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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的哲学研究应当走向何处


    

《吹沙集》(三卷本)是武汉大学已故哲人萧萐父的文集,亦收有少量的师友评说。今年正值萧先生一百周年诞辰,东方出版中心将此前于1991年—2007年由巴蜀书社陆续出版的《吹沙集》《吹沙二集》和《吹沙三集》收编成册,其文章体裁多样,包括了学术论文、读书心得、课程讲义、序跋和诗歌;主题宏富,涵盖了从先秦到现代有关儒、释、道的思想,进而包括欧洲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容,展示了作者广泛的运思路径和贯通古今、横跨中西的哲学思想。
    在古代,由于东方和西方地理位置相隔遥远、交通阻塞,文化交流较少,从而在根源上生长出了两种异质的文化,中国传统思想的概念框架和思维方式与西方文化有着天壤之别。因此,很长时间以来,中西对立、中西不可比的思维模式在学术研究中潜移默化地发挥着作用,甚至中国哲学需要在西方哲学的面前辩护自身的“合法性”,这可以说受到了“西方文化中心论”的影响。在文化多元发生、多维互动的今天,我们已经不再企图用一种概念体系来把握或覆盖另一类概念体系,而应该尊重不同的文化传统之间的差异性和独特性。因此,既面向世界范围内不同的哲学传统,又扎根于中国的思想土壤,以高度的文化自觉构建起新的哲学范式,这应当是一个重大的时代课题。
    那么,未来的哲学研究应当走向何处?萧先生深刻地指出当代中国哲学的建构应当以“新人学”为旨归。通观《吹沙集》三卷本,虽然各卷有其侧重点,但一以贯之的是将高扬人的主体性,解放人的自由个性定位为哲学的核心,这也指向了萧先生所说的“哲学所追求的是人的价值理想在真、善、美创造活动中的统一实现”。萧先生的这一论断是奠基在他的问题意识上的,他发现当代极力推崇的科学、民主、理想的价值产生于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对中世纪的全面反思,而反观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否存在这样的“启蒙思想家”?萧先生不仅对此作出了肯定的回答,而且把他们视为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内生动力。
    宋明道学具有“伦理异化”的理论特征,这是萧先生一个很重要的论断。“伦理异化”创造性地挪用了来自西方传统的“异化”概念。在书中,萧先生多次提到了这一概念,并在《传统·儒家·伦理异化》一文中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儒家思想中固然有注重德行的培养等积极的一面,但上至董仲舒的“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下至朱熹的“人伦天理之至,无所逃于天地之间”,儒家构成了一套完整的伦理说教,并与中国古代的封建等级名分制度结合起来,将人应当自觉遵守的内在要求外化为天地宇宙万物的一般法则,从而约束了人的自由个性,一个人只有遵守纲常名教的规范,才可能获得存在价值和意义。
    萧先生将这种为“伦理异化”辩护的哲学主张即宋明道学称为伦文主义,可与西方中世纪的蒙昧主义相类比。伦理异化是抽象地发展了人的某一方面,使得人不是在肯定自己,而是在否定自己,从而抹杀了人文意识。
    对伦文主义的诊断很自然地引向了这样一个问题:中国有没有全面反思伦理异化的思想运动?熟知中国近现代史的人也许会给出答案:新文化运动。但是新文化运动的两面旗帜赛先生和德先生直接来自外来的先进文化,而在这之前中国本土有没有自己的文艺复兴或哲学启蒙?有没有能够与外来先进文化接轨的本土智慧?这就是萧先生思考“历史结合点”问题的动机。
    要超越伦文主义,就必须坚定地发扬人文主义,在萧先生看来,从晚明到近代确实涌现了一大批敢于挑战封建权威、勇于批评伦理异化的“早期启蒙思想家”。萧先生写了很多早期启蒙思想家的专文,细致考察了他们的思想特质。
    “早期启蒙说”是儒家传统内部对宋明道学的反思和超越,萧先生还注意到中国传统中还存在另一种超越伦理异化的可能并对之大加赞赏,这就是被儒家视为“异端”的道家思想。萧先生在《道家·隐者·思想异端》一文中高度评价了道家保持独立精神风骨的特点,道家学者群对固执于礼制、名教的儒家思想进行了抨击,这些思想中的闪光点也极大地影响了早期启蒙思想家,如李贽、傅山、王夫之等。
    “新人学”在书中被首次明确提出来,是萧先生对侯外庐的评价,同时也代表了对自己学说的总体定位。从全书来看,“新人学”有两个层次,其一,新人学的构建是以扬弃伦理异化为目标,培养自由的人格,追求真善美的统一;其二,新人学的建构在方法上要“既坚持中国哲学自我发展和更新的主体性,又有利于融摄自文艺复兴以来西方哲学的一切积极因素,从而创造出一种植根于自己的文化传统的新哲学”。
    尽管未来的中国哲学研究还存在很多具体问题,不断地引发争论、有待回答,但是萧先生的“新人学”的哲学旨趣树立起了一面旗帜,让我们重新审视如何充分调动不同文化传统的思想资源又立足于民族文化,以人文主义和面向现实的关怀来不断丰富当代中国哲学的新形态。
    正如萧先生在书中所写:“中国文化现代化要走自家的路(但不脱离人类文明的发展大道),并不是错的,文化的民族主体性的问题,确乎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吹沙集》(三卷本)的再版让萧萐父的思想重新焕发光芒,完整地呈现了一个可亲、可敬的前辈学人是如何以文化的自信和自觉来思考人、文化、社会的重大问题的。这无疑对于我们今天如何接着萧先生讲中国哲学,在新时代思考如何避免人的异化、发扬人文主义精神,以及共同凝聚在“新人学”这一课题下促进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具有重要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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