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把《吉祥时光》的书稿交给编辑的时候,我发现还有许多东西没有写。 我没有写西墙下的夹竹桃:雨后的院子,蜻蜓在空中飞舞,有的一只架在另一只的身上飞,我们不知道这是爱情,我们管它们叫“架彩”。有的蜻蜓落在盛开的夹竹桃上,悄悄的走过去,一抓一个……如果能抓到“膏药”或者“捞兹儿”,那就是中彩了。 我没有写草地上的指甲草:姐姐把指甲草上的花瓣摘下,用小木棍儿在石头上捣碎,除了把她的指甲涂得通红,还把它涂在我的腮上,哈哈大笑…… 我没有写小南屋前的玉簪棒:我一岁的时候,手里拿着含苞的白花儿,光着屁股和它合影。那张照片最精彩的地方后来被压在玻璃板的水沾掉了…… 我还没有写枣树上的杨剌子:那绿色的虫子几乎蛰遍了家里所有的人,但回忆起枣树,它与又脆又甜的枣子却同样出现在你的眼前……用现在的眼光观察杨剌子,它的外表是很酷的。 想到这些难忘的小生命,似乎被写空了的心忽然又变得充盈起来。 写自己的童年很难 我写过许许多多童年的 故事,却发现最难写的 是这一次。 书写自己的童年是我多年的愿望,但是有一天,当我提起笔来的时候,我发现开始的时间太晚了,许多事情已经不记得了。尤其是那些情感和话语、那些声音和颜色。 那个家、那个院子我已经离开了50年,许多人和事儿都已随风而去,留下的也已经支离破碎……岁月流逝,星光逐渐暗淡。除了时间和距离,还因为十年动乱摧残了那里无辜的树木花朵,摧毁了那里善良的生命…… “想不起”和“不愿想起”,让我沉重而纠结。我想念那个地方,但是我不愿意回去,那里有我难忘的美好时光,也有不堪回首的记忆…… 我看着大楼拐角的一株玉兰,已经是冬天了,没有一片树叶,却有一个个“花苞”峭立枝头,我实在分不清这是玉兰树的“迟暮”还是蓄势待发的“新生”。 我就像冬天的季节里在寻找春天的花朵。艰难虽是艰难,但生命的绽放总是给我意外的惊喜! 但我还是坚持要写 努力地写,用心地写, 让那段沉淀在回忆里的 时光重新苏醒。 我还是要写,童年在记忆的深处,当你试图唤醒它们的时候。有时候它像个陌生人一样走到你面前,让你不由不怀疑,这是我的童年吗?还是我的思念走火入魔了……有时候它们却又奇迹般跳起来拥抱你……让你返老还童。 我努力地在写:生活本来馈赠给我的“戏剧”性的可以变成故事的情节都随着时光“消失”了,尤其是那些细节和语言。剩下的只是一个个镜头和画面。缺少的是动人的感情的记忆。 有人说,大人物的回忆是属于“历史”的,小人物的回忆则是属于“文学”的。我虽然是个小人物,但心中童年的故事中也有刻骨铭心的历史,我不愿意让我的读者以为我的童年是在个虚无的年代度过的。我希望读者能看到过去,能看到那个时代中一个真实的童年。 我用心在写:这不是一个回忆录,因为我的童年也有可以走进文学的人性和温馨。也有可以启迪人生的智慧与文化。我们的心是相通的,我相信,我的童年写到心灵深处了,那也是你的童年。 这是个不断获得的过程 在文字中重温童年,不 仅有真实,还有不曾实 现的希冀和永远揭不开 的谜底。 这几年因为各种机会让我看到许多作家书写自己童年的书。我有兴趣思考和讨论这个问题。我也从同行和朋友们的作品中学习到不少经验。 希望把童年写成一部文学作品,那就在真实的基础上有适当的虚构。但是许多写作者在书写的时候都发现,“真实的生活”是排斥“虚构”的。但是没有“虚构”,就没有文学。我理解这里的虚构,实际是“感受过、思考过的生活”。我现在写下的“文学”是感受过的“生活”。 我自己在书写“童年”的时候。经常遇到几个问题。重大历史事件和普通生活的关系。沉重与轻松的关系。童年中儿童视角与书写者当下思索经验的关系。 不断地遇到,不断地克服,也就不断地获得成功感。 我童年的根在北京 1948-1957年的四九 城,是我童年的天地, 我与北京一起成长。 我还想写出老北京的文化,可什么是北京文化呢?北京文化有好多种,皇家文化、士大夫文化、平民文化。我们的主人公的身份决定了他的文化阶层。而不是非要找个京剧演员,或者八旗子弟来站脚助威。 北京有句老话,东富西贵,南贱北贫,在50年代,虽说都是北京,但这地区有都有自己的文化和语言。有些俏皮话很有色彩,反问句居多,大都用在不太有友好的场合。售票员问:“先生,您买票了吗?”这位先生不高兴了,就回答:“买票了吗?你把这个吗字给我我去掉成吗?”…… 再比如,甲不小心碰了乙,乙说:“哟,没看见——”,甲回答:“没看见!你长着眼睛是喘气儿用的?” 这些对话有特点,但不能代表老北京人都那样说话。我觉得古道热肠是老北京人一个特点,凡事要讲个“理儿”也是如此。我尽力而为,不太刻意。 我还庄重地在写:我要用这部作品寄托我对父亲、母亲、姐姐的思念,送给我还健在的哥哥,我的朋友们。同时献给那些真诚和善良的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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