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巴斯·基阿鲁斯达米（Abbas Kiarostami，1940.6.22~2016.7.5）1940年出生于德黑兰，导演、剧作家、制作人、剪辑师。其作品《樱桃的滋味》获1997年戛纳电影节第50届金棕榈奖，1999年芝加哥影评人协会奖 最佳外语片提名等。
巴迪，一个求死的人。为什么要死？碰到了什么问题不能解决？按照他自己说他“不快乐”、“会戕害家人、朋友，也是一种罪”，为什么不快乐？阿巴斯（Abbas Kiarostami）的影片《樱桃的滋味》（Ta'm eguilass/Taste of Cherry，1997）自始至终没有回答。寻死的缘由不是关键（给观众留个悬念、回味），关键是，巴迪怎么看待生与死，他想寻找的“帮助”他完成死的意愿的那个人，是怎么来看待生与死的。
影片进行到四分之一时，阿巴斯制造的悬念是：主人公巴迪看上去有钱，沉默，开辆吉普车，穿行在尘土飞扬的道路，两边是工地，到处在拆毁、建造，贫瘠的工人瘦弱、睁着饥饿眼睛盯着车内阔绰的人，问：“你需要一个工人吗？”片头很长，接下来也是很长的长镜头，观众一直追随着主人公巴迪开车行进，通过他的眼睛看周遭世界，跟随他的视角与思想：很长一段胶片过去，会以为这是个政治片，社会问题片，有纪录片的写实味道，会以为这个巴迪正在进行对底层穷困生活的采访或体验。（阿巴斯一贯喜欢以纪录片手法来拍摄故事）因为影片设置的背景是：两伊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朗存在大量失业。所以，当巴迪的车载着一个警惕、小心、拘谨、不安的年轻士兵爬到了山顶，先以凌驾的腔调，再以乞求的眼神、苦口婆心的口吻请士兵给他一个“帮助”：明天早上你来这里，对着这个坑叫两声，巴迪先生，巴迪先生，如果坑里没有回应，你就往这个坑填土20铲。观众这才恍然大悟：他在寻找一个帮助他安稳“死”去的人。于是你不得不佩服导演离奇新颖的构思。于是你的胃口就被吊了起来，第二个悬念产生了：他为什么要死？他找到人了吗？第三个悬念：他会如愿死去吗？接下来的时间，观众的心脑依旧跟随巴迪的车行进，跟随巴迪的眼睛寻找、判断：哪个人适合完成他的“死”。观众已经将最初的判断和疑惑扔掉了，完全掉进了导演设计的影象陷阱了。始终跟随巴迪或士兵或修道院学生或老人的特写镜头，阿巴斯擅长以特写来表现人物性格心理，这当然给演员带来极高挑战。有时候也全景俯拍，不过在阿巴斯看来，全景镜头是另一种“特写”。
《樱桃的滋味》剧照
然而影片并不在探究巴迪为什么要死。甚至借片中人物的提问，也没有给予回答。阿巴斯关注的是人物对待生命与死亡的态度。巴迪选择的三个人，是三种态度，巴迪与其沟通也是三种方式：
第一个是服兵役的士兵，年轻，来军营才两个月，他唤起巴迪对年轻时军营生活的美好回忆。在与士兵的对话中，巴迪一直处于强势，他主讲，士兵倾听。士兵没经验，紧张，对巴迪带他绕路上山心怀恐惧，不时警惕惊惶地瞥他一眼。士兵出身于库尔德，拿过枪，在那多乱的地域甚至还可能杀过人。但他拒绝埋葬巴迪，他的理由是：“我不是个掘墓人，我不会埋葬人”，他当过农民，双手用来耕地铲土，但不会埋人。虽然巴迪一再强调这不是叫他杀人，只是完成埋葬，而士兵认为，和一个活人谈论死亡与埋葬的事情，似乎意味着他参与到这个“死亡罪行”中。因为在伊斯兰教或基督教文化中，“自杀就是一种罪”。士兵不愿意为了丰厚的金钱，参与到这个在他看来可怕的、不可思议的“自杀之罪”中，他的话是：“我不想惹麻烦。”那是他意识到这是个“麻烦”，不但会带来现实条规的麻烦，更会带来心灵的煎熬麻烦。所以他选择突然下车，冲下山坡，逃奔军营。
第二个是神学院学生，阿富汗人，因战乱，到伊朗读书。他一上车，就与巴迪进行平等的交流。巴迪并不隐瞒，直接与他谈自杀的事情，并且明白告诉他：我不需要你的舌（说教），我需要你的手（埋葬）。巴迪说：“我明白在神意，自杀是一种罪，可是不快乐也是很重的罪，戕害至亲的人也是一种罪。”“神意是很仁慈伟大的，不忍心他的造物受伤害而强迫人活下去，也同意人自己解决的办法。”他认为一个人可能理解对方的痛苦，却无法体会。所以虽然神学院学生试图继续以教义说服他，挽救他的死亡念头，被他拒绝了。
最后一个是老人，一个在自然博物馆里制作动物标本的老师。他却爽快地同意了巴迪的请求，原因是他的孩子得白血病需要钱。但他试图转变巴迪的自杀念头。因为是长者，整个拍摄、叙述的中心就在老人身上，多数是老人在说，巴迪倾听。士兵对死亡的恐惧没有影响巴迪寻死的强烈念头；神学院学生的教义也缺乏说服力，因为巴迪对宗教教义早就参透，在内心思考得很清楚；只有这个老人，老人的经验，对生命、对死亡的经验式看法，动摇了巴迪的念头。老人的叙述，多么生动，有必要在这里重复一遍：
我结婚的第三年，碰到许多问题，觉得解决不了，有天带条绳子想在一棵樱桃树下吊死。偶然触到一颗樱桃，那么柔软，我就吃了，那么甜，我就吃了第二颗，第三颗……天亮了，一群孩子在树下走，我就摇动樱桃树，他们吃我摇落的樱桃，那么开心，于是我就拣了许多樱桃带回家给我妻子吃。她还在酣睡。是一颗樱桃救了我。我变了。问题依旧存在，并没有变，只是我的想法变了。……你的想法出了问题，你改变一下想法，积极地看待世界，世界会因你改变的。……你是否丧失了所有希望？当你早晨醒来是否曾仰望天空？在拂晓时分，你难道不想看着太阳冉冉升起？落日余晖，你不想再看了吗？你不想再见到星星吗？那满月之夜，你不想再看一次？你想就此阖上双眼？选择正确的路吧！……你要拒绝所有一切？你要放弃所有一切？你要放弃去品尝樱桃的滋味，千万不要，作为你的朋友，我恳求你！
至此，终于点出了片名，“樱桃的滋味”，老人对要寻死的巴迪说，四季水果那么多，难道你不想再尝尝樱桃的滋味了？
但老人爽快地答应了巴迪寻求的“帮助”，他给予一个承诺，让巴迪放松，再悄悄转变他的念头。这个智慧的老者，他以自己对生命与死亡的看法，以生命中鲜活、美好、充满希望的内容去吸引、诱惑、唤回巴迪生的欲望，以此抗拒死亡。他不说教，却显然动摇了巴迪的念头。在自然博物馆，巴迪坐在长凳上，开始“换一种想法”看待世界，于是，他看见情侣甜蜜地请求他帮忙拍摄合影，看见操场上的小朋友快乐地在运动，看见鸟飞过天空的姿态，看见飞机留下美丽航线，看见山下安宁的房舍，看见落日壮美的光辉染红了天空，太阳蛋黄一般慢慢下沉、定格在空中。是的，假如一个人的想法改变了，世界也随之改变。
老人唱了一首土耳其歌曲，是对生命与死亡的最通达的理解：
我的爱人，我要飞走了。我在朋友的花园里，来吧。
在快乐的日子到来之前，我得经历苦难，来吧。
我们彼此不太认识，你离开与留下，我都是你的朋友。
不管怎样，我都是你的朋友。
假如说，这是老人对巴迪完成“帮助”的允诺，不如说，这是对他的安慰，是一种人性的爱，这个爱，更能温暖一颗绝望而疲敝的心，一颗徘徊在死亡边缘的心，将他从死亡线上挽救过来。
实际上，巴迪自己，又何尝不在质疑死亡与生命呢？可以想象，在他寻找合适人选之前，在他不知道什么时候挖掘了一个坑——他并不想随便结束自己的生命，而是在一个尘土飞扬的工地，在山上，在一棵樱桃树下，他需要死后有人将他掩埋，他需要死后安息在尘土中，“来自尘土，归于尘土”。这正是他对自己生命的看重。对于经典中说的，神意“自杀是一种罪”，他不是没有恐惧这种谴责，他怕死后获罪于天，假如说，活着令他疲敝、绝望，对戕害至亲之人的悔恨，必须以死来了结今生；但选择自杀，又令他受压制于死之罪。所以，他必须极力去说服士兵完成“埋葬”，他激发士兵的勇敢，同时也激发自己“勇敢”地面对死亡；他喋喋不休地与神学院学生探讨经义上对自杀之罪的看法，试图以“上帝的仁慈伟大”“生之罪胜于死之罪”来说服、摆脱、减轻自己死亡的重压。但是，智慧的老人，避免了他关于生之罪与死之罪的重压，仅仅以美好的世间万物，唤起他对生命的渴望，对生命之美的赞美。最后他是动摇了，他已经开车离开了，又冲到老人面前，摇着他的胳膊说：“明天你到坑前，一定要用石头砸我三下，看看我是否活着，活着就把我拉起来，真的死了才把我埋葬。”他对自己可能“活”开始充满渴望了。以至夜晚来临，当他犹豫不决地“履行”他的自杀过程时，看见满月穿梭在云层，雷声轰鸣，闪电划破照亮黑幕，那时，他一定觉得世界、万物、生命，有无限之美。
其实，并不仅仅是老人的话，让他意识到世界其实不是那么糟糕，那么绝望，有那么多问题，世界其实还是有很多希望，假如换一种视角、想法的话。在他寻找人帮忙埋葬，“向死”的行程，恰恰遇见了许多值得去“生”的希望：
影片一开场，混乱的工地，人多贫瘠饥饿，红色土壤，到处尘土飞扬、寸草不生，他碰到的是失业的，欠债的，这个世界看上去糟糕透了。但是，就是一个欠债的人，当巴迪提出可以给他钱、帮他还债，却被拒绝，那个脸色憔悴的年轻人表现出让人感佩的自尊心；而一个拣拾塑料袋去卖的年轻人，并不为一笔意外巨款吸引，他固守着能够获得微薄报酬的工作；那个年轻士兵，虽然上了巴迪的车，却不为金钱随便做一个掘墓人，可以说是害怕，也可以说是看重生命，谨守神意戒律，不贪求钱财，所以逃走；当巴迪开车下山时，一个轮胎陷落在公路边沿，左右为难，一群耕作的绿衣农夫迅速帮忙来推车，他们不需要呼唤，就主动来帮助他，看车开走了，就自然散开；一个水泥厂看守工地的人，工厂关闭，废弃的水泥车也没人搬走，他还是固守他的职责，不擅自离开岗位，即便在星期天；至于神学院学生，不因可以意外获得一笔学费而忘记他应该执行的职责与正义；而最后那个老人，关于生命的劝慰与解说的智慧，令巴迪更是无话可说。
“向死”的巴迪遇见这些人身上的美好，难道不值得他去“再生”吗？阿巴斯将对生死的思考安顿在一个暖色的尘土飞扬的工地，也许正如影片中的台词：“许多美好事物都是泥土赐予的，也终究要回到泥土中去。”影片并不因为探讨死亡主题而色调冰冷，虽然主人公巴迪说他不快乐，忧虑，焦躁，而我看到的更多是生的希望，是温暖的蔚籍。影片片头题词是“以上帝的名义”。叔本华以为，福音书的核心是，人生的终点和目的是遭受苦难，否则——如自杀——便是对上帝权力的僭越。人生有许多困苦，必须面对，换一个角度，则生机盎然。影片一开始是存草不生的工地，从巴迪送老人回博物院的路上，随着老人叙述生命的意义，风景就开始改变了：红色、金黄的树木多起来，画面色泽明丽起来。傍晚落日也很壮美。夜里，从外看巴迪屋中的视角，是一幅月色下树影斑驳的画图。巴迪躺在坑中，雷声隆隆，有车声，隐约人声，空镜头，长久停顿的空镜头……镜头切换，整个山坡绿意盎然，曾经出现过的士兵们喊着口令经过，小憩，手里拿着花，那棵坑前的樱桃树，开满了白花。
阿巴斯说：“尽管我们是悲观主义者，但是我们活着不能没有希望。”
（此文原刊《重庆文学》，后收入《幻声空色——赵荔红电影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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