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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界的“打捞研究”虽不是什么新方式了，但常常会带给我们一些意外的惊喜。一些历史人物，从面目模糊到逐渐清晰，就是得力于学者们不懈的挖掘和争论。最近出版的《读书与怀人：许君远文存》，借以打捞的许君远，能否成为这样的人呢？
该书如此介绍许君远：原名许汝骥（1902年~1962年），笔名西夷等，河北安国人。现代作家、著名报人、翻译家。192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英国文学系。曾在《晨报》、《庸报》、《大公报》、《文汇报》等报担任编辑主任、副总编辑等职。一度在北平中国大学、上海新闻学校、暨南大学等担任讲师、教授。1949年后在上海四联出版社、文化出版社、新文艺出版社担任编辑室副主任等职。1957年，与徐铸成、陆诒被划为上海新闻出版系统“三大右派”。著有小说集《消逝的春光》、散文集《美游心影》，译有《老古玩店》等。
顾名思义，本书收入的，多是作者的读书笔记和怀人随笔，还有一些零星的游记、谈艺散文等。许君远三字虽逐渐被历史淹没，但看其人生历程，在当时文坛上也是活跃人士，其文笔自不在话下。粗略翻翻，或恬淡、或厚重、或正襟危坐论道，或一盏孤灯下谈天，篇篇耐读，却也卑之无甚高论。像《怀志摩先生》、《谈梁玉春》、《悼胡汉民》、《忆蔡孑民先生》、《敬悼政之先生》……记述的都是一代名人，并无新鲜事迹，只是一些边角余料的小事儿。自然，边角余料的小事儿也不无意义。如在《忆蔡孑民先生》一文中写道，一帮学生包围了讲义课主任，连声喊打，突然从远处跑来一人，他一面跑一面指手画脚地嚷：“不要打，不要打，要打打我蔡元培！”一个生动的细节，使蔡元培的形象更丰满了。
许君远没有像陈独秀、傅斯年、郭沫若那样站立在大潮最前头，他在自己的时代或是普罗大众艳羡的对象，但终究还是上述人等的边角余料。目光所及，生活所及，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中国的历史选择很残酷，不仅万千百姓水过无痕，就连有幸上船但站在船舷的人也没什么能见度。明恩溥在《中国人的气质》一书中提到一句：“……先是太平天国暴乱的恐怖侵扰，接下来是破坏性稍弱的回部叛乱，然后是1877年~1878年那场几乎空前绝后的大饥荒，这场饥荒迫击5省，使中国的总人口减少了数百万”，我问了一下周围几个研究历史的朋友，关于“那场几乎空前绝后的大饥荒”是怎么回事，大家都莫名其详。恰如某位伟人所批评的，我们的历史，真的几乎只剩下帝王将相、才子佳人。
具体到文人，若想留下痕迹，起码要具备以下两个特点中的一个：超强的文本，像苏轼、杜甫；极具传奇色彩和表演性的人生经历，像徐志摩、胡适。若二者兼有则更好，像李白。这些人不一定在该凸显的时候就凸显出来，很多时候要靠人打捞，奔走呼号。设想一下，没有陈子善等人下的苦功，张爱玲能有今天的声名吗？没有西川的极力鼓吹，海子能成为今天诗歌界的标高吗？或曰，真金不怕火炼，早晚有一天出头。其实不然。地下一定埋着很多我们不知道的金子，就是因为没有合适的人在合适的时机打捞他们。
今天，很多学者在打捞那些边角余料。他们不遗余力，暗地期待被打捞者后来居上，跃上船头，以便借力打力成就自己，结果获得双赢的并不多。前些年，张竞生、胡兰成、章克标都被人力挺过，无限拔高过，可并没形成气候，很快销声匿迹了。这似乎可以说明，打捞他们的学者，忽视了其中的必然规律。
《读书与怀人：许君远文存》的编选者之一眉睫在给我的短信中，把许君远称为“大时代的小人物”，我很赞同这种清醒、理性。一个研究者，当然希望自己打捞的人能够“立住”。他越高大，研究者水涨船高，自然也越高大，研究者却明知是“小人物”仍愿意认真打捞，这无疑是想对历史负责，对当事人负责了。镜头迫近具体的人，以许君远为例，他的人生也是惨痛的，大风大浪的，浸泡着一个人的血泪。许君远能不能“火”并不重要，眉睫们要做的，就是提供一个角度，一个参照，让历史更丰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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