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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谈日本任侠电影


    
    藤纯子 鹤田浩二 高仓健
    任侠电影是日本电影史上重要的类型电影之一,蕴涵着深厚的日本民族精神。任侠电影是日本电视产业崛起后的产物,20世纪60年代,随着日本经济 高速发展的电视产业给日本电影业造成了极大的打击,日本电影产业急速衰退。为了抗衡日益普及的电视产业,日本电影采取宽银幕、彩色化和大片主义等对策。此 时,日本著名的东映公司将制片路线转向任侠片,并建立了自己的制片基地。在60年代后期,东映公司任侠片制作数量达到顶峰,高达电影总量的34%,成为当 时最受欢迎的大众电影,并代表了当时日本成熟的商业电影模式。
    任侠电影没有丰富的故事情节,但通常有固定的叙事模式。背景一般是明治末期和昭和初期前后,以黑社会人物为主人公,讲述新老黑帮的冲突,主人公 通常被塑造成为“正义派”,为维持黑帮社会的秩序而奋勇战斗。任侠片基本沿袭单一的故事情节,宣扬日本古代的侠义精神,体现了日本传统道德观和工业现代化 的矛盾。
    日本黑帮社会的起源是在江户时代,由于城市中资本主义的发展,赌徒、摊贩等以黑帮领导者为首组织在一起,建立起具有礼仪化、封建式的强大集团。这种集团的建立类似家庭组织,黑帮首领和手下类似家长和孩子,是绝对服从的关系。黑帮社会保留了封建时代的人际关系。
    表现黑帮社会的任侠电影,其核心的主题元素是义理-人情的冲突,即义务和人性之间、责任与个性之间的冲突,解决矛盾冲突的方法是多样化的。各种 义理-人情的冲突常见于“一餐一宿”,通常是男主角受到黑帮主人的热情招待,他就参与到黑帮主人与敌人的斗争中,并为主人舍命搏斗。另一种关系则是黑帮中 的“父子关系”,是黑帮大佬和手下的关系,黑帮成员之间像是家庭成员一样,这两种关系出现在大量的任侠片中。任侠片中的黑帮组织是根据黑帮老大和部下的关 系而建立起来的,既是一种支配和被支配的关系,同时又是通过家庭般的情感连接在一起的互助关系。
    任侠片倡导义理-人情的传统伦理价值观,同日本的武士道精神一脉相承。武士被称为“侍”,武士道即“武士的训条”,其思想源自中国的儒学佛教和 神道教,其中“义”是武士准则的核心。武士道是日本民族独有的一种精神,在平安时期随着武士集团的形成而出现。到了江户时期,在吸收儒家伦理道德思想的基 础上实现了理论化,并渗透到日本社会的各个阶层。武士道定型于江户时代(1603-1867),为适应幕藩体制的需要,提倡等级性的忠诚观念。新渡户稻造 在《武士道》中认为武士道作为一种美德和精神在日本永世长存。武士道是封建制度道德的产物,武士是日本历史身份和完整性的极致代表。
    武士道精神以大众教育和大众娱乐等方式向社会各个阶层渗透,并为各阶层提供了道德标准,武士道是日本全民族的崇高理想。新渡户稻造在《武士道》 中说,武士道从它最初产生的社会阶级由多种途径流传开来,在大众中间起到了酵母的作用,向全体人民提供了道德标准。武士道最初是作为优秀分子的光荣而起步 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成了国民全体的景仰和灵感。
    任侠道是从武士道中分化出来的庶民伦理,通常是日本黑帮的行为准则,并且成为黑帮这一社会群体的同一性。任侠道以“义理”为核心,“义理”也是 任侠片独有的精神特质。新渡户稻造说,义理是单纯而明了的义务,是对双亲、对晚辈、对一般社会等所负有的义务。义理是同日本黑帮密切相关的一种社会规范, 也是日本独有的文化范畴。任侠片以“义理”为核心,表现新老黑帮在现代社会转型中的利益冲突,最后通常“义理”取胜,主角在义理和人情的裹挟中走向义无反 顾的自我牺牲道路。就任侠道而言,黑帮家族及其成员的利益是一致的,他们把整个生命看作是臣事主君的手段。
    鹤田浩二和高仓健是20世纪60年代最受欢迎的任侠明星,也是日本昭和电影全盛时期的代表。鹤田浩二在东映公司拍的第一部任侠电影《鲜花与暴风雨及黑帮》大获成功,直接推动了东映公司任侠片的生产。此后,鹤田浩二在《赌徒》《明治侠客传》等多部影片中扮演侠义之士。
    高仓健主要扮演为了义理和人情不惜牺牲自己的硬汉形象。1965年,《网走番外地》是里程碑式的任侠电影,在影片中,高仓健塑造了冷峻的硬汉形 象。之后,在《日本侠客传》系列《昭和残侠传》和《绯牡丹赌徒》等系列片中,高仓健都将这种铁血硬汉形象发挥到极致。高仓健一生的作品中超过一半是任侠 片,堪称日本任侠电影的代表。
    高仓健主演的任侠片背景多数是明治末期和昭和初期前后,当时的日本面临现代西方文明的强烈冲击,在新与旧、外与内等各种因素激烈碰撞中,高仓健 在电影中重塑了昔日的武士精神。1960年,高仓健早年饰演的《网走番外地》系列电影中,他一身黑色皮衣从风雪中的北海道监狱出来,向所有不仁不义宣战, 扮演以一敌十的硬汉。《日本侠客传》中,高仓健半裸着身子、刺青耀眼地在雪地、荒野里和对手厮杀,豪气毕现。在《昭和残侠传》系列中,高仓健身穿和服,手 持短刀的标准化着装,坚守任侠伦理,沿袭了日本武士的审美观。花田秀次郎(高仓健)因 “一宿一饭”之义理而同敌对组织柛组组长进行殊死搏斗。高仓健扮演的人物总是穿着和服,佩戴着日本刀,是封建时代的黑社会力量,与他为敌的黑社会是新兴势 力,穿着西装、手持手枪。高仓健代表正义的、封建时代的道德观,而新兴势力通常被设定为反面派。黑帮中的每个人物都体现了武士品德的方面,但又复杂而富于 个性。新黑帮在现代财团的支持下实行现代的行为模式和道德准则,影片的道德力量通常转向代表传统礼仪的老黑帮,其中主角最后奋不顾身,壮烈地决斗,通常是 为了“一宿一饭”之恩,无论恩之厚薄,效忠并无二致。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中说,在世界文化范围中义理是日本独有的道德义务范畴。本尼迪克特将日本人的 义理分为两种类型:一是“对社会的义理”,即向人报恩的义务;另一种是“对名誉的义理”,指使自己的名声不受玷污的义务。任侠片多数表现知恩图报的义理。
    继鹤田浩二和高仓健之后,藤纯子成为任侠电影的另一位当红影星,她在《日本女侠传》和《女赌徒》系列等影片中,延续了任侠道的义理,并以女性刚柔并济的演绎为任侠片带来另一种风格。
    任侠片中的义理人情是武士阶层向庶民阶级的精神渗透,寄托了当时普罗大众对过去忠义等传统价值观的怀念。任侠道既是封建时期武士道的精神延续, 也是日本在近代化转型过程中的大众化精神机制的表现。任侠片另一方面也表现了日本传统与现代化(西化)之间的冲突、西方文化价值观对传统的生活方式造成威 胁,任侠片表现了日本大众普遍的怀旧情绪,成为日本义理人情和传统价值的守护者。
    任侠片在20世纪60年代经济高速增长的时代,保持了封建传统的人际关系。任侠片也反映了“二战”后日本社会转折的历史性时刻,并对日本当时的社会现状和历史进行了一次融合,同时也是日本新旧社会交替时期的产物,新兴力量和旧时代的没落在影片中并列呈现出来。
    至20世纪70年代末,随着先锋电影和政治电影的大行其道,山下耕作等导演从任侠片转向“实录路线”。“实录黑帮电影”打破了任侠电影关于侠客 和义理人情的幻想,任侠片逐渐衰退。1980年代即昭和时代末期,随着日本偶像工业的成熟,娱乐文化趋向多元化,电影再一次受到冲击。作为昭和时代的象 征,黑帮硬汉残留着明治时代武士精神的侠之大义,高仓健代表了现代化转型时期日本昭和时代的侠者形象。1977年,高仓健在《幸福的黄手帕》中也成功转 型,但他所代表的一代任侠片曾是日本电影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是日本武士精神的挽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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