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先震撼我的是这幅画的尺寸。在马德里索菲亚王后国家艺术中心博物馆，伊格纳西奥·苏洛亚加（Ignacio Zuloaga，1870-1945）的《血基督》（El Cristo de la sangre）占据了展厅的整整一面墙。画面初看上去是阴森可怖的，一袭红袍在灰暗的背景中浮现，仿佛一摊鲜血。定睛看去，在前景中作为构图中心的是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他的脸几乎完全被垂下的长发所遮蔽了，使我们转而去注意他的身体。他似乎刚刚死去，失去血色的肌肤上泛着冷光，血还在身上各处流淌。在耶稣的左右两边，各有三个人物形象，大致呈扇形排列。他们或是神甫，或是农夫，身披大氅，手执经书或是一人高的长烛，神情肃穆，沉浸在无尽的哀思中。在他们身后是西班牙卡斯蒂利亚高原的原野，贫瘠、悲凉而高贵，一座中世纪式的城市矗立在原野上，从城墙的形制看很可能是古城阿维拉。城墙、房屋和前景中的人物形象都是线描的，天空却是涂抹的，似是风云激荡，又好像是在燃烧，一如虔诚教徒狂热的信仰。
对于画家来说，对于看到这幅画的外国人来说，这就是西班牙的土地和属于这片土地的人。丹纳曾在他的《艺术哲学》中写道：“西班牙画家给你们看到的是他们的种族的典型，又是瘦削，又是神经质，结实的肌肉受着山上的北风吹打和太阳的熏炙格外坚硬，性情顽固、倔强，压制的情欲老是在沸腾，内心的火烧得滚热，忧郁，严酷，受着煎熬；深色的衣服和画面上焦黑的色调对比强烈。”《血基督》展现的正是这样的人物形象。陪伴受难基督的这几个西班牙人，不是有名有姓的人，而是民族的群像，也就是说，他们是“类型”，是画家从他对本国民众的观察中提取出的艺术形象，是风格化了的西班牙人。他们与他们身后的原野与城市共同构成西班牙的风景。这阴郁、悲怆、具有浓厚中世纪色彩的风景，也是同时代的西班牙诗人与散文作家所凝视、描绘和赞叹的风景。阿索林在一篇散文中写道：“我看见虔敬之心在我们的西班牙所常临的一切地方。我们的整个灵魂，我们的民族的整个坚实的心灵，不就是在那些教堂中，在那些基督受难十字架中，在那些苦修庵中，在那些修道院中，在那干燥的天空中，在那平硕的平原中吗？”如果说我们常在旅游广告中所见的地中海景致的西班牙是一个表层的、肤浅的西班牙的话，那么这个内陆的、山野的西班牙则是深沉的西班牙。
这幅画作于1911年。如果我们考虑到在同一年代巴黎或者维也纳的画家们在画什么，或许会觉得眼前这幅画过于保守，过于“现实主义”了。可是，什么是现实主义？如果说现实主义就是对眼之所见的忠实摹仿，那么印象派才是最彻底的现实主义。苏洛亚加恰恰是反印象派的。印象派画眼前即刻所见，苏洛亚加却是看熟之后再凭记忆和想象下笔；印象派画的是转瞬即逝之景，苏洛亚加画的却是恒定的凝固之景；印象派代表过渡、短暂、偶然——现代性的一面，苏洛亚加则代表永恒和不变——现代性的另一面，或者说是对现代性的抗拒。
有两位与画家同时代的西班牙思想家对苏洛亚加的画作不吝赞美之辞。奥尔特加认为，苏洛亚加画的是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西班牙是不是这个样子的？或者说，西班牙究竟是什么？这是时代之问。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西班牙早已不是那个征服美洲、称霸全球的帝国，已经失去了几乎所有的海外殖民地，沦落为欧洲的一个边缘国家。面对欧洲邻国发展出的先进现代文明，西班牙踟蹰不前。“西班牙民族拒绝在自己身上实现我们所谓现代的一系列社会、道德和知识变革……我们这个民族一直在抵抗，西班牙的现代历史或许就是它抵抗现代文化的历史。现代文化本就是欧洲文化，西班牙是惟一一个抵抗欧洲的欧洲民族。这就是它的姿态、它的天赋、它的本质、它的命运。这是一种保持自身、不愿变革、坚守本质的难以驯服的渴望！”对苏洛亚加画作的品评促发奥尔特加做出这些思考。另一位哲人乌纳穆诺赞叹道：“苏洛亚加的画中遍布超脱于时间和历史之外的人。他给我们提供了一面祖国灵魂的镜子。”如果说现代文明意味着世界以更快的速度变幻不歇，意味着如《共产党宣言》所说的“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那么在苏洛亚加的画笔下，西班牙仍然坚固地保持原样，保持着神圣的信仰，一如《血基督》中永恒挺立着的人们。
乌纳穆诺对苏洛亚加的欣赏或许还有一个缘由：他们是老乡，他们都是巴斯克人，一个居住在西班牙北部山海之间、长久保持自己的语言与生活习俗的少数民族。前者常年居住、后者精心涂绘的卡斯蒂利亚高原，与巴斯克地区青山绿野的景象相去甚远。他们都认识到，西班牙中部的卡斯蒂利亚高原是西班牙的核心，这块土地的景致才是真正的西班牙民族灵魂的体现。与他们同时代的另一个巴斯克名人、小说家比奥·巴罗哈也认识到，作为西班牙整体的一部分，巴斯克文化应当自觉以卡斯蒂利亚为中心，而卡斯蒂利亚语也应逐渐地成为真正的西班牙语。面对20世纪初已经在西班牙冒出苗头的地区分裂主义，这一批巴斯克文化精英是西班牙民族国家的捍卫者。
民族主义是现代文化的一个产物。事实上，如果我们看一看现代艺术的发展史，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美国、加拿大和一些东欧国家同样兴起了民族主义的风景画。与这些作品的风格相比，苏洛亚加与现代主义的联系不是很显著，更多是与西班牙绘画传统相联系——由埃尔·格列柯、委拉斯开兹和戈雅共同构成的伟大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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