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儿童文学文论辑评》（希望出版社出版）分为上下两卷，选编1912年至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的民国时期，以及上溯至清末，总共四十余年间的中国儿童文学史上具有重要文献价值与参考价值的各种代表性理论批评文字。作者包括鲁迅、周作人、茅盾、郑振铎、叶圣陶、孙毓修、吴研因、赵景深、陈鹤琴、陈伯吹等。全书一百余万字，按照中国儿童文学理论批评史的纲要，分为儿童文学理论建设、儿童文学问题论争、儿童文学的教育推广、中国儿童文学发展史论、儿童文学文体研究、作家作品与书刊评论、外国儿童文学评介七个专辑。
    《民国儿童文学文论辑评》的文字工作最早始于1982年，那时我在浙江师范学院（今浙江师范大学）读研，当时为完成以“文学研究会与现代儿童文学”为内容的硕士学位论文，开始查找民国时期的儿童文学史料。1984年7月，我研究生毕业后由教育部分配到西南师范大学（今西南大学）任教。那时候年轻气盛，吃得苦，耐得烦，而且“目标远大”，计划之一是完成《中国儿童文学理论批评史》的撰著。严格意义上的中国儿童文学理论批评是从清末民初开始的，因而研究工作的第一步，是从搜集文献资料开始，夯实基础。上世纪80年代的学界还保存着一股清流，那一代“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字空”的老先生还健在，因而高山景行，令后学心向往之。我当时的打算是用四至五年时间完成这部批评史，前期夯基础查资料做文献计划化二至三年时间（读研时已有了一些积累）。没有这一步，没有第一手资料，心中发毛落空，绝对不敢动笔。
    当时国内还没有人象我这样做“儿童文学”的文献资料搜集，每当我在图书馆提出要借阅民国期间的“儿童文学”书刊时，管理员都会犯疑：“什么？儿童文学？”我在这种疑惑的目光中，从重庆到上海，从杭州到北京，从南京到西安，从成都到长沙……穷追不舍，自信满满。我虽不敢将文献工作定位为“竭泽而渔”（实际上做不到），但资料多多益善则是必须的。
    当时复印机还是稀罕物，复印一张А4纸要5角人民币，相当于十个鸡蛋的价格。有一年暑假我途经千岛湖边的淳安县城，在小旅馆住宿，一天只要5角，我睡的是地铺，仅需3角，比复印一张А4纸的价格还便宜。当时我的工资才五六十元，已有妻室女儿，因而无论如何不敢奢望复印；而且，当捧着那些图书馆员从尘封的书库里帮我找出来的纸张发黄发脆的书刊，如同捧着出土的宋明青花瓷一样，即使口袋里有钱允许复印，我也不忍心将它们拿到复印机上去翻转（当时北京、上海图书馆，为保存文献已不准复印。但也有图书馆可以复印）。因而当时我搜集到的所需文献，都是一字一句地手抄下来的。有时抄了一天，才只有两篇文章。为了抓紧时间，中午就啃事先买好的馒头，晚上住地下室。这样日复一日，漫无尽头，有时也会心生厌烦，尤如朱熹当年的心绪“书册埋头了无日，不如抛却去寻春”。钱锺书先生说过，读书人如叫驴推磨，苦了累了，抬起头来嘶叫两三声，然后又老老实实低下头去，依然踏着陈迹。弃书不读于我自然不会，自然劳作下去。这里录下一页当年我在杭州孤山脚下的浙江图书馆查阅旧刊时的日记，用以“立此存照”：
    1984年12月29日星期六睛零下2—3度
    今仍去浙江图书馆。复印每页要0.50元，太贵了，还是抓紧抄写。今抄了《古童话释义》《征求绍兴儿歌童话启》。关于《叒社丛刊》，作了详细摘要。又借《中国白话报》《教育杂志》等刊，摘录本世纪初有关儿童教育之文。在平湖秋月，遇浙江师院历史系一助教，嵊县人。
    中午图书馆闭门二小时，去孤山一转。题襟馆、缶亭、柏堂均整修一新，新开放“吴昌硕纪念室”，内有日本雕塑家西常雄作所塑吴昌硕胸像（铜），系1980年11月日本“吴昌硕胸像赠呈访中团”赠给西泠印社。见各处亭榭馆阁镌有楹联，一一钞录。十年前，余在杭寓居时未见之。漫步孤山小径，寒风萧瑟，忆起1972年暑天与浙江大学A君在树荫聊天，真是往事如姻。“鸡毛信”的群雕犹存，而A君却早早地回上虞去了。A君还能记得这些吗？
    就这样，我利用开会出差之便，寒暑假独来独往之自由，跑了全国大大小小十余家图书馆，跑得最勤的自然是我任教的西南师范大学图书馆，以及西南师大所在地的重庆图书馆、重庆北碚图书馆。重庆是抗战期间民国政府的陪都，北碚因风景佳胜，成为陪都的陪都，因而这两家图书馆都珍藏有大量的抗战期间书报杂志。重庆图书馆被公认为是抗战出版物收集最全、保藏最多和最完整的图书馆，也是中国两个最早的联合国文献寄存馆之一。我至今难忘在北碚图书馆红楼藏书部查阅资料的日子，因去的多了，与几位管理员成了老熟人。
    书海探寻辛苦自知，但一旦发现“珠宝”自然欣喜若狂。最难忘有一次我在北京文津街的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文津分馆）第一次见到俞平伯的儿童诗集《忆》原版时的兴奋。《忆》由北京朴社1925年12月出版，朴社在原书扉页有如下介绍：“这是他（指俞平伯——引者注）回忆幼年时代的诗篇，共五十六篇。仙境似的灵妙，芳春似的清丽，由丰子恺先生吟咏诗意，作为画题，成五彩图十八幅，附在篇中，后有朱佩弦先生的跋；他的散文是谁都爱悦的。全书由作者自书，连史纸影印，丝线装订，封面图案孙福熙先生手笔。这样无美不备，洵可谓艺术的出版物。先不说内容，光是这样的装帧，在新文学史上也是不多见的”。俞平伯作诗，丰子恺插图，朱自清写跋，全书均由作者毛笔手书，这的确是新文学史上的艺术珍品；更难得的是，这更是民国儿童文学史上堪称诗文画“三绝”的艺术珍品！以后我将《忆》写进了我的中国儿童文学史论文章之中，朱自清为《忆》写的跋，自然成了中国儿童文学理论批评史料的“重要发现”。
    1987年11月，我到北京大学参加由蒋孔阳、陆梅林、叶子铭、袁行霈、王元骧、狄其聪等教授组成的专家组答辩，荻准教育部（时称国家教委）首批“全国高校社会科学青年科研基金项目”。当时还没有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也是第一次在教育部社科基金中增设青年项目，我获得了数千元的经费资助，这对我自然是一个巨大的鼓励。当时我申报的并不是理论批评史，而是儿童文学的当代变革问题，但都与儿童文学有关，自然出差开会查资料“一箭双雕”。
    与此同时，我又写信给陈伯吹、孔罗荪、范泉、鲁兵、辛安亭等前辈作家，了解征询民国儿童文学的相关史料，他们都给我寄来了热情鼓励的信函。尤其使我感动的是，居于上海长寿路“纸帐铜瓶室”时年93岁高龄的郑逸梅先生（郑先生的年龄比我先祖父还大），就吴研因的生平一事，不顾“病腕”，亲笔作答，兹恭录如下（原信无标点）：
    泉根同道
    顷由辞书出版社转来大札缢鉴殊不敢当所询吴研因其人曩年我编有近人事略纪及研因惜在浩劫中被毁致无从答复仅知参加商务印书馆所办同人小学曾主持其事也歉谈及艺林散叶兹由中华书局刊行续编已见样本定价一元六角五分大约不久可有出售匆复敬颂
    时绥
    逸梅病腕
    研因似乎为常州人
    如今，当年这些信函也成了我的珍藏。
    就这样，数年下来，辛苦寻觅，我已积累了100多万字的第一手民国儿童文学理论的文献资料。就在我计划撰写《中国儿童文学理论批评史》时，有一件事使我突然“彻底放下”。
    那是1986年9月3日，我在北京民族文化宫参加“张天翼学术讨论会”的开幕式，我隔位坐着一位蔼然长者，面庞清爽白净，眼睛不时闪出隽智而热烈的光，嘴上叼着一个上翘的烟斗，那么熟悉，又那么温厚。因在开会，我不好询问。会议休息时，我问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张大明先生，他说：“那就是王瑶教授。”啊，原来这位老人就是鼎鼎大名的北大教授王瑶先生！王瑶先生对年轻人关爱有加，会议期间当我向他请教现代文学问题时，他都一一作答。但当他问我正在做什么研究，我说将动笔撰写《中国儿童文学理论批评史》时，他愣了一下，看着我，说了这么一句话：“史书著作最好不急于在二三十岁时就写，等有了更丰富的阅历与人生经验，再写也不迟。否则有可能写出来的东西，过不多久就无人问津。”这真是当头棒喝，那天夜里我几乎失眠，左思右想，最后决定“彻底放下”。
    但事有偶然，当时在文化部少年儿童艺术司任职的陈子君先生正在组编一套“儿童文学理论丛书”，计划有数十种，各地少儿出版社十分配合，积极“认领”出版，但尚缺现代儿童文学理论方面的书稿选题。当陈子君先生知道我经常跑北京查资料想做这方面的书稿时，就找到我，商量能否将相关文献做成书稿列入“儿童文学理论丛书”，他又说广西人民出版社少年儿童读物编辑室（此即接力出版社前身）因为没有“认领”到选题，对他“很有意见”。世上竟有这么好的事情！我连想都没想就答应了。于是，这就有了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8月出版的署名“王泉根评选”的《中国现代儿童文学文论选》，冰心老人还为该书题写了书名。
    一转眼，《中国现代儿童文学文论选》出版已快三十年了，我调任北京师范大学也快二十年了。如今己是互联网云数据时代，查阅资料用不着再去图书馆一字一句手抄下来。当年那些我写信遍访碍难弄清的清末、民国人物的生平，现在也一清二楚了。我那本《文论选》至今还有人惦记，有人曾亲口告诉我，他是在“孔夫子旧书网”上买到的，书价是原价的三十倍。但《文论选》毕竟已经出版多年，当年的一些缺憾（如搞错了个别民国人物的生卒年份）需要修订，尤其是后来又发现的一些重要文章也亟需补充。
    又是事出偶然，有一次我与希望出版社的领导谈起此事，他们立马表示愿意出版，并与我商量了作为书稿选题新的构想，于是就有了《民国儿童文学文论辑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