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ploads/collect/201710/14/MAIN20170221132600059445008847208.jpg) 作者与玛吉斯夫妇一起参加“兄弟宴会” ![](/uploads/collect/201710/14/MAIN20170221132700029232307130808.jpg) 坚持守摊的旧书商 我曾浏览过罗马台伯河岸的夏夜书市,伴着近旁流水与意大利红男绿女的轻歌曼舞,但总觉得它不及塞纳河畔旧书摊特有的异趣。 几十年前我初到巴黎,立时被塞纳河边一排排绿色木箱连环的旧书摊吸引。从右岸卢浮宫码头启程,过圣路易岛的玛丽桥,再踱步到左岸杜赫奈尔和伏尔泰两条沿河走道,全长约4公里。对这一奇景,法国作家让·迪杜尔描绘:“塞纳河是独一无二在两排由书籍筑成的堤岸中淌着的水流”。“旧书商文化协会”主席热罗姆·嘉莱也表示:“分列塞纳河两岸的长排书籍有若两道江堤一般”。 确实,塞纳河畔是一处世间淘书宝地。有心人甚至可以在此找到各类弥足珍贵的文学典籍。譬如,笔者在贡蒂沿河道上曾见过套着纸板书壳的19世纪原版《拜伦勋爵全集》,觅到早年精装的查理·波德莱尔的诗集《恶之华》、大仲马的《三个火枪手》和热拉尔·纳荷华的象征派文学杰作《火女》等等。历史类方面,仅巴黎圣母院后边一处书摊就有将近400种关于法国皇帝拿破仑一世的书籍,林林总总,各有其历史价值。自不用说其他封建王朝的编年史,以及1791年9月3日颁布的《法国宪法》的原版,标价150欧元。 杜赫奈尔沿河道35号对面的让-玛丽·卢基耶书摊,被业内人士称作“孩童书苑”,有多种“童子军”书籍,专供家长领子女光顾。至于文化艺术类,则有在他处难以找到的木版、铜版或石印绘画、音乐著作,尤其是法国野兽派马蒂斯,印象派马奈、莫奈、米耶,以及马克·夏加尔的画作和欧洲各国的艺苑撷英。 我最感兴趣的是人物传记,譬如路易丝·米歇尔这位“红色圣女”,中国在晚清时代就介绍过。《天义报》于1907年刊出“情僧”苏曼殊在日本所撰奇文《露伊斯美索尔遗像》。曼殊法师偶于故纸堆中得英国人祖梨手馈路易丝·米歇尔肖像,感其“英姿活现”,叹曰:“极目尘球,四生惨苦,谁能复起作大船师如美氏者耶?” 我碰巧淘到书纸已泛黄的《路易丝·米歇尔坦荡一生》。诸多米歇尔传略中,这大概是最早的孤本,得之真是喜出望外。更令人兴奋的是,几年后我在圣米歇尔旧书丛里找到了一册《第一国际会员及巴黎公社社员与卡尔·马克思通讯集》,其中有一封俄罗斯女郎伊丽莎白·德米特里耶娃于1871年4月24日自巴黎托人往伦敦捎给马克思的秘密信札。信中谈及巴黎公社面临凡尔赛分子准备发动总攻,急待伦敦方面支援,而她自己则已决心战死在街垒上。依据这一珍贵历史文献,我给《瞭望》杂志写了报告文学《马克思的秘密使节》。继之,我完成了长篇小说《夜空流星》。 由是观之,塞纳河堤岸的旧书摊不仅有供外邦游人欣赏的异域风情,更是一泓汲取智慧灵感的不竭源泉。塞纳河堤岸的旧书摊始于16世纪,历史悠久,徽记为一只蜥蜴注视利剑的图案。蜥蜴标志旧书摊主追求阳光,利剑象征他们酷爱自由。1789年法国大革命没收大量封建贵族的藏书,成了旧书商创业的契机,到拿破仑时代得到巴黎当局认可合法化,在伏尔泰沿河道和新桥一带驻守发展起来。1891年,摊主们获准将绿色书箱固定在堤岸护墙上,夜间不需要搬运回家。1900年世博会时旧书摊达到200家,每家四个书箱,占据十来米长的砌石栏杆,摊主随意作息,只有雨天才自行歇业。经营者自备书箱,无须缴纳任何租金和税款。1930年旧书经营真正趋于稳定,到1991年,塞纳河堤岸边千余“绿箱”中的古旧书籍总数达30万册,规模空前,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为“世界文化遗产”,渥太华、东京等城市起而效仿。自2014年起,这里开始举办“塞纳河堤岸书摊节”,届时由50家书店联袂,竞相推出最佳古旧书刊给读者,并参加一年一度的“国际稀有书籍和手迹沙龙”。 在塞纳河边设摊,须得向巴黎市政府提出申请,申请人要具备足够的文化知识和从业特长,历史清白,无犯罪前科。2010年,申请者逾百家,但获准的仅23人。另外,市政府还规定,每个摊位的长度最多不得超出8.6米,高不可越出2.1米,以免妨碍塞纳河岸自然景观。 斗转星移,旧书摊经营队伍不断壮大,从1606年在新桥起始的24户,迄今已扩充至250家。冬去春来,他们恪守传统,像哨兵一样守护在旧书丛的岗位上。凡陈列于摊上的书刊,均用透明塑料薄膜包裹,防止渍水,保障毛毛雨天里也能照常营业。据老人们说,当年旧书商冬日坚持守摊,都习惯在外衣里铺填好几层报纸,那是最有效的御寒办法。 旧书摊主最珍视的是自由。热罗姆·嘉莱表示:“我们有自己的工作时间表,按个人意愿安排,不受任何拘束”。人们一般不知道,从传统上看,塞纳河畔的旧书商群体始终抱有“无政府”理念,蔑视主宰社会的权威,更不相信有什么“救世主”,坚定维护自身的独立和尊严。这一特征,在旧书商出身的让-雅克·玛吉斯处显示得尤为鲜明。我是上世纪70年代末跟他在圣米歇尔喷泉结识的。让-雅克的父亲崇尚自由,不甘受雇佣关系羁绊,选择到塞纳河畔摆书摊,清平一生。老玛吉斯去世后,其孀妇携子继续打理绿色书箱,让-雅克由此与书本结下不解之缘。他向我表白:“我承继父业,选择这行至今,是因为它自由”。正是为了法兰西民族的自由,他在二战时参加了抵抗德国纳粹法西斯的游击队。然而,巴黎解放后,他又回到塞纳河的圣米歇尔堤岸,重新摆起旧书摊。 我深为他的品格所动,一直难忘二人的头一回接触。那一年,我到联合国教科文总部工作,甫抵巴黎即去圣米歇尔堤岸找寻列昂·克拉泰尔的小说《伊纳赫依》。这是一部描写巴黎公社的作品,完稿于1887年。由于公社惨遭血腥镇压,该书直到1931年才得以由法鲁瓦书局印行面世,现今早已绝版。玛吉斯听闻一位中国作家在苦寻此书,自己专门从旧书商联络网中淘得,欣然将这本绝版珍籍免费赠送给我这个素昧平生的异邦人,令我感动至极。他坦诚地说:“我是个书商,但做买卖不是我生活的理想”。 现今,游客每天在圣米歇尔旧书摊前川流不息,但绝少会有人想到,老迈旧书商中间竟有如让-雅克·玛吉斯这样怀抱理想的超凡智者。他们以传播人类文化知识为天职,不屈服金钱和权势,安于清贫,仅靠出售旧书所获的微薄收入逸然度日。实际上,这些旧书摊主才是“人类文化遗产”真正的优秀传人。 正基于此,他们对塞纳河堤岸文化目前面临的“认同危机”感到忧虑。从20世纪末叶起,旅游产品逐渐充斥巴黎的旧书摊市场,形成塞纳河畔的雾霾,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当地市府规定,每个摊位销售旅游纪念品的比例不得超过25%。可是,按一个摊位出售旧书可获100欧元计算,如改卖旅游纪念品,其营业额却可以翻上5倍,这对不重视书籍价值的常人显然有着极大的诱惑力。 针对近年出现的形势,巴黎电视三台记者让-克洛德·伽利做了一番现场调查,见证一些摊位上堆满塑制艾菲尔铁塔、巴黎街道牌和钥匙链等小玩意儿,令书籍退位,几乎变为一种门面装饰。这种现象,用汉娜·阿伦特的“大众文化危机”之说,从供求推销术审度,并不难理解。然而,接受记者采访的旧书摊主却对之愤慨不已。50岁的玛丽在塞纳河畔专营艺术类古旧书籍,已经有20多年,她愤愤表示:“这是旅游纪念品入侵!人们来此不再为买书。我大概在进行一场过时的搏斗。”玛丽的同行让-米歇尔在梅吉斯里沿河道也有15年从业经历。他声斥那些在堤岸廉价贩卖伪劣旅游产品的经营者:“这些人怎能算是书商,他们根本不懂书籍,十足的一伙盗贼、流氓!”我的法国朋友让-雅克·玛吉斯则干脆断言:“大众旅游简直成了一种污染!” 依笔者所观,这是一些不随流俗,似乎“迂腐”的人。让-克洛德·伽利在结束其调查后描述:“他们预感到巴黎天空的风云变幻。阵雨过后,又一如既往,以惯常的坚定,打开摊位的绿箱,从里面取出几分钟前避水保护完善的古旧书籍和以往的时代版画,呈现于世人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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