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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要写“好看”的小说,更要写“好”的小说


    


        周宏翔,一九九〇年生于重庆,现居北京。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出版《当燃》《第一次看见灿烂的时刻》等十余部作品,多部作品正在影视改编中。曾获第五届巴蜀青年文学奖、“新浪年度十大热书”等
    
    我喜欢在一些寻常的事物中编织“不真实”的东西
    吴 越:宏翔你好,笔谈的感觉很奇妙,似乎要问一些严肃的大问题,但我想延宕一下,先问些优柔的小问题。我想知道你是什么时候、什么契机,发现自己有写作的才华——我更想称之为天赋的?
    周宏翔:关于写作之初,每次提起我都有些尴尬,我是一个三年级还不会写作文的人。当时班主任让我们每天晚上要读一篇课外作品,家长签字,这个训练可以说是最初启蒙我写作非常重要的一点。我看书总是很怪,并不遵循所谓的“必读书目”。那时候我喜欢看和动物有关的杂志,喜欢动物的故事,所以我的作文从一开始就和班上同学很不一样。当大家都在记录身边的事情时,我已经在尝试“虚构”,老师很快发现了这一点,让我写演出剧本、策划活动,我很喜欢编排的感觉,但那时候不认为这是“才华”,更多是乐趣,我喜欢在一些寻常的事物中编织一些“不真实”的东西。真正开始放开手去写,是在高中,那时候我是一个游戏狂人,对RPG和历史故事特别痴迷,我当时梦想去游戏公司当策划,私下会写一些故事给同学看,他们都很兴奋,我慢慢就意识到我确实是可以靠写作带给别人愉悦的人。
    吴 越:你写作的历程不短了,是否划分成几个阶段?每个阶段的标志性事件和个人的成就感是什么?
    周宏翔:如果从发表时间来看,我确实是一个写作多年的人。按阶段来划分,大概有三个阶段。第一次发表文章是15岁,在重庆的《课堂内外》杂志上。之后,我就开始给省外期刊投稿,起初写得很杂,有武侠玄幻青春小说,还有书评影评乐评。19岁那年出版了第一本长篇小说,当时是李敬泽老师推荐,白烨老师作序,后面一本获得了巴蜀青年文学奖,这是第一阶段,几乎是以写青春小说为主。大学毕业之后就停笔了,差不多三四年的时间,我觉得之前的东西都不是那么回事儿。去上海工作是另一个很重要的转折点,我太需要新的生活。那会儿在外企工资待遇都很好,但依旧觉得不是那么回事儿,人生被禁锢的感觉特别明显,离开公司之后,我借钱创业失败,重新写作有一部分原因是为了还债。我从上海搬到了北京,找到之前的编辑,只想发力写一点可能受欢迎的作品,多赚点钱把“坑”给填了,结果没想到市场反响比我预计的要好得多,《不一样》那本故事集最终卖了40万册,接连又出了两本故事集,销量都不错。顺应市场当然很好,可会让创作者麻木,就是对生活本身的洞察变得扁平,这算是第二阶段。紧接着我就说要正式写小说了,在故事集市场最好的时候“调头”,这个决定很关键,但我认为我没有选错,《名丽场》是我重新创作小说的一部关键作品,中信当时给了可观的出版条件,书出来后影视版权就被卖掉了,我知道这才是我应该走的路。我对创作的要求是在逐年变高的,不仅要写“好看”的小说,更要写“好”的小说,直到《当燃》的诞生。
    当你对生活侵入感知到极深的程度时,有限的素材就成了“万花筒”
    吴 越:什么时候、什么状况下,作为一个“畅销书作家”,你会想要“跨圈”给《收获》文学杂志投稿?
    周宏翔:这个转折应该是从我去鲁院学习开始的,到鲁院后发现身边的同学关注的赛道和我完全不一样,他们很认真地在讨论严肃文学,我上一次在纯文学刊物发表作品还是2021年,给了《西湖》一个短篇,在那之前是八年前在《作品》发过中篇。
    给《收获》投稿有几个原因,第一是在我眼里,在《收获》发作品一直是我们那一代《萌芽》作者的心愿,另一方面就是《收获》是我知道的极少数一直发长篇的杂志,而且我是《收获》多年的读者,与其说想证明自己,倒不如说想听听编辑的专业意见。当时你联系我说花了三天时间把小说看完了,很喜欢准备送二审,我开始都以为你在开玩笑。本来我以为你会给我一些修改意见,结果你只说能不能精简一些,对故事层面非常尊重。当然精简的过程也很痛苦,毕竟删掉了十万字,好在最后大家都很喜欢。对我来说,没有什么“破圈”的想法,我只是觉得或许应该给更多专业的人看看我的小说。
    吴 越:你觉得“和文学期刊打交道”和“与市场化出版机构打交道”的不同点在哪?你是如何去应对的?
    周宏翔:首先说说不同点吧,我觉得最大的不同,就是对“文本”本身的要求,按照我这么多年来写长篇小说的经验,只要能够出版就可以放在一边了,当然出版前我会做好几轮修改,但“大动干戈”的情况很少。但是和《收获》的这次接触,让我意识到,好的小说不是简简单单改几个句子几个错字就能出来的,特别是十万字删减的训练,让我对文本一次次审视和思考,我第一次感受到了导演新片上映前在后期剪辑房里的焦虑,到后来我甚至怀疑提交的文本到底是不是好的。和你交涉的几次里,印象最深的一件事,就是你对我的鼓励,和我商量人物的可能性,这对我帮助很大,出版社不大会给我这么详细的意见,他们大概只会给一个方向,改不改最终还是由我决定,但《收获》的编辑很“强势”,这里并不是贬义,而是对于文本精进的那种苛刻要求。后续新的作品也陆续会给别的杂志,和期刊打交道的感受就是,“匠人精神”原来并没有流失。
    吴 越:你在小红书上有很多粉丝,你也经常不藏着掖着地教授写作之道,在你看来,专业/职业写作与起步/业余写作之间最大的鸿沟是什么?
    周宏翔:与其说“天赋”的差别,我想可能更多的是对生活的洞察,其次是时间。每个人对这个世界的触碰程度都是不一样的,不同的程度决定了创作的质感和方向,所谓的“专业作家”,其实是投入了更多的时间,调度全身上下的各种触角去研究生活及其本质,当我们悲伤、软弱、自我怀疑的时候,专业的作家会把这些物化成文字,就像血液中有某种不同于一般人的酶,当一个人把足够多的时间放在感知生活上时,这种转换情绪为物化的酶就会变多,人也就会越敏感。另一方面,专业作家对生活更有“侵略性”,更愿意去“打碎”和“破坏”某些固有的生活僵局,所以比起初学者或者业余写作者来说,时间投入是一个基本条件,但愿意彻底剖开自己去入侵生活,又是另一回事。生活样本给我们的素材是无穷尽的,但给到个人的往往是有限的,当你对生活侵入感知到极深的程度时,有限的素材在专业作家那里就成了“万花筒”,而在非专业作家那里就只是“些许的拼图碎片”。
    吴 越:你曾经为了写作去不同的职场体验生活。我好奇的是,如果不当作家,你是否能胜任一些体验过的工作?最终因为什么还是回归了写作人的身份?
    周宏翔:大学毕业那年,我其实不知道自己会做什么,最开始前东家给我发offer时,我就问过自己,我可以去做这个吗?当时的工作是生产管理方向的管培,需要会英语或日语至少一种语言,我以为自己会英语就够了,结果进入公司才发现日语是主要语言,一开始我和同事交涉都很困难,但还是逼自己在半年内把日语学会了。我觉得但凡你有想把一件事做好的决心,都是可以胜任的,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包括后来为了写广告公司的小说,到广告行业去做背调,我发现也没有想象中那么难,可能更内核的东西没有触碰到。但工作本身,就是一个熟练度和态度的问题,说到底,任何工作到头来无非就是解决问题,你要学会的是找到工具,这很重要,写作也是,写好一篇小说,其实也是解决问题,用什么样的结构、语言、人物去解决这个问题,就是你必须拿到的工具。之所以回归写作,最根本的原因是,职场生活的“工具”太固定了,就是几乎只要你掌握了,就是那么回事,但写作不是,写作的“工具”是一直在变化的,这种变化让我兴奋,我不太喜欢太熟悉的东西,希望生活能一直有不一样的东西出现,让我在面对“不可控”的情况下,去控制住它。
    吴 越:我们现在说回长篇小说《当燃》。小说原题“当燃的她们”,有一种致敬的意味,也是一种热烈的凝视。这部小说的女主角是1990年左右出生的三位女性好友,当她们的生命历程行至而立之年(2020)时,各自的生活都产生了不可逆转的变化,而她们也以新新人类的沉着与真挚面对。如果再加两位女主角(显然就是《当燃》里妈妈和婆婆,她们代表着城市生活中上一代女性的自洽与不自洽),这样一来,问题就来了,正如豆瓣上很多读者在问的:为什么作者能把女性的细腻幽微之处把握、传达得那么好?
    周宏翔:我很感谢上天给我的两件礼物,一件是敏感,另一件就是同理心。对我来说,其实创作之中,是没有刻意去想这个人物是男是女,性别不是我创作时特别在意的,只是恰好这些年的角色都落在女性上,我会试图去理解每一个人物。我从小生活在一个女性围绕的环境里,家里的话语权很多时候也掌握在女性手里,像我的外婆、妈妈、姨妈、表姐、表妹,周围的孃孃,我经常开玩笑说自己是“贾宝玉”,但比起我在思考她们作为女性的反应这件事上,我更关心的是,能不能理解她们,后来我发现,我是可以的,当我理解她们时,我就知道她们说那些话做那些事缘由何来,说我把女性处理得细致贴切,根本原因是我会切换立场去感知她们。
    如果一切都那么可信,会不会反而不够精彩
    吴 越:《当燃》在《收获长篇小说2024春卷》首发、人民文学出版社出单行本之后,你的生活发生变化了吗?你对文学创作的思考发生了变化吗?
    周宏翔:最大的变化就是,我对文学性的认识有了更进一步的思考。过去我总觉得只要人物立体可信,故事精彩,这个小说就不算差,但最近我的思考是,如果一切都那么可信,会不会反而不够精彩,所以那些不可信的部分是什么?我们为什么总在说相不相信这些故事,如果在写一些不相信、不可能、不会发生的事情时,那要怎样才能写出好的小说?我是一个擅长写故事的作者,可故事之外的东西,那些外延的部分,生活背面的部分,要如何观照到,最近我是在探究这个东西。
    吴 越:逢推荐年轻作家之时,我总是会用这样的一句话来概括你:“90后”作家中特别擅长书写现实、处理现实的当代长篇小说实力派。《当燃》展开的现实画卷颗粒度如此细腻,美丽的与残酷的都是如此真实,而人物内心百转千回的踊跃与平息,是那么动人,你的这一切品质都是珍贵的;但更深刻的原因,我以为是——作者观照小说中人与事的位置,时而在这座城市的最深最底层处,时而在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或更外部更广阔的世界,这些短短长长的目光交织在一起,如同全息立体的经纬度,构筑了读者得以进入的现代性与当代性,这也是你能写好“当代小说”的原因吧?当然,我知道,你也不是一开始就写现实主义的,你也写玄幻、青春、校园等等,标签限制不了你。谈谈你理解的“现实主义”和对应的文学作品或文化产品好吗?
    周宏翔:首先你说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破除起点,再回到起点的问题。早年于我而言,离开家乡去更远的地方,是我个人的生活的命题,我总是要和很多人解释重庆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每每解释的时候,其实我都很难说清楚,但是随着我走得越远,融入“他城”的元素更多时,那些我说不清楚的东西反倒找到了坐标和解释,万事万物一旦形成“对比”,就特别清晰,我在写城市文学的时候,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城市的氛围对我造成的影响,这个是文字最能直观感受到的。我的脑海中有地图,有人声,有树木品种的差异,有楼房外形的不同,大家走路的方式、说话的方式、交往的方式,形成了一种“生活的对比”,然后我又一直在“破坏”这种东西,就像我会和重庆的朋友说外地,和外地的朋友说重庆,我用我的方式在破坏他们意识中的城市图景。对于那些觉得日子寡淡平凡无意义的朋友,内心其实是害怕改变,害怕波动,害怕付出沉默成本,但变动和改变才是我们的当下,所谓的当下性,就是我们去适应并接受这种变化,而不是墨守成规。现实本身是很宽泛的词,回到我前面提的,现实主义创作其实还是发现现实问题,解决现实问题(当然也可以不解决,但要去谈不解决的可能),这个是根本。
    吴 越:最后问个文学之外的问题吧,你喜欢去什么样的地方旅行?你的旅行风格是怎样的?
    周宏翔:好像至今还没有去过沙漠,也没有去过非洲,所以还挺想去那种看不见边际的城市,很多时候我们被边界束缚了,就特别需要一些开阔的东西来冲击我们,18岁离开家乡至今,感谢自己没有觉得旅途疲惫。年初的愿望基本实现了,新的愿望也已经启程,希望可以靠自己去努力实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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