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伟章在出版了广受好评的长篇小说《尘世三部曲》（《声音史》《寂静史》《隐秘史》）和《谁在敲门》之后，最新长篇《红砖楼》，又在《收获》2024年第4期隆重推出。从罗伟章的早期作品《不必惊讶》《饥饿百年》等，可以知道他是一个熟悉农村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和人情冷暖的作家，然而，大凡杰出的作家，不会被某一熟悉的题材和写法所禁锢，罗伟章就是这样一位作家。
《红砖楼》的叙事语言和叙事风格，与“三史”和《谁在敲门》一脉相承，但叙事立场和旨向，却有了相当大的差异。在一幢极具暗喻、转喻或象征的“红砖楼”里，在看似轻松实则黑色幽默的叙事推进中，我们不仅看到了当下一群作家的生存状态和精神面相，同时还看到了司空见惯却处处隐匿着的不可知的人性。《红砖楼》的外表是现实主义的，却深隐着符号学意义。
主人公冉强，“冉”，在某些方音中读ruǎn（软），冉强即软强。这是冉强的精神内核。冉强一出手，其作品就在他生活的东轩市成为高峰，成为最知名的作家，许多文学青年需要得到他的认可。小说中的“我”——盛华，有着他人并不具备的文学眼界，深知冉强作品的苍白与媚俗，但在一番碰壁之后，却禁不住深陷其中，向冉强递交“投名状”，成为与“红砖楼”关系最近的文学青年。
一些人在走近，一些人却在离开。
走近和离开，这是一个问题。
“红砖楼”是为重视文化、重视人才所建的作家楼，它因此成为一种符号。从二十世纪初索绪尔的“能指”与“所指”的语言符号学始，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罗兰·巴特将符号学引入文学和社会学解读，建构起文学与社会学的“此刻”与“彼刻”，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便发生了重大变化。《红砖楼》便是这一观念和方法的汉语文学叙事的某种尝试，而且收到了突出的效果。
离开“红砖楼”的大多数作家，文学天赋和成就都远比留驻者冉强要强，但冉强成了“世界百大文豪”。这是“红砖楼”符号的另一指向。在今天的文学界，尤其是文学界的诗界，更别说书法界、绘画界，“中国名人榜”“世界名人榜”，或者“中国百强作家”“世界百强作家”等等比比皆是，轮番上演，从未断绝。就如“红砖楼”一样，一旦修造，走近或走进就成为一种趋势。走进“红砖楼”就走近了名利场。而《红砖楼》里的多数作家又纷纷离去。这成了另一个“红砖楼”——被离弃的“红砖楼”，其符号学意义也一目了然。
罗伟章的贡献是，离开“红砖楼”就一定远离了名利场吗？答案是否定的，任何名利场都有它存在的土壤。罗伟章更重要的贡献是，通过一系列现实事件、人物关系和人性表达，深刻剖析和反省了作家这一阶层引入的更深层次符号书写。
就小说的面上讲，罗伟章是颓唐的甚至是绝望的。但是，杰出的作家会在司空见惯或者所谓铁律的表相面前，洞悉符号背后的“彼刻”和“深层”。罗伟章在小说里写了两个“红砖楼”之外的人，一个是盛华的头头废品收购站的领导蒲哥，一个是启迪“我”走向正义和完善的副教授洪运兴。
盛华作为一个中文系毕业生来到废品收购站（一个饶有深义的转喻符号）做员工，尽管废品收购站的老大蒲哥（一个具有象征意义或反讽意义的姓氏）认为“写作这职业，跟收购废品的职业是一样的，都是变废为宝”，但是蒲哥（蒲，是平凡的水草，蒲衣，却是舜时贤人）“除了给我分派闲差，还不断给我送东西：知道我爱读爱写，在废品中发现了书籍，他说，给盛华送去；发现了字纸，也说，给盛华送去”。一个非文人圈的蒲哥，却如此素朴和良善，与“红砖楼”楼里楼外的文人作家比起来，真有些“义薄云天”的味道。
如果蒲哥还不能真正表达罗伟章的理想或逃离“红砖楼”的愿景，那么具有“高蹈”和“隐士”之风的洪运兴（一个具有象征意义或者反讽意义的姓和名），或许可看成是罗伟章的理想。洪运兴没有被正教授评审的明规则和潜规则所左右，而是以对人性和人心的坚守，为盛华启蒙。
《红砖楼》是哀婉的。小说的开始写道，“我”在梦中“知道自己死了”；小说的结尾是“参加洪运兴教授的葬礼”。“我”的启蒙者真的已经死去，而曾经梦见自己死了的“我”继续活着——因为“我”的逃离。生命在又一个起点上获得新生。由此，《红砖楼》又是憧憬的、向往的、乐观的。
试图走近走进“红砖楼”又疏远逃离“红砖楼”的叙事者盛华，其名不也是一个具有象征意义或反讽意义的符号吗？
从《红砖楼》的这种叙事符号的相互转写，我们还看到罗伟章小说叙事观念的革新和小说叙事的另维空间：生活的叙事只有到了小说的叙事，以及这种叙事的符号学引入，生活的真实才有可能成为艺术的真实。在这方面，罗伟章还做过某种历史演义的重构实验，以检验小说的想象空间和叙事符号的转换，如中篇小说《将近两千年前的一桩悬案》（《花城》2022年5期），罗伟章将《三国志通俗演义》里的刘安杀妻的桥段，以悬疑的方式改写成了一种后现代的文学样式，有论家认为，这部不到三万字的中篇小说，有着长篇小说才能具有的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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