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前的中国正处于“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陈独秀、李大钊、蔡元培、胡适、鲁迅、钱玄同、刘半农等以《新青年》为思想库，开始了他们伟大的人生实践，引发了那场改变中国文化基本走向的“新文化运动”。百年后的今天，我们凝神回眸《新青年》，仍能感受到他们生命的温度，思想的力度，他们塑造青年、改造国民、影响社会之时不我待的进步理念和责任意识，我们真切地感受到那场文化革命所散发的思想热能。今天我们重新回溯他们的心路历程，体会和思索他们的选择与理念，从中汲取思想资源和精神资源。
    《新青年》的根本立意没有偏离过“立人”的主题，是要塑造新的“青年”。陈独秀写作了与杂志同名的《新青年》，与李大钊的《青春》表达了同样 “青年强则中国强”的理念。陈独秀在文中要求自命“新青年”者要与“旧青年”诀别，而李大钊的《青春》则号召“新青年”以“今日青春之我”去“扑杀昨日青春之我”。在陈独秀、李大钊等人那里，“青春”“青年”是社会进步的中坚力量，他们推崇进化论的理路，他们期待以青春鲜活的生命开创未来，他们相信进步将更替保守，光明会战胜黑暗，历史、现实、未来是一条向着曙光的延长线。
    李大钊在《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中说，“东洋文明与西洋文明，实为世界进步之两大机轴，正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缺一不可”。表明了他们对不同学说、不同文化持开放的立场，努力打破传统社会“独尊儒学”的一元独尊，引导中国文化从一元走向多元的文化生态。百家争鸣、多元并存是“新青年派”的导师们共同的理想和追求。正是他们共同拥有的多元并存的开放心态，“科学”与“民主”的核心理念，塑造新青年的基本诉求，凝聚成一种富有生命力的文化合力，积极地推动了新文化运动的全面展开。
    史学家郑大华认为，新文化运动中的进步观念，有渐进论与激进论、改良论与革命论两种类型。运动初期，陈独秀、胡适都从进化论出发，批评旧道德、旧文学，但从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和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从文章的标题就可见 “改良”与“革命”的不同。胡适受导师杜威实验主义的影响，他明确主张渐进论，他在《新思潮的意义》中指出“进化不是一晚上笼统进化的”，“再造文明的进行，是这个那个问题的解决，不要自以为能找到包治百病的‘根本解决’”。
    陈独秀、李大钊等人以唯物史观来分析历史变革，李大钊在《再论问题与主义》中强调应该承认“遇着时机，因着情形，或须取一个根本解决的办法”，“经济问题的解决是根本解决”。李大钊还以《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对进化史观与唯物史观进行了比较，他指出 “以历史进展的动因为准则，唯物史观更胜一筹，因为它把历史进化的动因归于‘物质’，归于‘社会的生产方式’”。(《新青年》8卷4号)
    鲁迅先生目光犀利地“睁了眼看”，反对瞒和骗，他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正视淋漓的鲜血”，他“的的确确时时刻刻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无情地解剖自己”他“抉心自食，欲知本味”，他提出，中国人“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他又说，无论社会结构如何变，最重要的还是“改革国民性”。他的《拿来主义》，比喻生动，化繁为简，结论有力。鲁迅以千字文辨析了新文化运动中的重大问题：东方与西方，继承与革新，传统与现代的问题，人和文艺如何获得生命力的问题。
    胡适是另一位《新青年》的主要作者，他的为人与为文与鲁迅全然不同。他在鲁迅之外树立了另一种坐标。胡适在《新思潮的意义》一文中，将“五四” 的根本精神归结为一种“新态度”，他把这种新态度称作“评判的态度”，“评判的态度，简单说来，只是凡事要重新分别一个好与不好”。他还说，“做学问要在没有疑处有疑，做人要在有疑处不疑。”
    胡适一生坚持自由主义，他以一种理性的目光审视着动荡的社会，以从容的态度批评着那个时代。他喜欢研究问题，先假设一个观念，然后再求证。而陈独秀的思想理路与他不同，是先设定一个目标，为之不懈奋斗。他们因为理念和主义的不同而分道扬镳。
    胡适与李大钊思想上也没有共同之处，胡适的名篇《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就是与李大钊论争的，但胡适敬重李大钊的人格，与他保持了多年的友谊。胡适不仅学术视野十分开阔，他为人处世的宽广和豁达，他对同道友人的宽厚和热诚更显现着新文化运动中知识分子的人格魅力。
    鲁迅、胡适、李大钊、陈独秀，他们个性不同，政见不同，主张不近，文风不近，但他们都有兼容并蓄的胸怀，他们都致力于建立多元并存的思想生态，他们不仅以著书立说影响着世道人心，更以自己的现实人生践行着新文化运动的理念，他们发动、推动、建构着新文化运动的发生、发展和深入；新文化运动也影响着他们的人生之旅，胸襟气度，思想理念，塑造着他们的生命情怀，人格品质，焕发出他们身上现代文化人的人格魅力：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我们今天仍处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延长线上，我们要探索民族未来的道路，依然面临着这些问题的挑战，我们站在新的时代峰峦上依然要重新审视，探究百年前的命题，传统与现代、民族与个人、全球化与本土、继承与创新、资本与市场、大众与精英、学术与政治、大众传媒与意识形态。我们回望历史，在理解中认识价值，在分析中取用资源，我们在应对新的社会文化实践的挑战中，进行着与新文化运动理论内涵与思想价值的对话，我们汲取中华文化的丰富养料，完成对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换与创新性发展。
    我们只有在进行当下中国的文化社会实践的过程中，才能深入认识他们曾经面临和思考过的问题，才能深入认识新文化运动的积极意义和正面价值。在此实践和探讨的过程中，他们发动的新文化运动不再是与我们的人生无关的历史事件，而是和我们的生命和思想息息相关的真实经验，他们的人生实践会成为我们人生实践和选择的真实参照，他们的思想探索，才会成为塑造我们心灵空间的坚实材料，建立我们精神谱系的重要资源。只有心灵的对话，精神的相通，我们才能开始接受和继承新文化运动的精神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