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网-语言文学网-读书-中国古典文学、文学评论、书评、读后感、世界名著、读书笔记、名言、文摘-新都网移动版

首页 > 学术理论 > 古代文学 >

古代小说中的时间层次及其相关问题

潘建国
    时间是一种永恒的客观存在,也是叙事文学赖以展开的关键因素,古代小说自然亦不例外。按照其功能和性质,可以把古代小说(本文主要以白话长篇小说为研讨对象)中的时间,划分为如下三个层次:
    其一、“故事时间”,即小说故事发生的实际时间。它不仅具有一定的长度和刻度(如《三国志演义》演绎汉末到晋初大约100余年史事,《金瓶梅》则叙述20多年间西门家族的兴衰史),也往往蕴含某些特定的时间节点(包括时代、季节、昼夜、节庆日等)。古代小说关于“故事时间”的标示方式,不外乎如下几种:一是直接写明某朝某代、某年某月,或者春夏秋冬、晨午昏夜、元宵中秋之类,此种方式最为常见。二是借助季节性景物暗寓时间,譬如《西游记》各难篇首多有关于山川景物、风霜雪雨的描写文字,读者由此可以大致判断故事发生的自然时间。三是通过典章制度名物的描写影射背景时代,譬如《金瓶梅》虽假托于南宋,但小说中涉及的行政地理、职官制度、风俗名物,却又明白无误地告诉读者小说实际叙述的是一个发生在晚明的故事。
    与中国现当代小说或西方小说相比,古代小说关于“故事时间”的设定有其自身特点。譬如在“故事时间”长度上,存在追求“百年”天数的现象,以彰显古代中国特殊的时间文化观;在选定“故事时间”节点时,偏好依托前代旧朝,诸如《三国志演义》、《隋唐演义》、《东周列国志》之类的历史演义小说,自不必赘言,就算是讲述市井家庭故事的三《言》二《拍》等小说,也往往将故事的发生时间假托在宋代或明代前期,此或与古代小说深厚的史传渊源、说史意识以及具体编撰时多辑采改编前代文献素材等因素有关;在婚恋家庭题材的故事中,多选择“元宵”(正月十五或十六)、“清明”(四月五日)、“中元节”(七月十五日)、“中秋”(八月十五日)等节庆日,这大概是为了给幽闭深闺的古代女性提供一个合情合理的产生故事的公共空间;至于《水浒传》、《聊斋志异》等小说的“故事时间”节点又常落在风黑月高的夜晚,则不仅方便了江湖游民和花妖狐鬼的活动,也营造出了或神秘雄阔或凄艳恐怖的文学美感。[1]
    其二、“叙事时间”,即文本叙述所呈现出来的时间状态。其实质是对“故事时间”进行必要的艺术化处理。不管小说篇幅有多么长大,相对于漫长的历史和丰富的生活而言,都会显得“捉襟见肘”;即使篇幅足够,作为一部文学作品,小说也不能像《资治通鉴》那样按照历史系年逐一记录所涉人事,必须作出带有主观价值判断和文学审美的艺术处理。
    首先需要处理的是时间的次序问题。时间的物理形态本来是线性向前一去不回头的,但在小说家的手中,“故事时间”可以被轻易地阻断切割调动,并根据叙事效果之需要,实施串联、并联、前置、回溯、穿插等不同组接方式,从而形成相应的文本叙事策略,即所谓顺叙、并叙、预叙、倒叙以及插叙等等。在上述叙事策略之中,古代小说使用最多的大概是顺叙和预叙。顺叙的运用很容易理解,一方面它符合时间的物理形态和一般人对于时间的感知习惯,另一方面,也是古代小说深受说书伎艺和史书编年“按鉴”传统影响所致。而“预叙”的多加使用,则庶可视作中国古代小说叙事的一个特色。从叙事效果来看,预叙乃将之后发生的情节或人物命运变化提前告知读者,它消解了小说情节的悬念感,故其不为西方小说及中国现当代小说所重,但是,预叙恰好可以给隐藏在古代小说文字背后的全知叙事者——“说书人”,提供频频现身的机会,情节结局的悬念感虽被消解,如何导入结局的过程却仍然具有吸引力。古代小说中的预叙方式颇为丰富,有时由“说书人”直接现身告知,有时则借助梦境、仙道、术数等超自然力量予以暗示;预叙可以是对局部情节的先行提示,也可以是对小说全篇结局和人物命运安排的预告(最典型者莫如《红楼梦》第五回贾宝玉梦游“太虚幻境”,其所见册词及所听曲子,预示了小说诸多人物的命运安排),此类预叙,实际上已超越了所谓“时间倒错”的叙事艺术层面,而上升为一种小说的结构方式。
    其次需要处理的是时间的密度分布和速度推进问题。宋末元初罗烨《醉翁谈录·小说开辟》有云:“冷淡处提掇得有家数,热闹处敷演得越长久”,这虽是形容宋代说书人风貌的话语,却也很好地概括出了古代小说关于“叙事时间”的若干法则。所谓“冷淡处”、“热闹处”,大致对应于英国小说理论家福斯特提出的“时间生活”(即原始素材)与“价值生活”[2](即小说家筛选出来的能够服务于创作主旨、具有艺术价值的故事题材);而“提掇”、“敷演”,则对应于时间的折叠跳省和延展停顿。具体说来,就是将无关的、次要的、不精彩的时间折叠起来,跳跃省略,一晃而过;将重要的、精彩的、需要突出的时间延展开来,铺陈描摹,极尽能事。譬如《三国志演义》全书120回,演绎了汉末到晋初大约111年的历史,其第一回始于汉灵帝建宁二年(169)四月望日,第二回却已推进到中平六年(190)夏四月,区区两回便涵盖了21年的纷繁史事;与此构成鲜明对比的是,小说从第42回下半回至第50回末,以八回半的超常篇幅敷演“赤壁之战”,其间包括舌战群儒、智激周瑜、蒋干盗书、草船借箭、阚泽下书、庞统献计、诸葛亮借东风、华容道义释曹操等精彩纷呈的段落,而在历史系年中赤壁之战仅有5个月左右(公元208年7月至12月)时间。再举描述市井家庭故事的《金瓶梅》为例,小说共100回,前79回所述故事时间长度为6至7年,后21回为15年,两者相加不过20余年,其篇幅与《三国志演义》相近,然容纳的故事长度缩短了许多,但即便如此,《金瓶梅》小说文本中篇幅与故事时间之间的分配比例仍相差悬殊:譬如第二十四回以整整一回文字,不厌其烦地叙述了正月十六日晚上潘金莲、孟玉楼、陈经济等人观灯赏花以及次日上午西门庆请人喝茶等若干琐事,时间长度合起来却不足1天,而紧接着的第二十五回回首则云:“话说烧灯已过,又早清明将至”,寥寥十数字,竟一下带过两个多月时间。就在如此反复不断的折叠延展中,小说家不仅有效掌控了叙事时间的流速,同时也制造出了此详彼略、时急时缓、密疏相间、错落有致的文本叙事节奏。
    值得一提的是,研究中国古代小说时间、尤其是“叙事时间”之时,诸如英国小说理论家E.M. 福斯特、伊丽莎白·鲍温、法国叙事学家热拉尔·热奈特、兹维坦·托多罗夫等人[3]关于西方小说时间的论述及理论术语,曾经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检阅目前中国学者关于古代小说时间的研究成果,譬如杨义、王彬、王平、纪德君、李桂奎等人[4]的相关论著,可以清晰地发现他们大多是在吸收西方小说时间理论滋养的基础上,复又结合中国小说史实展开创造性研究的学术轨迹,其中尤以李桂奎《中国古代小说叙事三维论·时间论》所论最为系统深入。运用西方文艺理论研讨中国文学,历来难免生搬硬套、隔靴搔痒之讥,但平心而论,西方小说时间理论引入中国小说研究后所带来的跨文化隔阂似乎相对较弱,究其原因,大概在于人类对于时间的感知以及叙事文学对于时间的处理,古今中外实多相通之处。事实上,早在明清时期的小说批评者笔下,就已出现了与小说时间长度、次序、频率、速度等要素相关的话语。古代小说还累积了一系列与“叙事时间”相关的套语,简单而又实用,诸如“话说……已过,又早是……将至”(时间的省略)、“花开两朵,各表一枝”(时间的并联)、“此是后话,暂且按下不表”(时间的前置)、“看官不知,这某某某本是……,当年……”(时间的回溯)等等,凡此,均是探究中国古代小说时间艺术的独特资源。
    其三、“文本内在关联时间”。当一个故事在小说作品中被打开之后,其文本内部就会自动开启一个隐含的时间程序,它依靠诸多人物和事件之间的彼此关联而存在并逐步推进,姑且命名为“文本内在关联时间”(简称“关联时间”)。与上述“故事时间”、“叙事时间”不同,“关联时间”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小说家无法随意左右,而且稍有不慎,就会出现照应不周乃至错讹,这在小说人物年龄问题上,表现得最为明显。举例来说,假设小说人物“甲”在文本中初次登场时年龄标为X岁,其后“甲”与人物“乙”发生关联,“乙”的年龄比“甲”大Y岁,其后“乙”又与人物“丙”发生关联,“丙”的年龄比“乙”小Z岁,当小说“叙事时间”向前推进N年之后,文本就会根据彼此的关联,自动生成这三个人的新年龄,即“甲”为X N,“乙”为X Y N,“丙”为X Y—Z N,小说家无法随便予以增减,而且还必须做出与其年龄相符的合理描写(包含行为、语言及生存状态等),否则就会导致文本内部出现隙漏。
    譬如《红楼梦》文本中存在所谓“大宝玉”“小宝玉”、“大黛玉”“小黛玉”混杂的现象,其产生的原因盖在于:曹雪芹原本计划撰写一部“描画成年人青年人为主的世界,以劝戒妄动男女之情为主的《风月宝鉴》”,其后作者的文学重心发生了改变,转为“叙写童年人少年人为主的世界,写青梅竹马的人间乐园的恋爱和成长的悲剧的《石头记》”,[5]如此一来,主要人物必须随之从青年男女下调为少男少女,曹雪芹在修改稿中将宝黛钗的年龄减小了,但是,由于小说人物年龄属于“关联时间”,除非作者在修改某人年龄的同时,也修改了文本中所有与之相关的文字,否则就会出现矛盾混乱。很显然,曹雪芹未能全部完成这一工作(或者说不同时期的修改稿未能完整地流传下来),因此林黛玉入京的年龄,遂有“十三岁”、“九岁”、“六岁”三种不同的推算结果,宝钗入京待选妃嫔的年龄,也有“十四岁”、“九岁”两种不同的推算结果,而每一种推算结果均可在文本中找到相关的文字依据。与《红楼梦》情况类似,《金瓶梅》中李瓶儿和官哥的年龄忽大忽小,颠来倒去;而《儒林外史》也出现了诸如马二先生(马纯上)年近百岁还忙于科举考试、范进八十五岁仍在通政任上、汤镇台“乃兄”汤奉活到一百多岁才告老还乡等荒诞情节。当然,这些错乱的小说人物年龄,皆非文本中白纸黑字写明的,而是根据文本中提示的人物事件之间彼此关系推算出来的“关联时间”。小说家的有意改动(如果他改不彻底的话)与无心之失,都会在相对客观的“关联时间”检验之下,显露出隐藏的文本裂痕。福斯特说:“在一部小说中却总有一个时钟在滴答走动,尽管作者可能很不喜欢这玩意儿。”[6]大概也道出了小说作者对于“关联时间”的无奈。
    以上我们分别从“故事时间”、“叙事时间”、“关联时间”三个层次,粗略探讨了古代小说的时间艺术。需要指出的是,上述探讨乃主要着眼于若干面上的现象和规律,事实上,古代小说的时间艺术是颇为丰富的,因此深入挖掘分析那些独特的个案,同样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而借助文本隐含的“关联时间”线索,研究者还可进行其它相关的学术研究。
    如前所述,古代小说在设置“故事时间”节点之际,存在依托前代旧朝的现象。不过,古代小说史上也不乏具有强烈“现场感”的作品。譬如明末演绎李自成、吴三桂以及清兵南下故事的《剿闯通俗小说》、《樵史通俗演义》、《定鼎奇闻》等作品,其“故事时间”与小说编撰刊刻时间极为接近,呈现出鲜明的“时事”“新闻”特征,小说中洋溢着一股慷慨激昂之气,明末清初的读者读来当别有一番滋味。再如清代文人魏秀仁所撰《花月痕》小说,其故事题材乃源于作者与山西大同青楼女子刘秋痕之间的情感经历,根据魏秀仁《陔南山馆诗钞》、《碧花凝唾集》、《陔南山馆诗话》诸书记载,这段情感经历发生在咸丰“丁巳”(1857)、“戊午”(1858),而《花月痕》初稿的编撰时间在“戊午”三月至九月间。[7]《花月痕》卷首附有作者撰于戊午(1858)三月十四日的《棲梧花史小传》,其中有“闻姬病日沉笃,恐终不起云”诸语,也就是说,当魏秀仁于咸丰八年(1858)三月开始酝酿创作小说之时,真实生活中的秋痕还未病逝,两人的情感故事也尚在进行中,小说作者乃随着生活中情事的不断演进,逐渐完成对小说人物、特别是主要人物“痴珠”与“秋痕”的命运安排。《花月痕》的这种创作形态,在整个古代小说编撰史上都是非常罕见的,按照魏秀仁自己的话来说,即所谓“知己文章关性命,当前花月证姻缘”(《丹林居士以诗招饮采秋室即次原韵》)。而在此类演绎“当前花月”的作品中,“故事时间”、“叙事时间”与小说的编撰时间,构成了一组耐人寻味的特殊关系。
    古代小说在“叙事时间”的处理方面,也有不少可圈可点的特别个案。譬如清初艾衲居士所撰《豆棚闲话》小说,全书凡十二则,其故事情节互不相关,“故事时间”则游移于商周、春秋战国、隋唐及明代万历之间,就此而言,《豆棚闲话》符合明末以来流行的话本小说集的文体特征。但是,小说采用了一种极为特殊的叙事方式,即全书十二篇故事,由不同的讲述者在同一个豆棚下即兴“讲说”而成,讲述者及听众在各则篇首聚集于豆棚下,至篇尾散去,颇为类似于西方小说《一千零一夜》和《十日谈》的写法。而值得注意的是,小说作者借助豆棚的搭建拆除以及羊眼豆的生长过程,构拟了一个在全书暗自流动的“叙事时间”:第一则(豆棚搭建,豆秧播种):“只得二月中旬,觅得几株羊眼豆秧,种在屋前屋后,闲空地边。或拿几株木头,几根竹竿,搭个棚子,搓些草索,周围结彩的相似。不半月间,那豆藤在地上长将起来,弯弯曲曲,依傍竹木,随着棚子,牵缠满了”;第三则(开枝散叶):“豆藤骤长,枝叶蓬松”;第六则(初次开花结果):“只见棚上豆花开遍,中间却有几枝,结成蓓蓓蕾蕾相似许多豆荚”;第九则(再次开花结果):“交到秋时,西风发起,那豆花越觉开得热闹。结的豆荚,俱鼓钉相似,圆湛起来,却与四五月间,结的瘪扁无肉者,大不相同”;第十二则(豆梗枯槁,豆棚拆除):“今时当秋杪,霜气逼人,豆梗亦将槁也”,“连棚带柱,一齐倒下”,“主人拆去竹木竿子,抱蔓而归”。很显然,豆棚(从搭建到拆除)、羊眼豆(从种植生长到枯槁)与小说故事文本(从开始到结束),这三个毫不相关的事物,被小说作者巧妙地在时间层面上对应起来,形成一套物化的“叙事时间”,令原本独立的十二则故事联结成为一个整体,话本集《豆棚闲话》因此也兼具了长篇章回小说的某些文体特点。
    再如明末董说所撰《西游补》,小说始于悟空在牡丹树下被鲭鱼精所迷,坠入青青世界,游历各种虚幻空间;止于悟空打破迷情,重返现实,如圈如环,首尾完整。作者故意模糊淡化了时间概念,小说只在第一回篇首写道“话说唐僧师徒四众,自从离了火焰山,日往月来,又遇绿春时候。”标明小说的“故事时间”节点,乃在极易使人意乱情迷的“绿春”。其后,几乎不再出现与时间有关的词语,读者惟有借助情节空间的不断转换,才能感受到时间的存在和流动。小说最后一回(第十六回),师徒间有一段涉及时间却又充满禅机的对话:
    唐僧喝住八戒,便问:“悟空,你在青青世界过了几日,吾这里如何只有一个时辰?”行者道:“心迷时不迷。”唐僧道:“不知心长,还是时长?”行者道:“心短是佛,时短是魔。”沙僧道:“妖魔扫尽,世界清空。师兄,你如今仍往前村化饭,等师父静心坐一回,好走西路。”行者道:“说得是。”向前便走。
    透过两人的对话,读者可以感受到取经人对于漫长的西行征程的内心焦虑,而这恐怕正是悟空坠入情迷的心理原因。对话中还提到了古代小说多有呈现的所谓“仙境时间”与现实时间的换算问题。而从大的时间结构上来看,《西游补》与唐人传奇《枕中记》、《南柯太守传》之类小说颇为相似,即小说的“叙事时间”停顿在一个物理原点上,借助梦境(或幻境)空间的不断开掘和连续转换,形成一个富有弹性的变形的“叙事时间”。不过,《枕中记》只是短篇小说,而《西游补》长达十六回,董说可谓将古代小说“梦幻时间”[8]叙事艺术推到了极致。此外,关于时间与空间的互动映衬关系,也是另一个值得关注的学术问题,参阅本组笔谈之刘勇强《古代小说的时空设置及关联性叙事》,兹不赘述。
    至于古代小说中的“关联时间”,它伴随故事文本的打开而自动生成,小说家可以为它设定初始的基准点,却无法随意改变它的刻度。正是凭借这一特性,“关联时间”可为考察小说成书以及修改细节,提供有参考价值的文本内证。譬如曹雪芹曾对《红楼梦》小说“披阅十载,增删五次”,可惜各次修改的稿本未能完整流传下来,今难窥其详,而借助“关联时间”线索,研究者发现:小说主要人物(宝玉、黛玉、宝钗、湘云、袭人、秦钟等)年龄存在从旧稿到新稿逐渐减小的规律,并据此将《红楼梦》的成书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即在早期名为《风月宝鉴》阶段,黛玉的入京年龄为十三岁;在清人永忠、明义等人获读之《红楼梦》阶段,黛玉的入京年龄为九岁;在今本《石头记》阶段,黛玉的入京年龄为六岁,[9]这一划分,有助于更好地认识现存《红楼梦》诸早期抄本的学术价值。而《儒林外史》(尤其是第38、39、42、43、56等回目)“关联时间”多有错讹,曾令不少研究者怀疑是否有后人伪撰的文字羼入了目前的文本(即清嘉庆卧闲草堂刊本)。近年来,美国华裔学者商伟对此提出了一种新的解释,他发现《儒林外史》中此类时间错讹,大多集中发生在两部分小说人物身上,即以吴敬梓的朋友和熟人为原型的人物,推测吴敬梓在叙写这些小说人物之时,可能受到了其熟悉的原型之“生活经验时间”的牵扯影响,遂至疏忽或者超越了对于小说文本内部叙述时间的准确照应,因此,这些时间讹误的存在,恰好表明了《儒林外史》文本的可靠性和创作的开放性,它为传统章回小说叙述输入了“外在动力和制约机制”。[10]此说不失为一家之言,不仅再次验证了小说“关联时间”的学术研究价值,同时也启发我们应当更加细致、更多角度地探讨古代小说的时间艺术。
    注释:
    [1]此处,关于古代小说“故事时间”中的“百年”天数与“夜化叙事”等论题,请参阅黄霖等著《中国古代小说叙事三维论•时间论》第三章第三节、第七章、第八章,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版,第50-60、124-162页。据该书“后记”,上卷“时间论”执笔者为李桂奎,故本文以下迳称李氏之名。
    [2][英]E.M.福斯特《小说面面观》第二章,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5页。
    [3]参阅:[英]E.M.福斯特《小说面面观》,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版;伊丽莎白•鲍温《小说家的技巧》,载《世界文学》1979 第1期,收入伍彝甫、胡经之主编《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下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法] 热拉尔•热奈特《叙事话语 新叙事话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兹维坦•托多罗夫《文学作品分析》,收入张寅德主编《叙述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
    [4]参阅:杨义《中国古典小说史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王彬等《红楼梦叙事》,中国工人出版社1998年版;王平《中国古代小说叙事研究》,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纪德君等《明清历史演义小说的时间处理艺术》,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黄霖等著《中国古代小说叙事三维论》,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版。
    [5]参阅陈庆浩《八十回本〈石头记〉成书初考》,载《文学遗产》1992年第2期;《八十回本〈石头记〉成书再考》,载《红楼梦学刊》1995年第1辑。
    [6][英]E.M.福斯特《小说面面观》第二章,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5-26页。
    [7]参阅拙文《魏秀仁〈花月痕〉小说引诗及本事新考》,载《文学评论》2005第5期。
    [8]关于古代小说中的“仙境时间”与“梦幻时间”,可以参阅李桂奎《中国古代小说叙事三维论•时间论》第六章第一节“时间变形及其生命意识”,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版,第104-110页。可惜该文并未注意到《西游补》这个很好的例证。
    [9]参阅陈庆浩《八十回本〈石头记〉成书再考》,载《红楼梦学刊》1995年第1辑。
    [10]参阅商伟《〈儒林外史〉的作者版本及其相关问题》,收入其《礼与十八世纪的文化转折——〈儒林外史〉研究》之“附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409-423页。
    作者简介:潘建国,江苏常熟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原载《北京大学学报》2014年第3期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