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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范式转移与常规建设之间(2)


    得益于思想解放与理论突破的时代潮流,但又因学院体制的保守性,对此大潮保持一定的距离与警惕,防止走向另一种“以论带史”——在一个学术革命的时代,带入常规研究的思路与方法,这或许是我的《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好处所在。
    这就说到托马斯·库恩(Thomas S.Kuhn)的《科学革命的结构》,那是八十年代我喜欢读的书。他谈的是科学史及科学哲学问题,可我以为对于人文学者同样有启示。库恩描述的科学发展模式是:前范式科学—常规科学—革命科学—新常规科学。一旦旧范式解决不了新问题,科学家们必定锐意创新,经由多年努力,若在理论、观念及方法上有大调整,且成果明显,那就标志着科学革命已经发生,新范式取代了旧范式。在我看来,人文学的变革没像自然科学那么激烈,往往是新的已来,而旧的不去,是一种重叠与更生的关系,而非绝然的对立与断裂。回到八十年代的语境,我们自信文学研究领域的“革命”已经或即将发生,自己的工作目标,应该是努力促成这一范式转移,而不是修修补补。
    可也正是这一观念,导致我的小说史研究没能长期坚持下去。十年间写了五本书,除了《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影响较大的还有《千古文人侠客梦——武侠小说类型研究》,此书流播甚广,去年剑桥大学出版社还刊行了英译本。九十年代中期以后,我之所以不再从事小说研究,源于一个基本判断,文学研究已经进入常规建设,好长时间内只是学术积累,不会有革命性的变化。而我需要更具挑战性的领域及话题。
    因此,最近二十年,我左冲右突,力图在学科边缘或交叉处耕耘。像《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左图右史与西学东渐》《作为学科的文学史》等,都因其在学术立场、理论设计及研究方法上略有创新,而在中外学界获得好评。可我很清醒,已经不是八十年代的语境了,做得再好也不可能有广泛的影响力。一方面好手如林,学问的领域、技术与境界日新月异;另一方面,课题优先,数字为王,个人特立独行的空间越来越小。在学术革命的时代保持对于传统的极大敬意,而在常规建设时期又老是突发奇想,不满足于一般性的学术积累。这种学术上的冒险性格,可以说是八十年代的精神遗存。
    进入常规建设,还有一点我必须调整,那就是如何处理书斋与社会的关系。随着社会转型,中国学界开始分化,有人埋头学问,不问窗外的风声雨声;有人进入大众传媒,逐渐远离传统意义上的书斋。九十年代初,我有一篇流传很广的随笔,题目是《学者的人间情怀》,谈的便是这种艰难的抉择。如何在从事学术研究的同时,保持一种人间情怀?经由一番摸索,我找到了一个观察社会、介入现实、而又不失学术水准的特殊窗口,那就是大学史与大学研究。二十年间,先后出版七八种相关书籍,若《大学何为》《大学有精神》《老北大的故事》《抗战烽火中的中国大学》,都是兼及学问与文章、历史与现实、批判与建设,在教育界及大众中有很好的口碑。某种意义上,这又是在回应意气风发的八十年代。
    《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的获奖,促使我反省走过来的道路,包括得失利弊。谈不上特立独行,同样受时代潮流的影响,我只是略有规避与调整,不至于太随波逐流而已。接下来的日子,还有若干著作在认真经营,希望对得起这个奖项以及广大读者的期许。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