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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庸理性:多民族事务治理的中国经验


    民族事务治理的现代化,一直是多民族国家孜孜以求的事。在民族事务的治理上,在世界范围内,主要有加拿大的多元文化主义模式、美国熔炉模式、第三世界国家的民族政党政治模式。然而无论在何种模式之下,民族问题仍然是困扰着多民族国家的主要问题,有的甚至是根本问题。如美国的熔炉模式,并没有彻底解决美国的种族问题,这一方面体现在美国的种族歧视仍然以“新的种族隔离”的形式存在,如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法学院米歇尔·亚历山大教授在《新种族隔离》中所述,“美国虽然在形式上实现了对于肤色的无视,但是它正在通过司法、经济和社会等手段实现种族歧视”;另一方面,如塞缪尔·亨廷顿所述,“美国的国家认同也在不断地遭到侵蚀”。加拿大的多元文化主义一度成为多民族国家学习的榜样,然而在2005年巴黎骚乱之后,法国、德国、英国等欧美国家领导人纷纷宣布多元文化主义的失败。随着三波民主化浪潮,一些第三世界多民族国家学习西方的民主化模式,成立了民族政党,实现民族政党政治,以期在民主的体制下实现各民族的和平共处。然而事与愿违,由于国家能力的不足、国家建构的不完善和民族政党政治的内在缺陷,民主沦为各民族争夺利益的场所,尼日利亚、苏丹等国多是如此。
    虽然最近几年我国关于民族政策的争论不断,但是仔细分析,以民族平等、团结和各民族共同繁荣为基本原则,以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为基本政治制度,以共同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为基本目标的民族事务治理体系,有着自身的逻辑——中庸理性。以中庸理性为逻辑基础的我国多民族事务治理方式,在理论、道路、制度、文化上有其独特之处。因此,在实现多民族事务治理现代化的道路上,我们要始终充满自信,毫不动摇地坚持下去。
    一、中庸理性与民族事务治理
    中庸思想在先秦便已有之,如《尚书》中的“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周易》中的“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左转》中的“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谓命也”等,都呈现出中庸之意。
    最早将中庸合在一起的是孔子。孔子在《论语》中讲“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呼!民鲜久矣”。其后,在《庄子》《韩非子》《抱朴子》《淮南子》《墨子》《太玄经》等经典中都可见到中庸的思想。中庸理性作为儒家的核心思想,为历代先哲们所继承和发展。大致说来,中庸理性发展的阶段可分为:由孔夫子率先提出的中庸理性的初期阶段;《中庸》将“中庸”系统化;经过将近千年的沉寂,到唐代中叶,韩愈、李翱等将中庸理性进一步提升;宋代的程颢、程颐、朱熹等将中庸理性发展到高峰。
    经过历史洗练,中庸理性具有了哲学和伦理的双重内涵,成为人们处理事务的一个基本法则。中庸理性,从其构成来看主要由“中”“庸”组成。其中“中”是指不偏不倚中度合节,一种恰当的“度”,在纷繁复杂的对象中把握其中的“分寸”,强调无过无极,同时“中”也是一种心理内在,即“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庸”一般解释为平常、日常,“不易之谓庸,庸者天下之定理”。在“中庸”之中的“庸”更多的是一种实践,是“用”的意思,正所谓“庸者,用也”,即指能够掌握复杂事务的度,并将这个度用到实践中。
    总之,中庸理性不仅是一种心理状态,还是一种行动取向,即面对纷繁复杂的对象时,能够不偏不倚地把握好事情的度,并将其运用到实践中,即以整体全面观的视野、自我节制的心态、恰如其分的最佳状态作为行动取向。
    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孕育而来的中庸理性,自其产生以来便成为格物致理的方式,让人们以其为标准来过日常生活,也是历代王朝治理民族、边疆事务的思想来源,同样也与当下多民族事务的治理紧密相关。
    二、整体全面观与多民族国家统一
    中庸理性作为一种整体全面的观念是指在行动中的主体,要用整体、全面和平衡的眼光来审视事务的发展。在民族区域自治上的整体全面观,即要始终以大一统的观念统领民族事务,在具体的民族区域自治上全面考虑到各民族的实际,一事当前,考虑到各个方面的情况,照顾到各方面的利益,不偏不倚取其中。整体全面观体现在现代我国民族区域自治上便是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格局,即“一体包含多元,多元组成一体,一体离不开多元,多元也离不开一体,一体是主线和方向,多元是要素和动力,两者辩证统一”的格局。这种整体全面观还体现在给予少数民族的财政优惠政策、税收优惠政策、产业发展政策、扶贫开发政策及开放政策上,给予少数民族以全方位的照顾和帮扶,以促进少数民族事业的发展。
    三、自我节制心态下的“美美与共”
    自我节制的心态注重的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心态,讲究的是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胸怀。中华民族是经过历史洗礼形成的多元一体的,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上都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差异的,如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聚居在西南的许多少数民族还生存在原始社会末期或封建社会之中。面对此,首先要对他们进行民族识别,确定其民族身份,然后给予政治、经济发展上的扶持政策,在平等、团结和互助的状态下,助推其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在兴边富民、扶持人口较少民族性政策和西部大开发等战略的推动下,各少数民族居住的地区得到了跨越式发展。
    自我节制的心态也体现在反对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上。历史上存在因大汉族主义而歧视、压榨和剥削少数民族的状况,也曾有因地方民族主义/族裔民族主义抬头而出现民族分离的运动,自我节制在这两种民族主义之中,是对中华民族国族主义的坚持、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守卫。
    自我节制的心态还体现在对民族地区的开发要适度,不能竭泽而渔,而是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的指导下有节制地发展等。
    四、恰如其分与“和合相生”
    恰如其分是中庸理性的归宿,即“叩其两端、允执其中”,做任何事情要把握好度。而这种恰如其分是一种求索的状态,是在沟通交往中、在运动中求得各方均满意的结果,即一种“和合相生”的状态。“和合相生”是指人与自然协调共存,提倡保持身心内外、群体和谐,提倡国泰民安、万邦和睦的一种动态平衡状态。“和”是指超越对立之态,即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和追求和谐;“合”是指超越同异之分,在互补中实现共生,即差异不同的事物由“和”而“合”就能成为新事物。“和合”理念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思想基础和思想动力,能够始终以包容、尊重的态度看待、认识族类群体的差异性、多样性,能够以怀柔、渐进和“因宜而化”的方式推动族类群体由“多元”化为“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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