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英国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家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的《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一书，作为《文化与社会》的续编出版，很快成为文化研究的经典之作。威廉斯在序言中强调，这本书“不是一本词典，也不是特殊学科的术语汇编”，“它应该算是对于一种词汇质疑探询的纪录”（1）。在他看来，所谓的关键词包括了两种相关意涵：“一方面，在某些情境及诠释里，它们是重要且相关的词。另一方面，在某些思想领域，它们是意义深长且具指示性的词。它们的某些用法与了解‘文化’、‘社会’（两个最普通的词汇）的方法息息相关。对我而言，某些其他的用法，在同样的一般领域里，引发了争议与问题，而这些争议与问题是我们每个人必须去察觉的。对一连串的词汇下注解，并且分析某些词汇形塑的过程，这些是构成生动、活泼的语汇之基本要素。在文化、社会意涵形成的领域里，这是一种纪录、质询、探讨与呈现词义问题的方法。”（2）威廉斯的关键词研究取向以小见大，既有纵向的语义变化史，更有横向的社会思想史。关键词之关键，正在于它能测绘特定时代的文化观念与社会情感结构。这与美国思想史家、哲学家A.O.洛夫乔伊（Arthur Oncken Lovejoy）的观念史研究异曲同工。观念史研究也是旨在进行“一般哲学概念、伦理概念和美学风尚，还有文学发展和影响的历史研究，以及揭示哲学史、科学史和政治、社会运动史的相互联系的观念和思潮的研究”（3）。
随着威廉斯思想和著作引入中国，关键词研究的方式也深刻影响了中国现当代文学诸学科。但在陈平原看来，这些研究多数只纵论语词变迁，体例、主旨不够明确，读来更像辞书，词与词未能形成合力。尤其是关键词所承载的社会指向，被不同学科的诉求和关切所消解，视野未必比传统的研究更为开阔（4）。与此同时，受到后学思维的影响，关键词研究往往变成话语考古，人们在意的不只是语词所包蕴的新鲜活泼的生活方式，更是背后永不止息的政治权力运作（5）。比如借语词来揭示政治的紧张性，在晚近的跨文化研究中就在在可见。依刘禾所见，19世纪以来帝国冲突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翻译，语词与语词的对译，不是平滑自然的语言行为，如何翻、何时译的背后都带有很强烈的意识指向（6）。追本溯源地考察清末以来中国兴起的各种语词，无异于辨析一段复杂的中外文化与政治的碰撞史。由此看来，关键词不仅指涉社会变迁，也关联世界格局的变动，可谓名副其实的“世界观”。
本文将关键词作为考察海外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切入点，视之为海外汉学研究的某种可能方案，这跟通常所说的关键词既有同，也有异。一方面，海外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既有个案性的作家作品研究，也有围绕某个主旨或理论展开的综论性的讨论（比如“痛史”“创伤”“离散”“现代性”“革命+恋爱”“抒情传统”等），这些都与关键词研究的思路颇为相似。另一方面，作为考察与反思海外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关键词研究，又不能仅局限于一般的关键词研究，而应该将我们的评价作为其中的重要一环引入其中。胡亚敏曾将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场域”观念扩大为“历史场域”，认为查考关键词演变需观察四个场域内的状况，依次是“初始场域”“生成场域”“延展场域”和“本土场域”（7）。据此而言，前两个场域重在语义自身状况的清理，即对海外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梳理；后两个场域则更多地关注海外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成果引介到中国学术语境后所产生的调整和变异。换句话说，对海外汉学的研究必须重视主体接受的“本土场域”，思考跨文化评价和变异的问题。
因此，本文拟从理论上提出一些设想，试图说明围绕海外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所展开的关键词研究，大概包含三个层面的内容：首先是呈现关键词研究的客观性。本文选取了“写实”这个关键词来梳理相关话题的研究史，以此呈现这种梳理的客观性。需要说明的是，“写实”本身的复杂性提醒我们注意“真实”所包含的不同层次，以及与特定历史诉求的关联性，“想象”有时也是“写实”的重要维度。其次是彰显关键词研究的开放性。关键词的要义不是锁定，而是向新的话语系统和可能性开放。在方法学的意义上，近似于理论家所说的“事件”。它发起对话，激发转变，代表的是认知结构的变化，而不仅仅强调现实层面的变动。再次是激发关键词研究的生长性。关键词研究有助于澄清跨文化传播和研究的局限性，指出一些新的动向来赋予海外汉学研究继续深化和增长的可能。借用韩炳哲的“超文化”概念，关键词将相关研究汇聚一炉，客观上消弭了研究之间的时空界限，使其有所重叠与对话，这正是“超文化”的典型表现。
壹
作为“写实”的关键词研究
众所周知，中国现当代文学书写中写实主义大行其道，蔚为大观。但何为“写实”，见仁见智。写实主义的代表人物卢卡契提出两个重要概念——“整体性”（totality）和“典型”（type）。他认为文学反映社会，贵精不贵全，作家无须巨细靡遗地描摹社会的方方面面，全面性并不等于整体性。整体性能帮助读者透过现象直抵本质，是各种社会关系的辐辏点，而典型人物就是整体性最有力的体现。借助于具有典型性的个体，我们得以窥探时代和社会的全貌，由个人的行动带出各种社会关系。卢卡契的观念诞生于20世纪30年代，以现在的眼光看，无非重申了“人是各种社会关系总和”的见解。只不过这个“人”绝不是普通的人。卢卡契以巴尔扎克为例加以解说，巴尔扎克的小说背景开阔，唯有少数人能得到机会充分发展自己。这看起来像是某种缺陷，其实这正是他小说具有活力的地方。巴尔扎克通过少数人，努力去包容社会的整体，揭示其复杂性，所以他的人物较之其他作家更为完整和立体（8）。
套用卢卡契的见解，我们不妨将关键词也视为一种典型，可以透过它来把握历史的整体性，“写实”应该成为关键词研究的基本品格。通常而言，关键词之所以能确立，既与历史发展的某些趋势或特征有关，也可能基于人们对过去的总结与提炼。前者指向事实，后者落在叙事，但两者往往是统一的，甚至某些时候，后者对前者具有概括和定性的作用。比如“现代性”这个关键词，尽管学者们都同意并不存在一个同质的、单一的社会发展模式，可是在观察19世纪以降的历史时，大家普遍采用了“现代”或“现代性”的命名，而另类现代性、翻译现代性、中国现代性等概念层出不穷，目的就是要把“现代性”历史化、具体化，从而辨明所谓的历史整体性的内部也充满差异。无论是卢卡契提出的“典型”，还是“现代性”所带有的后设特质，都提示我们对整体性的发掘需要借助一种想象力。文学的想象与虚构所创造出来的“典型”与“写实”，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接近历史的真相。在此层面上，所谓的“写实”或写实主义的复杂性显然远远超过了我们所设定的对“如实地反映社会”的理解。
海外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关于写实主义的丰富讨论，或许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作为“写实”的关键词所包含的不同面向。在70多年的历程中，海外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至少有4位研究者的思考值得关注。第一位是夏志清，虽然没有直接论及写实主义，但他对“写实”所造成的压抑有着深刻的反省，著名的“感时忧国”说就是有感于写实过度的问题而提出的。对夏志清而言，“写实”本身无可厚非，问题在于有的作家太在意“写实”所包含的社会责任，使得他们的写作总是围绕民族国家事业而展开，反而忽略了对普遍人性的关心。因此，写实主义虽不乏整体性，但这个整体性对世界而言仍是局部的，并不完整（9）。第二位是杜博妮（Bonnie S. McDougall），她着力梳理与介绍写实主义的来源（10）。表面上看，她只是做了历史考古工作，是对一个时代文学状况的复现。但她也由此对话了夏志清，夏志清有意将“写实”和“道德”相连，并视之为中国文学的特色，而杜博妮却有力地说明了写实主义的西方渊源。“写实”之所以进入中国，与“写实”内蕴的道德因素直接相关。它反对浪漫的伪饰，主张直面现实、书写现实。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写实主义文学并非特例，而是与西方文学以及更广阔的中西文化交流有紧密关联。第三位是安敏成（Marston Anderson），他重点辨析了“作为技巧的写实”与“作为理想的写实”。对他而言，“写实”作为技术有其自身的美学约束，并不完全受作家意志的摆布。（11）如茅盾在“写实”中投射的历史愿景，在他持续不断的细节捕捉中被证实是不可实现的，他越写越发现历史并不如其预想，技巧本身具有自主性。最后一位是王德威，他延续了安敏成的观察，强调文学的本质，指出写实主义也是一种虚构，所谓真并非绝对的客观。不过，与安敏成将“写实”的要求看成一种限制不同，王德威强调作家可以充分调动自身能量，将限制转化为特色。同样是对茅盾文本的解读，他就从茅盾小说虚构中看出了“小说的政治”（12）。
由以上关于“写实”、写实主义不同面向的讨论，我们可以进一步思考作为“写实”的关键词研究的三个层面问题。首先，关键词研究的第一要义是梳理相关议题的学术史，客观呈现海外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变迁。这个梳理与选择的过程，也形成两种“选择政治”：一是要从众多的议题中确立哪些议题可以作为关键词；二是要从众多的研究成果中遴选哪些可作为学术史材料。选择即意味着放弃，对某些议题和材料的选择，必然伴随着对其他议题与材料的放弃。关键词研究所选择的议题和材料被天然地假定是重要的，在海外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史上具有典范性或示范性。这样的思路有可能重蹈历史线性主义的覆辙，认为每一次新的研究总在弥补之前的缺漏，代表新的思路和方向。因此，“写实”的非客观性才值得我们高度重视。其次，作为修正方案之一，应该思考关键词研究如何在“写实”的基础上建设一种多元论述语境。杜博妮的研究提醒我们，采用单一视角有可能会窄化研究对象，唯有将它放到更广阔的语境里，对事物的理解才有可能变得相对客观。我们通常把海外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置于中国学的研究脉络中，关注自冷战以来所形成的一整套论述机制和话语方式。这种操作至少和传统汉学存在某种割裂，以为整个欧洲汉学已随着二战之后世界格局的变动而欲振乏力了。同时，这种操作也将海外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定性为一种地方行为，是专属于西方学术体系的研究，从而忽略了其研究对象即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自身的跨国特性，也未能使之和中国的相关研究并置。再次，关键词研究隶属文化研究，而海外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有一个不容回避的“文学”属性，如何在“文学”的规定性之内拓展相关的研究是必须面对的问题。海外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界对“文学”的定义有容乃大，举凡影视、音乐、思想史、情感史等无不涉及。如何借这些“文化化”的对象说明“文学性”，特别是区别于其他学科的研究，标识出文学研究的特别之处，应是关键词研究必须重视的内容。当前海外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跨学科研究日益成为主流，文学研究如何在此过程中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或者在本领域的研究中强化主体意识，都需要深入思考。最后，这种文学或文学研究的主体意识，同王德威所谓的“想象”“虚构”是否可以形成连接关系？在学术史梳理中，围绕关键词展开的叙事、被讨论的成果往往带有研究者的主体想象。学术研究的定性当然应该理性客观，但这种理性客观未必是据事实录或针对过去的发言，基于现在的推论、预测也同样可以是理性的。或可说，“想象”“虚构”在某种意义上并不违背科学本质，这在科幻小说研究中有充分体现。因此，如何将理性和想象结合起来对写实做多维度探索，也是作为“写实”的关键词研究的重要方面。
贰
作为“事件”的关键词研究
如果说作为“写实”的关键词研究，主要是对研究历史的学术追踪过程，关注的是现象层面的内容，那么，关键词研究如何来展示它的意义，特别是投射在社会层面的意涵，则需要进一步上升到“事件”层面。作为一个日常词汇，“事件”主要强调了事物或事情所具有的重要性，但是对齐泽克（Slavoj Žižek）来讲，“事件”的定义远比重要性来得更加具体和精细化。他认为：“在其最基础的意义上，并非任何在这个世界发生的事情都能算是事件，相反，事件涉及的是我们借以看待并介入世界的框架的变化。”（13）而且，“事件”不见得是具体发生的事，也可是虚构作品。借助这些作品我们理解世界的方式转变之后产生了范式的迁移。甚至“事件不再仅仅是框架的改变，……是叙事框架本身的毁灭”（14）。概而言之，“事件”关联着我们认知世界框架的存废和转变。这种转变并非一蹴而就，至少到目前为止，多数的知识范型转换都是在历史发展中逐渐被指认的，或者需要经由后世持续跟进、论证方能实现。思想的日常生活化是学界的基本共识，骤变不是不可能，但总是在被逐渐消化、落实后，才显示出它的影响力。所以，关键词之“关键”，未必由它的重要性来决定，而是通过由它开启的接受之旅来逐步证实。在这个意义上，王德威主张折返语词的源头，认识“关键”的本意是机关装置，可以凭借它来开启或者关闭，其代表的是意义的开放而非底定（15）。换言之，“关键”取决于质而非量，并非被反复提及、研讨的概念和主题才是重要的，某些关键的问题可能仍是未知的。诚如齐泽克所说，现实世界有“已知的已知”“已知的未知”“未知的未知”，更有“未知的已知”，“也就是那些我们不知道自己已然知晓的东西——这正是弗洛伊德意义上的无意识，也是法国精神分析学家雅克·拉康所谓的‘不自知的知识’”（16）。
依据齐泽克的意见，所谓的“关键”应该具有三个特点：一是定义“关键”的指标是对既有的叙事框架乃至叙事本身产生挑战；二是这种挑战可以是不自知的，或需要经历长时间的考验方能显示其成效；三是“关键”可以转为日常，由先锋变为常态，代表流变的过程。变为常态绝不意味着挑战的终止，只要能持续刺激对叙事框架的修订，常态仍可转回“关键”。在此，不妨以海外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的“城市研究”为例略加解释。“城市研究”在20世纪90年代的海外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兴起，与当时史学界流行的“帝制中国”或“晚期帝制”研究密切相关。“晚期帝制”研究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在早期现代化的潮流中观察中国的城市发展和建设。它修正过去中国自外于全球浪潮的基本假定，认为中国也有其独特的现代景观。当“城市研究”被引入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后，学者们调整了城市的对应物，把它和乡村作为一组概念来运用。这当然是要对中国的乡村革命经验做补充，说明中国式现代化不必完全局限在乡村，城市经验也同样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政治或文化资源。整体而言，“城市”的关键化过程，是伴随着参照系统的转化而逐渐明朗的，城市被逐步定位为与地方、乡村等概念相对的知识范畴。可事实上，在这种大而化之的描述背后，还有几个不能回避的问题。
首先，“城市研究”在海外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的起步，主要表现为对城市特定的文学产物——城市文学/市民文学的关注。其研究对象固然属于城市范畴，但讨论的重点不是要说明城市特色、城市文化机制、城市生产方式等，这与当下对城市文学研究的期许稍有出入，但好处在于它表明城市文学的提法可以避免完全和乡村文学对立起来。比如，林培瑞（Perry Link）在关于鸳鸯蝴蝶派文学的研究中，虽然明确认定这是一种城市文化产物，但侧重点是强调文学能够在社会转型过程中提供某种舒适感，使读者能够在一个安全距离内把握危机（17）。他重申了文学的娱乐面向，对话的是文学的载道理念及以此为宗旨的五四文学。林培瑞在通俗与精英、娱乐与启蒙的结构中定位他的研究对象，跟后来的研究更多地从城乡构造来切入有很大不同。因此，从“城市研究”的角度来看林培瑞的意义，正在于他提供了另一个叙事框架。或反过来说，“城市研究”在日益精细化过程中，反而失去了它起步时的开放性，逐渐模式化。如此看来，“关键词化”在某种意义上，不见得是一种进化，也可能是一种内卷。
其次，城市虽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公认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现代性经验，但这种经验并未有效连接到中国乡土传统与革命叙事上。粗略而言，乡土叙事往往关乎革命、政治，但城市文学多被认为是展示了经济、文化、思想方面的现代进程。作为“城市研究”的资深研究者，张英进和李欧梵都没有把城市文化和中国乡村联系起来。张英进的研究辨析了城市构型的问题，讨论作家们如何在作品中把城市具体化。他从时间、空间、性别三个层次说明认知图绘的实现方式（18）。与建构型研究方案不同，李欧梵强化了城市的物质性（19），从新文化史研究中汲取灵感，特别突出城市文学生产的语境问题，交代文学的生产机制以及文本转化问题，甚至动用世界主义的概念来描绘上海和香港，隐约之间用普遍性抵消了中国的特殊性。张英进和李欧梵的“城市研究”无疑具有典范意义，由他们引入的漫游、性别、颓废、公共领域、大众媒介等视角或观念，成为城市研究的基本话语。但是，在发掘或激活城市的革命传统方面，他们的经典性在一定程度上成了一种压抑。史书美等人的研究重点依然是现代都市的现代主义，显然受此风潮影响（20）。王斑的研究虽然有所调整，考虑到城市作家或生产体制如何表现农村或革命的问题，但说明的依然是城市与革命的间接关系，而非直接关联（21）。
再次，“事件”的重要特征是过渡性。齐泽克认为因果之间的界限便是“事件”所在之地（22）。而“关键”的本意也兼容开放与闭合两个方面的内容，当我们持续不断地在城乡之间寻求定位之时，不该遗漏乡镇叙事的问题。人们似乎很少将研究对象定位到乡镇层面来讨论。比如，白睿文（Michael Berry）深入探讨了贾樟柯电影所展现的乡愁，揭示了他对地方的独特理解和呈现（23），但他并无意辨析乡镇作为城乡之间的一种特别区划形态，和城市叙事、乡村叙事的差异。这种有意无意的忽略，让我们意识到海外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的“城市研究”，其实还有一个无形的参照系，就是外国的城市。这里的“城市”不是在中国特色的乡、镇体系里被发掘出来的，这或许也是它没有和中国乡土与革命叙事直接对接的原因所在。中国的城市和西方的城市被放在一个共时系统之中，导致海外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城市研究”的论述往往借他人视角来展开。著名的“漫游”论述就是从法国文学批评中借来的，中国文学研究领域有没有可能展开其他的观察方案，值得我们深思。宋伟杰在研究中提出快照（snapshots）的概念，似乎预示了某种新的城市研究的可能性（24）。
叁
作为“超文化”的关键词研究
作为“事件”的关键词研究，主张介入世界的叙事框架应处于变动与调整之中，没有任何的表述可以提供一个绝对的视域。关键词应该是在开启与闭合之间的一种调试和运作。针对这种变动与调整，跨文化的方案或许可以作为应对之策，有助于改变视角单一的问题。当然，跨越和多元所假定的是各种视域之间有绝对的界限，必须用组合或交叉的表达来描述事物之间的关系。事实上，在身份归属上可能每个人是单一的，而在文化认同上则完全可以不拘一格。近代以来，中西文化的全球传播使得“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成为一种生活常态，呈现出一种人的杂糅和文化的杂交。霍米·巴巴（Homi Bhabha）曾用杂糅或杂交（hybridity）的概念阐述他的后殖民理念，他拆解的是权力、反抗、统治等政治结构，未必将杂交视为一个游戏的空间。在这个空间中，个体和文化可以不受主仆关系之累，更广泛地辩证与对话，向审美而非仅仅是向政治、经济领域敞开。
作为修正方案，哲学家韩炳哲提出了“超文化”的看法。“超文化”脱胎于“超文本”，描述的是一种像网络窗口那样可以不断叠加的表现形态。从一个窗口无法获取绝对的视域，一种文化也无法提供理解世界的全部方案。这些方案经由无间的并置而形成“超文化”。韩炳哲说：“全球化进程起到了积累和集聚的作用，异质的文化内容簇拥到一起。不同文化空间相互叠加，相互渗透。时间同样失去边界。簇拥起来的林林总总，不仅让不同地域，也让不同时段失去了遥远性。更准确地反映当今文化之空间性的，不是感知上的跨（Trans-）、间（Inter-）、多（Multi-），而是超（Hyper-）。文化发生了内爆，也就是说，文化被去除了遥远性，成为超文化。”（25）“超文化”的首要特征就是“它对出身、血缘、种族或居处缺少记忆”（26），在形态上接近于德勒兹（Gilles Deleuze）所说的根茎（rhizome），是“异质元素持续相互作用、彼此滑过，处于不断生成的状态”（27）。
韩炳哲的思考引导我们回到篇首陈平原对关键词研究的检讨，令人恍然意识到这类研究之所以不尽如人意，不是关键词的选定不够理想，或者对语词所投射的社会变迁揭示不够全面，而是总是假定讨论关键词是一个划定疆域、确认出身的过程，忽略了关键词可以是一种根茎式的“超文化”。它不断地流变，将各种“异”的可能带到对话中来。如果说，“事件”强调了关键词内部的流变问题，那么，“超文化”则试图走向关键词的外部，使词与词之间产生交叠和簇拥。上文提及的“城市研究”和全球化、性别、漫游、电影等的关联，可以说是这种“超文化”的一个方面。我们假定所有这些关联概念都是为了解说城市而出现的，俨然设置了一种主次关系。但是，真正的“超文化”是无关主次、不分等级的。换句话说，如果让关键词成为一种“超文化”，就意味着要将它变成一个无中心的存在。这听起来多少有点悖论，关键词代表的恰恰是不可取代，自然拥有了中心的地位。
因此，无中心、去中心不是否认关键词的重要性，而是提醒我们随之而起的关联性表述不必被视为附庸。更进一步来讲，关键词不是一个词，而是一个词语的集合体。尤其是提炼关键词的方式，是从一系列的研究成果中抽取公约数，这就意味着这一过程回避了各项研究可相互区别的部分。比如，李欧梵的《上海摩登》可以置于关键词“城市”之下，也可以放在“上海”“世界主义”等关键词下，从而形成新的组合或历史。作为“超文化”的关键词研究，不应将对象单一化，而是要揭示同一个对象放在不同脉络中，可以焕发出的不同的语义与能量，借由与其他对象的簇拥、杂糅，可以介入到不同的叙事框架之中，指出某些更细微的研究趋向。在此，不妨以“感官”研究为例来做说明。
首先，“感官”是一个集合概念，包含了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等多种经验。单一谈论某种经验，不能完整地表现这个关键词的内涵，“感官”在日常生活中也以综合的方式表现出来。在研究中，必须警惕单一研究可能带来的遮蔽。这也是学术界对视觉霸权不断做出检讨的原因。其次，“感官”的发现在某种层面上依赖五官研究的齐头并进，有时这也是一种遮蔽。如对视觉的研究，就常被置于电影、图像、都市等范畴之中，它在这些研究中扮演的角色越重，就越偏离自身的生理属性，变成一种功能主义的探讨。受到关注的不是视觉，而是视觉产品；讨论的不是借由观看引发的心理反馈，而是观看作为一种社会行为如何被引导、塑造，甚至否定。再次，“感官”具有直接性，有超时空表现，汉森（Miriam Hansen）有关中国早期电影的讨论就以此为出发点，他试图说明电影的跨国接受如何实现（28）。张英进则力图把研究带向情景化和历史化，证明同样的事物在不同人群中引起的反应是迥异的（29）。如何在这种生理性和社会性之间找到平衡点，注意两者的叠合，应该成为今后研究的重点。最后，在当代文化语境之下谈论“感官”，已经不能把所谓的历史化或情景化看成赋予它地方印记的一种方式。“超文化”的存在使得所谓的地方化变得不切实际。对韩炳哲来说，已经没有所谓绝对的地方，任何文化都是离散的、无身份的。因此，我们所假定的塑造感觉的文化或政体也不能被明确指认，在中国所能感受到的，也许在世界其他角落、其他主体身上，也可以有强烈的感应。
可以说，“超文化”已经不只是研究的一个语境，也变成思想的一种状态。它鼓励我们不要把关键词研究限定在某些特别的领域、身份、经验之内，相反，应该以一种生成的姿态，去看待它如何连接其他问题或视域的可能，就如同感觉研究要连接五官经验去观察生理和社会的对话，也要注意地方和全球边界的消弭。综合“写实”“事件”“超文化”三方面的思考，可以说关键词研究既提供一种客观复述历史的可能，也揭示语词内部叙事结构的变迁，更要求我们突破单一视域，在一种文化离散、叠加、簇拥的语境中分辨议题的内涵与张力，从而更好地阐明海外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丰富性和启示性。
注释：
（1）（2）〔英〕雷蒙·威廉斯：《导论》，《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刘建基译，第6、7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
（3）〔美〕A.O.洛夫乔伊：《观念史论文集》，第2页，吴相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
（4）见陈平原：《学术史视野中的“关键词”（上）》，《读书》2008年第4期。
（5）冯黎明：《关键词研究之“关键技术”》，《粤海风》2014年第3期。
（6）刘禾：《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中国，1900-1937）》，宋伟杰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
（7）胡亚敏：《导言》，胡亚敏主编：《西方文论关键词与当代中国》，第6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
（8）〔匈牙利〕卢卡契：《幻灭》，《卢卡契文学论文集》（二），第253页，郭开兰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9）见夏志清：《现代中国文学感时忧国精神》，《中国现代小说史》（繁体字增订本），第389-404页，刘绍铭等译，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1。
（10）Bonnie S. McDougall, The Introduction of Western Literary Theories into Modern China, 1919-1925,Tokyo: Centre for East Asian Cultural Studies, 1971.
（11）〔美〕安敏成：《现实主义的限制：革命时代的中国小说》，姜涛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
（12）王德威：《写实主义小说的虚构：茅盾，老舍，沈从文》，第16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
（13）（14）（16）（22）〔斯洛文尼亚〕斯拉沃热·齐泽克：《事件》，第13、31、11、4页，王师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6。
（15）王德威：《华语语系的人文视野与新加坡经验：十个关键词》，《华文文学》2014年第3期。
（17）Perry Link, Mandarin Ducks and Butterflies: Popular Fiction in Early Twentieth-Century Chinese Citie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1.
（18）见〔美〕张英进：《中国现代文学与电影中的城市：空间、时间与性别构形》，秦立彦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
（19）李欧梵：《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毛尖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20）〔美〕史书美：《现代的诱惑：书写半殖民地中国的现代主义（1917-1937）》，何恬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
（21）〔美〕王斑：《全球化阴影下的历史与记忆》，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
（23）见〔美〕白睿文：《乡关何处：贾樟柯的故乡三部曲》，连城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24）Song Weijie,Mapping Modern Beijing: Space Emotion Literary Topograph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8.
（25）（26）（27）〔德〕韩炳哲：《超文化：文化与全球化》，关玉红译，毛竹校，第11、69、32页，北京，中信出版社，2023。
（28）〔美〕米莲姆·汉森：《堕落女性，冉升明星，新的视野：试论作为白话现代主义的上海无声电影》，《当代电影》2004年第1期。
（29）〔美〕张英进：《阅读早期电影理论：集体感官机制与白话现代主义》，《当代电影》200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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