纪中国小说与文化(插图本)》，贺绍俊、巫晓燕的《中国当代文学图志》，范伯群的《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插图本)》，许道明的《插图本中国新文学史》等均是如此。很显然，不管著作命名为“插图本”还是“图志本”，这些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著作在图文关系上有一个最大的相同点，即对于与作家、作品和文学史相关的照片、书影、剧照、合影、故居等图像资料的应用。图像史料进入文学研究著作后，极大地拓展了研究文字的历史情境和想象空间。
    如果以文字材料和图像史料进入图文互文著作的先后顺序来说，“插图本”与“图志本”存在着很大的不同：“插图本”互文著作通常是先有了文字研究内容后，再增补图像史料；而“图志本”著作因为需要根据图像史料进行文字叙述，因此通常是先搜集好图像史料后再进行文字表述。这从根本上使“插图本”和“图志本”著作表现出了不同的倾向，“插图本”注重的是文字表述的完整与发现，而“图志本”同时兼顾文字表述与图像史料引入后的情境营造及发现。
    虽然从理论上说，“插图本”研究著作也可以在完成文字叙述之后再进行图像资料的补充，但由于图像更多只是对于文字材料的一种应证或补充，之前的文字叙述难于与后来补充的图像史料进行互动，因而也就不太容易实现思想传达与情境效果的完美融合。而“图志本”互文著作的优点是，研究者先据有了图像史料之后再进行文字叙述，能够在研究中围绕图像进行相应的分析与评点，文字有的放矢，能与图像展开对话。在“图志本”互文著作中，图像史料的选择者与研究文字的撰写者通常是合一的，这能够保证互文著作中的图像使用、文字表述及图文构想能够得到很好的落实。
    “插图本”图文互文研究著作由于是先文后图，文字是独立存在的，所以即使删除著作中的图片，也不会割裂研究著作中文字叙述的完整性，剩余的著作依然可以作为一部独立的研究著作存在。这种图文研究方式适合编纂大型的中国文学史著，它以明确的团队分工引导合作者在小范围内分头开展研究，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顺利完成编纂工作。但由于图像与文字进入文学图文研究著作的时间并不同步，从而或多或少地存在图像史料与文字叙述意境不符、审美脱节的现象。
    而“图志本”互文著作因为是图文同时进入研究视野，二者在著作中互为前提相互阐释，所以如果删除著作中的哪怕少数甚至一张图片，都有可能使得互文研究著作的叙述内容不全、表意语境破碎，从而影响读者的接受和理解。不过“图志本”互文研究著作需要同时兼顾图像与文字，且图像辑录者与文字叙述者最好能够统一，这就给互文著作的编纂者提出了很高的要求，研究者需要同时进行图像的搜集、整理、辑录与著作文字内容的叙述、图文的匹配等多项工作。从目前的现当代文学图文互文研究著作的编纂实践来看，学者更多倾向于“插图本”的互文研究方式。
    (作者为广州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