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网-语言文学网-读书-中国古典文学、文学评论、书评、读后感、世界名著、读书笔记、名言、文摘-新都网移动版

首页 > 评论 > 作品评论 >

童宛村:乡土小说的共情式书写——读《再见,牛魔王》


    在短篇小说集《再见,牛魔王》中,作者李云雷将目光聚焦在了世纪之交的中国乡村,通过一位成长于乡村,而今定居于城市的中年人“我”的回忆,勾连起一个个乡土故事,描绘了一个村庄从上世纪70年代至今四十年的历史片段,和生活于其间的小人物的命运变换与悲欢离合。谈及李云雷的创作,就不能不提及其文学评论家身份,作为一个心怀底层的批评者,他始终致力于重新发掘和整合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力量,并举起底层文学的大旗,来抗衡80年代以来文学向内转后逐渐圈子化,边缘化所带来的与时代,社会脱节的弊病,在批评实践中,李云雷一直坚定的呼吁建立一种“讲述中国故事”的文学,即贴近时代与社会的,能够阐释中国道路复杂经验的文学,并希冀以此来重建中国文学的主体性。
    而他的创作,也与其文学批评理想有着一致的立场。李云雷曾自白自己的创作是一种“为人生的文学”,他曾在访谈中说:“我在写作中注重人生体验,注重生活的不同侧面,我的写作本身也可以说是一种寻找道路的尝试”。
    由于对生活体验的看重,作者首先摒弃了80年代以来作家热爱的复杂小说技巧,而回归了朴素真诚,日常化的语言,来描写乡村生活的温馨与情趣。而以第一人称回忆勾连故事,也使作品一定程度上模糊了虚构与真实的界限,隐隐使人感受到作者本人与主人公“我”的重叠,更突出了作品情感的真挚。与此同时,小说中呈现了清醒的问题意识,显示出对广阔的社会空间和时代背景的把握能力。在这些短篇小说中,有作者对童年初心的追忆(《哈雷彗星》、《界碑》、《再见牛魔王》),有对一代人政治文化的深深怀恋(《暗夜行路》、《红灯笼》),有对故乡在城镇化脚步中面目前非,无可凭吊的迷茫与失落(《林间空地》、《界碑》),也有对乡里乡情的眷恋与重温和土地与农民命运的思考(《乡村医生》、《我们去看彩虹吧》《三亩地》)……
    70年代生人的李云雷,其人生体验跨越了中国发展变化最大的40年,而从乡村到城市的成长轨迹,也使他对乡土社会,城乡关系变化的洞察更加敏锐。回忆所带出的当下与过去,城与乡之间的碰撞,更使小说文本对过去故事的叙述能够某种程度上回应今天的精神问题,为作者重新审视历史打开了思考的可能。
    而在描绘乡土的今昔对比之余,这部作品中也闪烁出一种更为可贵的特质,即他对笔下人物真诚的平视与共情。这一创作立场构成了小说巨大感染力的来源。李云雷的作品中没有大人物,他描写的都是乡间平凡的老百姓的生活:他们的婚丧嫁娶,生老病死与爱恨情仇。在这些故事里,我们看不到高高在上的启蒙视角,而是一种不断贴近人物和生活的努力。作为知识精英,李云雷在面向故乡的父老乡亲时,不免要面临知识分子如何为农民代言这一新文学以来的老问题:在启蒙者那里,农民是函待发蒙与拯救的愚昧麻木者。而力图彰显农民主体性的左翼文学实践及至社会主义文学实践,农民形象则难以避免被理念绑架的弊病,而失去了人物形象可贵的真实性。
    以上这两种常见的知识分子写作立场均不能成功建立起农民形象自身的主体性,也往往忽略了农民个体生命的精神空间。直到今天,如何处理农民形象,也依然是面向乡土写作的作家首先要面对的问题。难能可贵的是,《再见,牛魔王》的乡土叙述避免了知识分子乡土写作可能的傲慢与偏见,作者以浓烈的主体反刍意味的讲述,着力挖掘了往往被知识分子作家所忽略的乡村人物的精神世界。底层小人物身上的生命韧力,是他想要挖掘的独特风景。坚持站在小人物,站在弱者的立场上进行写作,也避免了左翼文学实践中常有的理念先行的弊病,而是通过作者与人物的共情能力和悲悯情怀,将创作理念转化为真挚的情感力量。因而达到理念与文学性的和谐统一。
    《三亩地》讲述了“三亩地”的前世今生与围绕这块土地发生的命运沉浮,小说触及了土改,文革至改革开放一百年间的农村土地关系的变化。三亩地的命运是百年来中国土地命运的缩影,它由二礼家的祖坟,到“我”的小学,最终又回到的二礼手中。伴随着土地的流转,人物也经历了命运的波折错位。“老地主”二礼爷爷前半生丧失祖坟,遭受文革批斗,老来却重复风光,葬礼隆重。而英武一辈子的村支书占理大爷,却在今天沦为了看门人。一个充满革命激情的时代结束了,“我”为二礼爷爷曾受的批斗感到难过,却也为那个不屑于先富带后富而醉心于土地的二礼感到陌生。“我”为占理大爷晚年的颓唐感到凄凉,却也并未掩盖文革时期他在时代裹挟下对二礼爷爷犯下的暴行。对于百年来土地政策的实践孰是孰非,作者并不想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而是力求将历史的各个侧面整合进叙事中,从而尽力还原复杂且矛盾的历史真相。小说中着力刻画了二礼爷爷对土地的复杂感情。他是给过往的每个小孩抓枣吃的和蔼老人,是逢人就表示拥护土改政策,每每提到文革经历就抹起眼泪的“受害者”。但与此同时,他也从未放弃恢复祖业的理想。
    二礼爷爷,占理大爷的形象都有其复杂性,但对客观历史的复杂还原并不代表作者没有自己的立场。在看似模棱两可,游移不定的态度中,作者却其实道出了对历史更深刻的理解与思考。在作者不断自我反省与自我追问的独白中,他对每个人物遭遇命运捉弄的难过,遗憾与迷茫的情感,使他内心的天平始终偏向了弱者一方,即偏向于权力结构中受压制的一方。也因而能对处于历史中的人物进行同情之理解。也留给读者以思考的空间。
    在小说《乡村医生》中,面对铁腿坎坷而不屈不挠的一生。“我”最后剖白:“我不是铁腿,不能像他一样感受到那么温切的痛楚与欢欣,但是有时候我会想,铁腿也是另一个我,他走了我可能走的另一条路,这条路他走的那么艰辛,那么心酸,但是他终于挺过来了。”在李云雷的小说里,弱者不再是一个需要被同情或者批判的简单化客体,而是同样融入了作者的生命体验,在“我”与他者的关系中,他者是“我”生活的另类可能,因此“我”与故乡的人们是作为命运共同体而存在。由此“共情”而联系起“我”与故乡的关系,也就摆脱了知识分子叙事的单一启蒙立场,从而能以平视的目光建立起智识者与民众的平等关系,挖掘小人物生活中复杂而丰富的情感内涵与顽强的生命力量。
    李自健油画 “乡土童年系列” 《拔刺儿》
    这种“共情”是作为作者的书写立场而存在的,因而也不断出现在“我”对人物的描述与感知当中。在《哑巴与公羊》中,“我”对那束插在英筐草上的粉红色麦穗花的突然发现,正体现出“我”对弱者心灵世界的敏锐感知。我也因此能够将村人眼中的残疾者哑巴英视为一个普通的花龄少女,甚至发现她身上的不平凡处:她的聪明细心与勇敢。
    而《我们去看彩虹吧》中“我”眼中的小锐,即使因为父亲再娶生活开始变得不幸,却仍保持着对知识的强烈渴望,这个呼唤小伙伴去看彩虹的女孩,从小就对自然之美有着独特的感知。因此她能在偏僻闭塞的小乡村里,朗诵起美国诗人基尔默赞叹大自然的诗歌。“我”眼中的“小锐是那么不同,我想她可能也会有与众不同的命运”。
    李云雷对笔下人物真诚与善良的理解,使他即使在卑劣者身上也能挖掘出温暖人心的力量。《哈雷彗星》中,被村民斥责伤风败俗的吴老师,是“我”仍时时感念的启蒙者,他曾为乡村少年们开启了“哈雷彗星的眼光”,从而让“我”能以“哈雷彗星的角度远远凝视着这个不断变化的人间”。而《小偷与花朵》中少年小偷与父亲之间复杂深沉的父子情,和小偷手里那朵紧紧攥住想要带给妹妹的花朵,也让我们隐隐触碰到了这个顽劣少年柔软温暖的内心世界。
    诸如此类发掘小人物闪光点的作品还有《红灯笼》《纵横四海》等,而《暗夜行路》《再见,牛魔王》这些作品,则是作者对时代与社会发出的思考与抗议声音,小说中对社会不公所爆发的情感力量,正来自于对弱者生命的体察与共情。这种对人物遭遇的真诚的同情或者说共情不仅仅是李云雷写作的立场,也是他创作的初心。他在谈到自己的创作时曾说:“我们只能走自己的路,而不能去走别人的道路,但是文学的好处在于,它可以让我们去观察另外的道路与另外的世界,以同情的态度去理解这一切,甚至可以在虚拟的文字中去体验别人的生活,同时对自己的路以超然(或间离)的态度加以审视或反思,我想这正是文学的魅力与丰富性之所在,也是我在这条路上继续走下去的动力。”
    80年代以来,知识分子介入社会实践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因其在体制化过程中曾出现的概念化,理念先行,假大空与高大全等弊病,至今仍被抨击甚至被污名化。因此,重新清理现实主义文学传统或者说左翼文学传统的意义与价值时至今日仍障碍重重。但李云雷的小说让我们看到了这一文学实践的新可能。即以朴素真诚的共情式书写转换知识分子与民众的立场,由此达到文学理念与艺术性的平衡,并通过对小人物个体精神空间的挖掘,重建小人物或者说农民形象的主体性,从而能够真正贴近生活,贴近社会,贴近民众,将知识分子的理念转化为一种真挚的情感力量,以感染读者。这种知识分子与底层的浓厚情感与价值共同体将可能成为左翼文学实践得以重新复活的资源和力量。
    作者:童宛村,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生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