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可老人在写作
    在北京入夏最热的那一天，收到胡可老人寄来他的新作《话剧的足迹》。看到他用的还是那种传统的大号牛皮纸信封，上面有我非常熟悉的工整苍劲的笔迹，完全不像是一位外出离不开拐杖，到了夜晚依靠吸氧才能入眠的老人所书写，而他这种严谨细致对待生活中每一个细节的认真态度，也是数十年如一日从未改变。这使我不由得又想起春天去家里拜访老人，他还在那间简陋且因藏书显得拥挤的书房里写作的情景，顿时有一种感动从我心底涌出。中国话剧已走过110年的艰辛历程，如今年近白寿仍在艺苑笔耕不辍的剧人，有谁能比胡可跋渉的里程更长，历经的风雨更多，创作的成果更为丰硕？无论怎样横竖比较，胡可都够得上中国话剧长路的开拓者和见证人的荣耀。正是怀着这样一种深深的崇敬，我倾心拜读他与共和国同行的“读剧札记”，去寻找他光荣而又漫长的坚实足迹。
    一
    我最早知道胡可这个名字，是在上小学的时候从电影《槐树庄》上看见的。后来当兵到了部队，又从电影《战斗里成长》的演职员列表上面看到了胡可的名字。前者是彩色电影，在那个年代的国产片中并不多见，尤以郭大娘的形象动情感人，在我幼小心灵打下烙印。后者是一部黑白片子，拍摄时间早于《槐树庄》好几年，放映时因胶片划伤而显得不够清晰，但看过后连队专门组织大讨论，我当时是连队文书，还为此出了一期黑板报，大标题是《深山里奉献、战斗里成长》，胡可的名字就记住了。但没有想到的是，后来我竟走上了军队文化工作的岗位，二炮部队一个战士创作的独幕话剧《雷雨之前》受到胡可的鼓励，专此写了一篇评论《小戏大方向》发在《解放军报》上，胡可的名字对我来说已不感到陌生了。再后来更没有想到的是，我调到了胡可曾工作过的部门做与他一样的工作，真的是越走越近，最后连家也搬到了和胡可相邻的一个院子里。值此，我们的交往就多了起来，有时为军队文艺工作的重要事项或创作的重点作品请他出主意谈意见，有时则到家里当面讨教，胡可对这种随意而无拘束的交流兴趣极大，很想听我给他讲讲军队的变化，有时也会对一些不良风气表示出愤慨和忧虑。在这个阶段，我断断续续阅读了胡可以及他和老伴胡朋合著的大作《敌后纪事》《剧事文稿》《走过硝烟》《胡可戏剧杂文》《烽烟戏剧人生》，由他女儿编撰的《胡朋百年纪念文集》等等，虽然对胡可的戏剧创作和艺术人生有了更多的了解，但都读得匆忙读得粗糙，不少是一目十行浮光掠影。直到现在收到这本《话剧的足迹》并细细读后，才醒悟自己过去的浮躁和浅薄，于是萌生了一个念头，我把手头已有的胡可著作找出来重又读了一遍。原以为都是早已熟悉的内容，但每每打开一本书，就有一种新鲜感扑面而来，随着阅读的深入，一个我所了解又不了解的胡可越来越清晰地站立在我的面前：一个热血青年，一个勇敢的战士，一个勤奋好学的文化人，一个任劳任怨的革命者，一个温文尔雅的剧作家，一个朴实平易的老头儿，一个和蔼可亲的领导，一个多愁善感的爱人，这无数个形象不断在书中转换着，尤如电影的蒙太奇在剪辑和叠印中，把我以往对胡可零散的印象片段有机连接起来，让我从来没有这么完整地认识胡可人生的全貌，不是简单的温故知新，而是一部值得我永远阅读的大书。
    我看到了在那遥远的长路上一个个浸透了岁月沧桑的小村庄，或许在史书中找不到它们的名字，但却是胡可人生不可或缺的重要驿站。从那个坐落在京郊大苇塘的村子开始，到阜平城东八里地的西庄村，年仅16岁的胡可经历了自己人生的第一次重要转折，投身带着旧式军队痕迹的民众抗日武装，到进入晋察冀军区军政学校受训，使他从一个充满幻想的中学生、一个自由散漫的小游击队员，转变成了一名合格的八路军战士。从五台山下的大甘河村加入抗敌剧社，到金刚库村登台演出第一部戏《警觉》，再到每日长途行军到各个山沟里的部队演出，以及深入敌后开展鼓动群众、瓦解敌军的活动，在用文艺的武器向敌人进行战斗的征途上，胡可已担任戏剧队副队长并开始了最初的创作，以获得军区和边区奖励的三幕话剧《清明节》为标志，一个“讲普通话且会作多种表情”的幼稚演员逐渐成为了一个“懂得了戏剧创作一些规律”的剧作者。从在阜平县史家寨村召开的“群英会”上结识戎冠秀，到平山县下盘松村与“子弟兵母亲”朝夕相处，这位具有善良心怀且对党忠诚、爱兵如子的好心肠大娘，给胡可以情感的滋养和母爱的温暖，在创作以她为原型的多幕剧的艺术实践中，升华了对人民母亲的认识，由此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思想扎下了根。还有李家岸村、坡山村、西柏峪店村、北胡讲村、槐北村、泡上村和那些不知道名字的小山村，都留下了胡可一路走来的足迹。但最令他难忘的是阜平的凹里村和安国的南楼底村，不仅因为在那里生活的时间长，而且度过了人生中最动情的经历。在凹里村，胡可在紧张的排练演出和创作中迎来了抗战的最后胜利并与胡朋结为终生伴侣；在南楼底村，胡可以地方干部的身份参加了土改的全过程，冬去春来，当与乡亲们依依惜别的时候，他又收获了一部多幕话剧《农民一家亲》。就这样，从一个村庄到另一个村庄，胡可自参加革命以来一直生活在乡野山村，并不像我原先想象的那样置身军营，这让他一个在城市长大的青年有了更多的机会和条件深入农村，接触并体察各类农民及其心态，进而了解农村的阶级关系、宗法关系和人际关系，辨析农村生活的土壤，认识浸润在这块土壤深处的民族血脉，从而“真正懂得了农民”。这为剧作家当时写好战争中支前的农民、土改中“翻地”的农民以及后来参加互助组“翻身”的农民、走向合作化“翻心”的农民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和生活积累。
    二
    我知道胡可年幼丧母，留在记忆中的只有照片上母亲的容貌，但那一位位饱经风霜而又有赤热心肠的房东老大娘，有的不知道姓名，更不要说留下照片，但她们对子弟兵的深情大爱却给了他刻骨铭心的母爱。胡可经常说起战争年代动荡不定，抗敌剧社四海为家，记不清曾经投宿过多少个村庄，接受过多少个房东大娘的热情照料。我也不止一次听胡可回忆在抗战最艰苦的日子里，他和剧社的战友们经常赶到被日寇刚刚“扫荡”过的村子里去慰问受害的老百姓，在那余烬未熄的残垣断壁间倾听大娘们的哭诉，即使这样大娘们也不忘关心子弟兵的饥寒，执意要在废墟上支起锅来烧水喝，从灰烬里刨出烧煳了的玉米做饭吃。大娘们满腔的悲愤、血泪的控诉和不屈不挠的坚强性格给胡可上了最生动的一课，更增强了他对苦难乡亲们的责任感和向敌寇讨还血债的决心。尤其是胡可与“子弟兵母亲”戎冠秀近半个世纪的深情厚谊堪称当代文坛艺苑的一段佳话。当他了解到戎妈妈充满辛酸苦楚的家史，开始懂得为什么她对我们这支军队有着如此深沉的感情。当他目睹了戎妈妈在鬼子扫荡的危险时刻，把个人生死置之度外，而让掉队的八路军小战士踩在自己的肩膀上脱离险境，终于悟出了孕育在我们民族心灵深处那种质朴圣洁的母爱，这是唤起中华儿女保家卫国的强大精神之源。当他获悉戎妈妈的儿子牺性在抗美援朝战场上，又一次与老人家促膝谈心时，她平静地说起当年是自己动员儿子参军并给他戴上大红花走的，后来只是行军路过家乡匆匆见过一面，现在不打仗了在山沟里也难见到咱部队了，心里想念大家呀！面对眼闪泪光的戎妈妈，胡可“忽然感到了在她身上子弟兵母亲这个称号的重量，而我好像还没有真正地理解她”。十年浩劫的动乱年月，胡可听说戎妈妈也遭到批斗的传闻，再次来到那个让他魂牵梦绕的第二故乡看望老人家。多少年后，胡可说起那个难忘的月夜都充满深情，“村支部大会结束后，我陪她踏着月色回来，在她家门前的水渠旁坐下来谈了很久。“山村的月光照着金光闪闪的水渠，照着她的白发，照着她询问的信赖的目光。她对革命事业的严肃态度，引起我很深的崇敬。”可以说以戎冠秀为代表的那些根据地的房东大娘们，用慈母般的深情厚爱培养了胡可作为革命者的家国情怀。正如诗中吟诵的那样，“这位好老人，好比一盏灯。战士给她火，火把灯点明。她又举起来，来照八路军……”
    毎当我听胡可谈起那些牺牲的和负伤的同志，就会真切感受到他内心的冲动，“觉得我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去描写他们，通过这一战斗去歌颂那些为了人民的解放而流血牺牲的战友们”。他一直难忘1943年寒冬的反“扫荡”，抗敌剧社的5位同志倒在了日寇的刺刀下，鲜血染红了他们的军装和身旁的岩石枯草，随身携带的创作手稿全部被毁掉，只有带血的纸屑同斑驳的积雪混杂在一起……胡可告诉我，他曾为他们的作品没有留下来而遗憾过，但一想到他们用生命开辟的文艺之路已开满了鲜花就会倍感欣慰，更坚定了要一直沿着这条路走下去的决心，而不能让烈士的血白流。他一直难忘在解放战争中创造了赫赫战功的“钢铁第一营”，从1945年冬在绥远前线作战到1946年春夏在新保安驻防，胡可就扎在这个营的三连，甘当一名宣传员、教歌员、读报员、辅导员，深深爱上了这个战斗的集体，战士们也把他当成了编外的“指导员”。当他得知该营在保北战役中浴血刘家沟威震晋察冀的喜讯后，又一次回到自己熟悉的老部队，但一些熟悉的战友已在战斗中牺牲，惨烈的场景和英雄的壮举久久萦绕在心，深深感受到蕴藏在他们身上的像火山爆发一般无穷无尽的力量，“给我以激励，以鼓舞，以教育，以信心；从感情上，从知识上，从对生活的理解上，为我今后创作《英雄的阵地》做了必要的准备”。他一直难忘在奔赴抗美援朝战场的前夜，时任总参谋长的老首长聂荣臻同志与他们几个军队作家亲切交谈，再次说起他在晋察冀对抗敌剧社讲过的那番话，真正革命的文艺产生在斗争激烈的地方，产生在前方，产生在敌人的碉堡下面。胡可没有丝毫的犹豫就跟随一线作战部队上了甘水峰阵地，他和连队的战士们一起住在坑道里，冒着敌人的炮火行走在崎岖的山路上，背弹药、扛木料，有时和电话员一起抢修线路，部队在用怎样的代价抵御着从大洋彼岸倾泻过来的成千上万吨钢铁，而每一个小的胜利又是用了多少人的汗水和鲜血所铸成，这些原本抽象的认识都变成了具象清晰的场景展现在他的面前，于是在夺取无名高地的战前誓师会上，他作出庄严承诺，“保证用文艺来宣扬他们反映他们的功勋”。战斗取得了胜利，面对牺牲的烈士，胡可一直不忘“我该怎样完成曾经在他们面前所作的保证”。《战线南移》就这样诞生了。“我的剧本里那些人物所依据的原型，我的那些比我年长的、与我同龄的和比我年轻的战友们，那些已经长眠在异国土地上的英雄们，他们就是我的老师，所给予我的教育，就像输入我身体的血液，一直流淌在我的血管里，直到我的生命终止”。
    纵观胡可的人生长路，虽不平坦，但总算没有栽过大的跟头；他历经了暴风骤雨也遇到过惊涛骇浪，但都在危急时刻绕过了激流险滩驶达了安全的彼岸，是庆幸命运的垂青，总能够遇难呈祥逢凶化吉，还是因为他秉持做人的传统操守，注重修身养性陶冶品行，显然是后者让他与幸运相随，验证了中国的一句老话，“唯厚德者能受多福也”！在新时期拨乱反正中，胡可负责对在50年代末受到伤害的一些军队作家改正的工作。他不仅与这些往昔的同事一一见面，了解他们这些年来的坎坷经历，体验他们难以自持的激动心情，积极认真做好对每一位同志历史遗留问题的彻底改正，而且还亲自登门告诉他们改正的决定，并送上一套军装作为恢复军籍的证明。有的同志紧紧握手，半晌相对无言；有的同志泪流满面，沉浸在劫后重生的悲喜之中；有的同志对别人的关心胜过自己，坦露一腔仁义情怀。多年来每想到这段经历，他都感到是对自己心灵的一次净化。十年动乱，胡可经组织批准“借调”到国务院文化组工作两年多。在那样一个当时看来最“革命”的权威部门，胡可不攀附权贵趁机钻营，更没有出卖良心换来顶戴花翎，而以“难得糊涂”的心态，庸庸碌碌做着“交办”的事情。多少人在狂热和诱惑的双重挟持下失足而悔恨，胡可却做到了洁身自好与人为善，表面上是“难得糊涂”的心态驱使，实际上是有清醒的人性良知，让他最终守住了做人的底线，保持了一个革命者和文化人的气节贞操。更能够反映胡可人品官德的是，事后没有因为万幸免入泥潭，而自我高估“出污泥而不染”，恰恰相反，一直在无情的解剖自我，作灵魂的深度拷问，向他认识到可能做错或伤害了的人和事检讨道歉，虽不时处于痛苦之中，也甘愿自食由自己当时的懵懂幼稚而种下的苦果，以至在时隔多年已无人记得的后来，仍抱着耄耋之年的病弱之躯，“趁痴呆未至，旧牍尚存，断断续续，记之如上”，心之诚、情之切足见其境界也！在抗日烽火中，胡可与胡朋成为生死相依的战友，并在抗敌舞台上创作演出了他们真诚相爱的一幕活剧。无论是身处顺境还是逆境，也无论是星光闪耀还是黯然失色，始终都与自己相爱的人携手搀扶，好像共同坐在一条小船上任风浪颠簸，凭着心灵的罗盘和爱的船帆乘风破浪顺流而去。从来没有因为对方的缺点弱点而有过失望、冷淡和疏远，相反是在不断的考验中加深了理解增进了爱。“心静云天阔，情深月色浓，斗争常与共，一世可为朋。”胡可在婚前写给胡朋的这首情诗，是直抒胸臆的浪漫恋歌，更是他一生对爱忠贞不移的道德心语。
    三
    如果我们站在历史的高度来审视胡可，就可以进一步认识到他在中国话剧事业不断发展的进程中所产生的广泛影响，尤其是对军旅话剧的兴盛繁荣所具有的开拓者意义。这不仅表现在他创作了一批优秀剧目，给舞台以新的气象，留下了永不凋谢的艺术之花，还因为他在新中国话剧人中所处的中坚位置，对于弘扬中国话剧特别是军旅话剧的优良传统发挥了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或许有人会说，胡可写戏也有过失误，其实，有失误的作家艺术家又何止胡可，假如我们细细查看一下比他年长和年轻的文化人的创作年表，就不难发现，“全优”的人总是很少，以一文之失、一戏之差、一片之误就定论一个人是万万不可的。在某种意义上说，胡可的贡献就两个，一个是在战斗实践中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另一个是在火热的军营中造就年轻一代戏剧人。在他看来，要使军旅话剧艺术之树常青，只能取决于艺术家的成长使他们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因此，写戏和育人成为贯穿胡可一生的两大主题，倾注了他大量的心血智慧，形成了他一以贯之的艺术观和人生观。尤其在他步入晚年以后，体力衰减却斗志依然，坚持把继承发扬军旅话剧的优良传统作为毕生的责任，在推动军队文化事业不断繁荣发展的实践中，为我军话剧乃至整个军事文艺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示范，对于在新的时代传承红色基因、建设强军文化富有重要的启迪。
    抵近战争前沿，满腔热忱而不惧生死的为火线上的官兵塑像，是胡可视为高于一切的艺术使命。枪声就是命令，战斗就是召唤，这种完全融入胡可生命的军人意识，一直引导他把到烽火燃烧的战场作为从艺的必由之路，把在阵地壕沟感受战士的血性刚强作为创作的前提条件，把在话剧舞台上多塑造一些有血有肉的英雄形象作为至高无上的责任。胡可曾说，总不能只描写自己身边的那一点琐事，广大军民需要我们反映他们所关心的和正在经历的火热斗争，而生活也不是到处都一样的。在他看来，敌后根据地比起延安来说是前方，根据地内也有相对的前方后方和战时平时，真正优秀的作品都产生在前线和堡垒附近，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也曾有人对诞生于枪炮声中的军旅话剧不以为然，认为那只不过是一些概念化的宣传品。胡可的回答也非常直率，我们知道艺术重要，但激烈残酷的斗争不允许坐下来精雕细刻，当时如果有谁离开战地而去孤立地强调艺术应该怎样怎样，那是不会有人赞同的。人民在受难，战士在流血，我们只能更快地为前线送去急需的精神食粮，包括在这特殊的战斗中献出个人的生命，除此之外别无选择。这些年来，胡可经常回想起77年前第一次跟随骑兵团小分队到平原作战的情景，“那时候我们想过什么？还不是把一条命交给党，交给革命，名是什么，利是什么？没有革命胜利，谁知道我们？他对当初抱定的信念从未更改。尤其看到海上的风浪和雪域的狼烟，胡可不止一次谈到我们文艺队伍也是一支战斗队，艺术家的心思应向打仗聚焦，创作要向打仗用劲，这是我们的传统，更是肩负的职责”。
    听从时代召唤，充分发挥戏剧团结动员军民的教育功能，是胡可视为最为宝贵的艺术价值。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在敌后战场的复杂形势下，我军很多剧社经常组成小型演出队，随武装分队深入敌后，向敌占区人民、敌伪亲属以至敌伪人员开展有针对性的宣传演出。这就是让胡可刻骨铭心的“政治攻势”，给人民以抗战必胜的信心，同时动摇瓦解敌军，有些老百姓就从伪军和汉奸组织中唤回自己的亲人，还有敌伪人员主动找上门来表示悔过改正，产生了很大影响。因此引起日伪军的恐慌，不断发生包围袭击八路军深入敌后的演出，有不少同志把一腔热血洒在了演出的舞台上。多少年过去了，胡可一直深深缅怀那些在“政治攻势”中牺牲的战友，当他听到有人讥讽这种把戏剧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武器来使用的信念，是“低层次”，是“工具意识”的怪论时，他没有只是简单的表达一种义愤，而是冷静地把中国军旅话剧的实践与外国艺术大师的经典联系起来研究思考，最终得出了有说服力的结论：教育不等于说教。教育是通过作者、导演、演员以对现实世界的清醒认识来解释剧中的人物和事件，以唤起观众的清醒认识来达到的。布莱希特把自己的戏剧称做“教育剧”，并把阐述自己戏剧主张的论著称做“小工具篇”，如果我们在当前改革强军的新征程上，能让军旅话剧充分发挥教育功能，起到凝聚军心鼓壮军威的作用，那将是莫大荣耀！
    瞄准先进文化，善于学习借鉴国内外一切优秀文化经典，是胡可视为追求卓越的艺术境界。我军的话剧历史，并不像今天有些人所以为的那样，是一群没有多少文化的“土八路”搞出来的简陋粗糙的“活报剧”。殊不知，最早在中央苏区和红军队伍中开始话剧艺术创作演出的，是从法兰西和俄罗斯留学的“红色海归”，是日后成为共和国领袖、元帅和高级将领的杰出人才，以及成为新中国戏剧摇篮的领导者，军旅话剧的起点之高，汲取外来文化营养之多，自身的开放包容之强，在中国话剧史上实属罕见，也给了胡可他们这一代军中剧人直接和深刻的影响。当时由聂荣臻司令员亲自给抗敌剧社下达任务，排练演出高尔基的《母亲》、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大雷雨》、西蒙诺夫的《俄罗斯人》、考涅楚克的《前线》、波戈金的《带枪的人》和曹禺的《日出》《雷雨》。同时，胡可他们还抓住作战间隙、行军途中或排练演出之余的宝贵时间，阅读当时凡能找到的中译本外国文学名著《铁流》《毁灭》《夏伯阳》《被开垦的处女地》《静静的顿河》，以及田汉的剧本《获虎之夜》《湖上的悲剧》和洪深的剧本《五奎桥》，有的是在敌人的碉堡下面，有的是在老百姓的夹壁墙里怀着补课的虔诚就着昏暗的油灯苦读。可以说，“土八路”的文艺人不仅啃过“洋面包”、喝过“洋墨水”，而且对本土大儒贤达的艺术名著更是倾心学习，革命理想的熏陶，民族文化的养育，外来艺术的滋补，造就了胡可的人生信仰和艺术情怀，让军队的戏剧家们敞开心扉迎接八面来风，创作出无愧军旗荣耀的精品力作。
    着眼未来发展，甘做青年才俊走向高原攀登高峰的人梯，是胡可视为大家风范的艺术情怀。自上个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叶，胡可在总政文化部和解放军艺术学院担任领导以来，就把自己的工作重点转移到培养扶持年轻一代的艺术人才，几乎用了自己全部的精力来阅读剧本、观摩演出和撰写评论文章，还经常参加军队话剧的新作研讨，在与年轻人的交流沟通中循循善诱。对于刚刚出道的兰晓龙写的《爱尔纳突击》勇于表现我军建设矛盾，塑造出了许三多这个新人形象；对于江奇涛的话剧处女作《马蹄声碎》一改过去“红军戏”的老套路，着力表现革命者苦难的新探索，都是满怀热情为他们鼓与呼。对于孟冰走出军营在表现社会现实中塑造新人的《黄土谣》更是大声喝彩，称赞他把军人放在更广阔的时代背景下来表现，在民族的传统美德与现实的市场价值激烈碰撞中展示军人的精神世界，拓展了题材，挖掘了生活，为军队话剧开了新路。特别是胡可与唐栋结为“忘年交”更是在军内外传为佳话。从唐栋和李斌奎合写《天山深处》崭露头角，到夜读唐栋的《兵车行》，胡可为冰山哨卡、生命禁区的边防军人几番落泪，在冷静之余撰文分析奉献与价值、内地与边关的对立统一关系，支持作者不回避矛盾而揭示出来深刻思考，如有雪崩撕裂冰山般的惊世骇俗的奇效。随后几乎唐栋每写一部新戏，胡可都在追踪他前行的足迹，肯定他超越特定岗位上军人性格的社会意义去关注军人性格的历史，并希望他从我军走过的坎坷道路和不同时期的社会背景下，更深入的思考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由此在舞台上展示我军的浴血岁月和改革风景。如今，看到孟冰、唐栋等年轻人已成大器，胡可也因年迈难以再到剧场看戏，但他没有一丝叹息，而为他钟爱一生的话剧事业有如此担大任的来者感到无比欣喜。
    胡可生于1921年，这些年来凡有祝寿者登门，他总是以一种平淡的语气说到，与党同龄不由自主，与党同路则是我作出的坚定选择。这就是一个文艺老兵的人生，也是一个人民戏剧家的人生，革命与艺术心手相连，一刻也没有分离。我们期待再过几年，为我们伟大的党也为她忠诚的儿子胡可一起庆贺百岁诞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