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岛残梦
——蒋介石：“今年是反攻决定年，明年是反攻胜利年！”
1953年元月，美国共和党人、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任盟军最高统帅的艾森豪威尔五星上将，顶着二战英雄的桂冠入主白宫。被他任命为国务卿的是冷战政策的狂热鼓吹者杜勒斯。艾、杜二人都是坚决反共的强硬派，自然不满于杜鲁门政府的对台“军事中立化”政策，于是从其遏制共产主义的全球战略出发，大力扶植台湾国民党当局，从而使美台关系进入“蜜月”时期。
1953年2月2日，艾森豪威尔在他首次提交国会的国情咨文中宣布：撤销杜鲁门政府的对台军事中立化政策，不再限制台湾武装部队的“行动自由”。言下之意，蒋军对大陆的任何侵扰，美国都可听之任之。紧接着，美国政府首次正式向台湾派出大使（蓝钦），并在台湾海峡举行了美台空军联合大演习。
有了美国的进一步支持，蒋介石和他的文臣武将们更加踌躇满志了。他们把不够气派的“保卫大台湾”的口号改为“反攻大陆”，一时间，“反攻大陆”的喊叫声响彻台湾岛。蒋介石还在文告中反复向民众强调：“今年是反攻决定年，明年是反攻胜利年！”与此同时，不断派遣小股武装游击队，加紧对大陆沿海的骚扰，摆出一副咄咄逼人的架势。其间，还于1953年7月对福建东山岛实施三军联合两栖登陆作战，结果被人民解放军击败。
美国人目睹这个阵势，感到这样下去事情难免越闹越大。因为《朝鲜停战协定》刚刚签署，美国政府惟恐被蒋介石再次拖进中国内战的泥潭，若不对国民党军加以约束，将是很危险的。于是，1953年8月美国政府向蒋介石提出：在对大陆采取任何反攻行动之前，要首先征询美国的意见。这等于是在恢复国民党军“行动自由”的同时，又在其脖颈上加了一条锁链。
其实，蒋介石内心很清楚，他的“反攻大陆”的叫嚷不过是虚张声势的政治神话而已，台湾要“长治久安”还必须获得美国的永久性“保护”。为此，他指派“外交部长”叶公超、驻美“大使”顾维钧出面与美国商洽，寻求与美方签订《共同防御条约》。美方出于维护其远东战略利益的考虑，同意签约，但为了避免与中共的冲突，并达到促使“一中一台”划峡而治的目的，力主条约仅适用于台湾、澎湖，而将大陆沿海岛屿金门、马祖等排除在外；国民党当局则坚持条约的适用范围应扩大至金、马诸岛。因为金、马诸岛在行政区划上隶属福建省，在蒋介石看来，金、马诸岛是台湾在地域上和政治上同大陆的最后纽带，占据着这些岛屿就等于控制着大陆的一部分。倘若失去金、马，堂堂的“中华民国政府”就会失去与大陆的联系，而降格为纯粹的地方性政权，这是蒋介石在心理上和政治上都不愿接受的。美蒋双方各持己见，争执不下。
1954年，随着朝鲜战争的基本结束，台湾问题又突出起来。在中美双方处于隔绝的状态下，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人无法了解美蒋谈判的进程及双方在条约适用范围上的争执，不清楚美国并不想承担防守金、马的“义务”。他们担心，像已经出现的南北朝鲜、南北越南一样，即将出台的美台《共同防御条约》将有可能把台湾海峡两岸分裂的局面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
在这个背景下，毛泽东决心突出强调台湾问题，“摸一摸美国的老虎屁股”，以表明中国的严正立场，用“解放台湾”的实际步骤反对“两个中国”的阴谋。1954年7月23日，毛泽东打电报给参加日内瓦会议回国途中的周恩来说：“为击破美蒋的军事、政治联合，必须向全国、全世界提出‘解放台湾’的口号，我们在朝鲜停战后没有及时提出‘解放台湾’的任务是不妥的，现在若还不进行此项工作，我们将犯严重的政治错误。”王炳南：《中美会谈九年回顾》，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年版，第41－42页。
几天之后，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在八一建军节纪念大会上发表讲话，号召全国军民“为解放台湾”，“为祖国的完全统一和人民解放事业的彻底胜利而奋斗”。这个讲话显然是一个信号，预示着人民解放军将发起一次针对台湾的军事行动。
果然，一个月后的9月3日和22日，人民解放军福建军区炮兵部队两次以重炮对准大小金门、大担、二担岛上的国民党军阵地和大小金门间海面上的国民党军舰猛烈开火，击沉、击伤国民党军舰船7艘，摧毁炮兵阵地9处，还击毙两名美军中校。
这两次炮击金门，从军事意义上讲只不过是规模有限的地面炮火急袭，每次炮击只持续一个多小时（因当时解放军无制空权，难以密集炮火进行长期炮战），但是在政治上产生的影响却是巨大的。在中国处于被封锁的状态下，中国领导人用炮击金门的有限军事手段，向国际社会，特别是向美国表明了中国人民解放台湾的决心和立场。
1954年，台湾国民党军队在华东沿海控制的岛屿主要是：浙江沿海的上、下大陈列岛和福建沿海的金门、马祖列岛。在国际形势趋于缓和的新形势下，中共领导人决定缩小解放沿海敌占岛屿的计划，集中兵力解放不易引起国际强烈反响而又直接威胁大陆的海运与渔业的岛屿。大陈列岛被选定为解放沿海岛屿的第一个目标，一江山岛被确定为整个战役的突破口。因此，炮击金门，既有上述吸引国际舆论的政治目的，又有为一江山岛战役作佯攻的军事。为了避免引发中美直接冲突，从而演变为国际性争端，中共中央军委为战役制订了对美不主动招惹的策略；同时，为了观察国际形势，特别是观察美台《共同防御条约》谈判的进展，有意延缓战役发动的时间。直到1955年1月18日才发起进攻。这次战斗是人民解放军历史上第一次陆、海、空三军的协同作战。当天，解放军即占领一江山岛，全歼守军1000余人。这次战斗规模虽然不大，但是显示出解放军进行现代化战争的水平大为提高，已经可以有效地实行陆、海、空三军协同的登陆作战。
上、下大陈岛距一江山岛仅万米之遥。国民党在那里设有“浙江人民反共游击总指挥部”及“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并不断从那里派遣特务到大陆捣乱。一江山岛被攻占后，解放军火炮射程可以覆盖大陈岛；再加上空军的轰炸，岛上的国民党军不仅无法坚守，连撤退也有困难，只好求助于美国。
针对人民解放军的逼人气势，美国加紧了对台湾的支持。1955年1月28日，美国国会以压倒多数批准了业已签署的《美台共同防御条约》，使美蒋共同承担台湾防务的政策法律化；国会还同时通过了《台湾决议案》，授权艾森豪威尔总统在其认为必要时使用武装部队，以确保台湾及澎湖列岛免遭攻击。美国国会的举动又一次在台湾引起喝彩，也使艾森豪威尔深感满意。但美国人毕竟是很现实的，艾森豪威尔总统虽有使用武装部队的权力，还是不愿贸然同中国人民解放军开战，故建议蒋介石放弃大陈岛，并表示第七舰队等部可以为国民党军的撤退行动提供掩护。美国国务卿杜勒斯还将此事通知了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希望苏联能劝说解放军在国民党军撤退时不要加以攻击。迫于美国的压力，更惧于解放军105毫米榴弹炮对大陈岛的火力控制，蒋介石不得不派遣蒋经国赴大陈，执行他的所谓“金刚计划”，将上、下大陈岛的33万军民悉数撤回台湾。解放军浙东前线指挥部拟在国民党撤退时予以截击，但国防部长彭德怀电示：此事牵涉到国际关系，让他们撤退，不作任何追击。2月14日，国民党军全部撤离，解放军随后进占大陈岛。
这就是“第一次台海危机”的概况。
这次危机的影响有两个：
一是美国发出了核威胁。虽然解放军进占大陈岛后就停止了大规模军事行动，但美国错误地估计了形势，认为中共目前正企图武力夺取台湾，即使放弃金门、马祖也无法中止中共的决心。为了保住金、马，防止中共进攻台湾，美国声称：准备采取包括核武器在内的一切打击手段王德等：《三军挥戈战东海》，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版，第51页。。
二是明确了金门、马祖诸岛的防御问题。《中美共同防御条约》虽于1954年12月2日签订，但适用范围仍未涉及金、马。台海危机发生后，美国国会通过的《台湾决议案》在这个问题上有所松动，规定美国“协防”的范围“包括该地区现由友方掌握之有关阵地及领土之防卫”。台湾当局据此认为，这就包括了金、马诸岛。1953年3月3日，艾森豪威尔明确宣布：“为了不损害自由中国的士气，及断绝他们的希望，美国决心协防金门、马祖，以巩固台澎地位”。至此，《共同防御条约》的适用范围问题得到了解决。
但美国的举动引起了英国、加拿大等国的不安。丘吉尔致信告诫艾森豪威尔：对于蒋介石，“应给以保护之盾，而不给以动武之矛”。加拿大外长皮尔逊则宣称：他的国家将不为沿海岛屿而战。美国只好再三向英、加等盟国解释，强调美国不会轻易卷入远东冲突，同时告诫蒋介石：没有成功希望，决不同意其反攻大陆，并且不希望蒋介石向金、马增兵。
蒋介石却不顾美国的反对，源源增兵金、马，使金、马兵力达到台湾军队总数的1/3。
进入1955年，中国政府由于注意到上述两个方面的情况，适时改变对台政策。
1955年4月，在印尼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上，周恩来总理指出，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是美国造成的。尽管如此，中国政府还是愿意同美国政府谈判，缓和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更引人注目的是，周恩来在谈及解放台湾的方式时表示，愿意尽可能地争取和平解放台湾。美国注意到周恩来的讲话后，即由国务卿杜勒斯出面，表示愿同中国政府对话。
1955年8月1日，中美大使级会谈在日内瓦开始举行。于是，一场剑拔弩张的危机变成了谈判桌上的和平对峙。会谈虽未取得实质性成果，但对缓和台湾地区紧张局势，促进中美双方的相互了解，起了积极作用。
中美之间紧张气氛的缓和是蒋介石所不愿看到的。他在各种场合多次对此表示不满，抱怨美国没有一种“坚定的反共政策”。然而，因为台湾的存亡全系于美国的庇护，蒋介石也只好接受这个现实。
在此后的一个时期，中共方面不断对国民党伸出和平之手。1956年4月，毛泽东发表谈话，提出了“和为贵”、“爱国一家”等口号。6月28日，周恩来进一步表示，“愿意与台湾当局协商和平解放台湾的具体步骤和条件”，希望台湾方面在适当时机派代表前来商谈，并欢迎台湾军政人员与大陆亲人通信，对回来省亲会友者予以方便。10月1日，毛泽东在接见法共代表团时说：“国民党现在霸占着台湾，我们又提出合作。合作了两次，为什么不能合作第三次呢？”
中共领导人的和平努力没有得到蒋介石的响应，也未能使美国放弃敌视中国的政策。美国在朝鲜战争结束后开始推行“两个中国”的政策，1956年至1957年更达到十分嚣张的程度。与此同时，美国在军事上进一步加紧武装台湾，成立“美军协防台湾司令部”作为在台美军的最高指挥机构，美国中央情报局也开始介入台湾，以“CTA民航公司”为招牌，经常从台湾派出飞机侵入中国大陆领空，进行军事侦察。有了美国的撑腰，蒋介石“反攻大陆”的叫嚣喊得更响了。海峡两岸的局势又一次紧张起来。
另一方面，国际共运内部的变化和中国开展“大跃进”运动，也促使中国领导人在对台斗争中转而采取强硬态度。
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国际共运内部发生了波匈事件和苏共内部的斗争，使苏共的领导地位受到挑战。而在这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际地位进一步提高，中国领导人更加关注全球问题，对于与帝国主义的斗争也开始有了重大责任感。再加上1958年中国国内掀起“超英赶美”的“大跃进”运动，要求人民破除对美英帝国主义的迷信。
1958年5月，美国把在台湾的“军事援助顾问团”和“美军协防台湾司令部”等17个机构合并，组成规模更大的“美军驻台协防军援司令部”。随之，美军的“屠牛士”导弹部队进驻台湾，后来又花费2500万美元修筑空军基地，供携带核弹的B52飞机起落。8月11日，美国国务院重申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对中国进行舆论攻击。17日，美国军舰6艘、士兵2000人进驻新加坡。在此期间，国民党军对大陆沿海的骚扰活动达到了十分嚣张的程度。远东紧张局势进一步加剧。蒋介石的“国防部”甚至发布命令，宣布所有官兵停止休假，金门、马祖及台湾海峡进入战时戒备状态，并开始向金、马增兵。至8月中旬，集结于金、马的总兵力已达13.6万人，占蒋军地面部队总数的一半。
蒋介石如此兴师动众，用意何在？连美国的一些观察家也看出，这分明是借着美国导弹的威势制造紧张气氛，激化美国与中共的矛盾，促使美国再次卷入中国内战。一句话，蒋介石的心理是惟恐天下不乱。
8月14日，蒋军出动飞机窜扰大陆沿海领空，与解放军空军发生空战。20日，蒋介石亲自飞抵金门，对官兵训话，要求他们“与阵地共存亡”，并下令金、马炮兵部队发炮轰击福建沿海。
在上述背景下，中国领导人决定再次炮击金门、马祖。毛泽东风趣地说：“不要怕鬼，你越怕鬼，你就不能活，他就要跑进来把你吃掉。我们不怕鬼，所以炮击金门、马祖。”
8月17日，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最后拍板决定炮击金门。人民解放军福建前线部队调集了3个炮兵师、1个坦克团，沿角尾、厦门、大嶝、小嶝、围头一线构置了长达30公里的弧形炮兵阵地，做好了炮击准备。
8月23日中午12时，在毛泽东直接指挥下，炮击金门战斗开始，459门重炮齐声轰鸣，向金、马两岛及附近海面蒋军兵舰实施空前猛烈的轰击。正在金门岛上翠谷湖岸边的桥头上谈天的三名金门防卫副司令官赵家骧、吉星文、章杰，当即被炸身亡。正在金门巡视的“国防部长”俞大维也遭到炮火袭击，要不是他的部下廖光华舍身掩护，也险些葬身炮海。85分钟内，金门岛即落弹3万发，火力密集程度打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记录。
第二天，解放军继续实施炮击，解放军空军也配合炮击，对金门岛进行猛烈轰炸。蒋军苦心经营的金、马防御阵线在解放军地毯式轰击下，两日内已损毁过半，蒋军伤亡人数超过36万。几日后，金、马海上运输线也被解放军海军截断。
金门炮战，举世震惊。美、苏立即作出反应，一个助蒋，一个援共，其他各国也纷纷表态，形成针锋相对的两大阵营。两大阵营的记者们也竞相赶赴前线采访报道，一方云集台北，一方齐聚厦门。金门、马祖顿时成为全世界大众传播媒介关注的焦点。远东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这就是所谓的“第二次台海危机”。
金门炮战初期，美国政府紧急调兵遣将，协防金、马，甚至探讨了使用战术核武器摧毁福建军用机场及解放军后勤供应线的可能性。
8月底，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派外长葛罗米柯来华探听虚实。随后，赫鲁晓夫于9月7日、19日连续两次致信艾森豪威尔，表示一旦美国对中国发动核攻击，“那么，侵略者就得立即遭到应有的、同类武器的反击”。苏联的强硬态度使美国不得不谨慎从事。
金、马守军的海上补给线被截断后，军需给养亟须补充，蒋介石没有办法，只好求助于美军。美蒋海军遂组成联合舰队为补给船只护航。解放军福建部队请示打不打联合舰队。毛泽东下令只打蒋舰，不打美舰，以杀鸡儆猴之法试探美蒋《共同防御条约》的效力究竟有多大。解放军奉命向蒋舰发动攻击，美舰见势不妙，竟弃蒋舰于不顾，掉头而逃。
中国领导人闻之一笑，原来《共同防御条约》不过如此，可见美蒋并非铁板一块。正如毛泽东所说的：中美双方都怕战争，“但他们比较怕我们多一点，因此中美之间的战争是打不起来的。”
根据毛泽东的判断，中国又采取一系列措施促使美国逼迫国民党军从金、马撤军。
（一）继续施加军事压力，除炮击外，还从海上、空中封锁金、马，切断其外援；
（二）9月4日，中国政府宣布将领海范围扩大至12海里，从而将金、马划入领海范围内，以便于实施封锁；
（三）加强舆论宣传，明白告诉美国人：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收复金、马是中国政府天经地义的权利；
（4）恢复中美大使级会谈，直接劝说美国。
在此期间，美国与其盟国在防守沿海岛屿问题上的矛盾趋于激化。英、法、加、澳等国及东南亚各国纷纷向美国施加压力，要求美国迫使蒋军撤离金、马；在美国国内，艾森豪威尔、杜勒斯的军事冒险政策也遭到抵制。
在内、外压力下，美国政府开始改变态度，私下劝说蒋介石从金、马撤兵，金、马诸岛实行中立化。美国认为，这种脱身政策有两个效果：一来可以在军事上使自己免于卷入远东战争，二来可以在政治上隔离台湾，割断其与大陆的联系，制造“台湾地位未定论”，进而推进其“两个中国”的政策。
但金、马诸岛在蒋介石心目中占据着异常重要的地位。因为正是这几个小岛维持着他与大陆的联系，寄托着他反攻大陆、恢复昔日荣光的梦想。所以，对于从金、马撤兵问题，蒋介石决心抗争到底，寸土不让。
9月17日，台湾“外交部”发言人举行记者招待会，强烈反对金、马“中立化”。29日，蒋介石又亲自出马举行记者招待会，重申保卫金、马的决心，甚至表示不惜独立作战。次日，杜勒斯在美国针对蒋的谈话说：如果在台湾海峡获得有效停火，那么仍在金、马保持庞大武力是愚蠢的。蒋介石立即予以驳斥，指出杜氏的谈话只是片面的声明，台湾当局并无接受的义务。过后，他又亲携宋美龄飞抵金门巡视，并派蒋经国三赴金门劳军，摆出了不惜一切代价死守金、马的强硬姿态。
美蒋在金、马问题上的激烈争吵，引起毛泽东的关注和思考。他反复权衡了收复金、马的得失，最后决定调整政策，暂缓收复金、马，留待将来时机成熟时，与台、澎一揽子解决。这一调整蕴含着兄弟携手、一致对外的意义。因为毛泽东已认识到，一旦蒋军被迫撤离金、马，形成海峡两岸隔离的状态，岂不使美国的“两个中国”的阴谋得逞？把金、马留在蒋介石手中，有利于他同美国分裂中国的阴谋作斗争。于是，海峡两岸便在事实上形成了相互默契、联手抵美的统一行动。
10月5日夜，毛泽东向福建前线发出命令：停火一周，让蒋军兄弟们休息一下，补给补给。次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国防部长彭德怀《告台湾同胞书》，正式宣布停火7天。消息传到台北，蒋介石认为有诈，根本不敢相信。但事实证明，解放军确实停了火，蒋介石开始对中共的举动有所省悟。10月13日，彭德怀再次下令停止炮击两星期。
10月21日是美国国务卿杜勒斯预定访台的日子。为了给蒋介石以不从金、马撤军的理由，解放军特于20日受命恢复炮击。杜勒斯原想以海峡两岸已停火为由迫蒋撤兵，但见炮火再起，也就不好再提撤兵之事。台湾政界有人私下里说：共产党的炮打得好，打得蒋先生满心欢喜！也有人说笑话：毛泽东简直是台湾最好的代言人。
第二次台海危机就这样逐渐平息下来。
10月25日，毛泽东以彭德怀元帅名义进一步宣布：今后“每逢双日不打金门的飞机，料罗湾的码头、海滩和船只，使金门各岛的军民同胞，得到充分的供应，包括粮食、蔬菜、食油、燃料和军事装备在内，以利国民党长期固守”。
从8月23日至10月25日的金门炮战，总计进行大小海战18次、空战10次、大规模炮击3次，解放军共发炮475万发，严惩了美蒋对大陆的武装侵扰。而国民党却吹嘘说，这次炮战给共军“一个大教训”，给台湾“带来了长期的安定与繁荣”。这是关起门来吹大牛。
从10月25日以后，金门炮战变成了“单打双停”的政治性炮击，直至1979年方告结束。
由于海峡两岸的默契配合，国民党军得以驻足金、马，美国“划峡而治”的阴谋被毛泽东、蒋介石二人“联手”击破。
金门炮战是大陆和台湾隔海武装冲突的顶点，也是由军事抗衡转向冷战对峙的开始。在1958年10月23日发表的美台联合公报中，蒋介石首次宣布放弃“反攻大陆”的口号，而改提“光复大陆”，即所谓“恢复大陆人民之自由”，并称：“达成此一使命之主要途径，为实行孙中山先生之三民主义，而非凭借武力。”沈剑虹：《使美八年纪要》，世界知识出版社1983年8月版，第340页。此后，台湾当局开始把注意力集中于经济建设，着力推行其“经营台湾”和“建设三民主义模范省”的政策。这种政策，被人们称之为“消极偏安”政策。
1960年至1962年大陆遭受三年严重自然灾害，国民经济陷于困境。这使蒋介石又企图重温反攻大陆之梦。这期间，台湾当局大量购进新式武器，改装了飞机，增加装油量，使之能来往于台湾大陆之间；还宣布延长服兵役时间，士兵一律不准离开营房，随时待命。官兵的鞋上、腰带上都印上“光复大陆”的字样。蒋介石下令三军部队集结高雄附近基地，准备从高雄港登船出发。许多士兵被逼写好遗书，随时准备“殉死”。
这时，国民党军如果真实行登陆，只会给人民解放军提供一个多年来求之不得的歼灭国民党残军的机会。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认为现在不是打不打的问题，而是怎样打的问题，是拒敌于大陆之外，还是诱敌深入。
当时美国对蒋介石的图谋并不支持。美国总统肯尼迪在记者招待会上公开说，美国不同意对大陆使用武力，并且不知道台湾方面有何“反攻”意图。1962年6月23日，在华沙举行的中美大使级会谈中，中国大使王炳南正告美国方面，蒋介石窜犯大陆之日，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台湾之时。美国大使卡伯特则奉命通告中国方面，美国不允许蒋介石采取反攻大陆的行动，甚至表示说：“如果蒋介石要行动，我们两家联合起来制止他。”美国派出第七舰队阻止升火待发的台湾军舰《台湾军方领袖》，台湾群伦出版社1988年版，第56页。。蒋介石的军事冒险行动被迫中止。
蒋介石还不甘心，为了试探反攻的可能性，1962年10月至12月间，他连续派出9批武装特务进行袭扰大陆沿海的“情报作战”。结果，派出的特务除少数幸免外，其余都被严阵以待的大陆沿海军民捕获或消灭。
1962年11月，国民党八届五中全会在台北举行。蒋介石在会上提出，为“反共复国”，实行新的“反共作战指导方针”，即：“三分军事，七分政治；三分敌前，七分敌后；三分物理，七分心理；三分会战行动，七分间接路线。”一言以蔽之，就是三分军事，七分政治。这意味着国民党武力反攻大陆的幻想已经破灭。
从此以后，蒋介石——这位统治中国大陆二十余载的独裁领袖，再也不敢奢望自己重返大陆的一天，相隔仅90英里的大陆对他来说，宛如咫尺天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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