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收获》2024年第四期的“青年作家小说专辑”中，共有8位青年作家的作品被刊载。尽管8篇小说讲述了8个截然不同的故事，所关切的问题也不尽相同，但是我们仍能从中发现一些共通之处。例如，其中有4篇小说都在不同程度上涉及了主体性与异化的主题。分别是倪晨翡的《七伤拳》、张粲依的《工作狂博物馆》、傅悬的《吃黄昏》和丁颜的《夹竹桃有毒》。
对于许多青年写作者而言，家庭生活是一切生活的凝聚体，是其写作的起点。以倪晨翡的《七伤拳》和傅悬的《吃黄昏》为例，两篇小说都讲述了一个主体被磨损乃至吞噬的故事，并且这两个故事都发生在家庭之中。
“七伤拳”的典故出自金庸的《倚天屠龙记》，是小说中金毛狮王谢逊所练的功夫。“七伤拳”之所以得名七伤，是因为此拳法害人害己，一练七伤。而在小说《七伤拳》中，则以此为隐喻讲述了一个重组家庭的故事。主人公“我”由于缺乏母爱，特别渴望继母能视“我”如亲子，于是一直压抑自己、规训自己成为好学生、好儿子，而继母的亲儿子胡先煦则始终叛逆乖觉，养成了许多恶习。继母始终拿“我”和胡先煦做比较，“我”自己也按照继母的目光把自己规训成了一个看似规范的成长样板。于是，“抵抗诱惑、抵抗荷尔蒙、抵抗一个与我异父异母的兄弟，成了我人生中一件重要的事。”
实际上，在“我”与继弟胡先煦的身上存在着一种镜像关系，“我”一直试图成为胡先煦的参照系，却在不知不觉中使真正的自我被吞噬。在长期以来卑微地祈求甚至妄图窃取母爱的过程中，“我”也成为了一个小偷。
一直以来，文学通常以镜像关系书写女性之间的姐妹情谊，而少以此来写兄弟情谊。倪晨翡则摆脱了传统男性中心主义对于兄弟关系和兄弟情谊的想象，将镜像结构植入兄弟关系之中，这是一种别开生面的书写，某种程度上也是践行了伍尔夫雌雄同体的写作理想。
但也许是女性在现实中的边缘处境让她们在主体压抑问题上有着更加痛切的领悟，在这一主题的表现上，相较于青年男作家，女作家们则给予了更多的关注。
傅悬的小说《吃黄昏》关注了中产移民家庭的全职主妇在异国文化环境下所遭遇的多重身份困境。主人公美琪虽受到了高等教育，可是为了配合丈夫的移民梦，却做了关在家里的全职太太。在她三十四岁这年的结婚纪念日，她预备告诉丈夫自己怀孕的喜讯。可是丈夫却临时通知她要带朋友来家里做客。为了使丈夫不丢面子，美琪不得不在仓促间准备好一切的同时，将自己收拾得干净体面。然而一切还是朝着不可控的方向发展了。无数个巧合的因素重叠在一起，使这顿饭竟成了一场致命的晚宴，害死了一个无辜的孩子。这是一个类似于雪崩的故事。无数片轻飘飘无辜的雪花落在一起，造就了一场天翻地覆。这场天翻地覆看似偶然，却是基于一个必然的前提——雪花从一开始就是落在倾斜的山坡上。
《吃黄昏》中的美琪和《七伤拳》中的“我”一样，从小就是好学生。“好学生”是有模版的、千篇一律的，因此，必须放弃掉那个有棱有角的真正的自我，裁剪自己的心愿和欲望，才能把自己塞进那个标准化的模型里。而这则是后来一系列悲剧的根源。对于美琪来说，丈夫是她生活中的考官。她必须全力以赴，按照丈夫给她布下的规则来应考。为了要符合丈夫的期许，她必须把真实的自己伪装起来，假装丈夫所安排的一切都是恰到好处地合她心意，并且在内心里为自己接受这一切找一个很好的借口。每次伪装都是一次主体的让渡。她无条件地为维持这个中产之家表面上的和谐精致让渡出她的喜怒哀乐，生活的天平早已倾斜，悲剧的伏笔早已埋下。
如果说《吃黄昏》和《七伤拳》中所描绘的是家庭生活中被压抑的主体，那么《夹竹桃有毒》则是表现了复杂家庭关系中一个具有坚实主体性的女性的反抗。小说塑造了弗米这样一位非典型反传统的母亲形象。她不亲切温柔、不委曲求全、不默默奉献。年轻的时候，她敢不顾一切地与异族的爱人私奔。又因与婆家相处不来，在女儿阿敏很小的时候就与公婆分家了，女儿留给了公婆抚养。这就导致了成年以后的阿敏与母亲之间有着难以跨越的隔阂。
小说尽管以阿敏的视角展开叙事，且从女儿的视角表达了对缺席的母亲的埋怨。但是却难以掩盖弗米这一形象身上的饱满的光泽。她是夹竹桃一样的女人，行走于藏文化和回文化之间，把多元汇聚在她的身上，揉杂出一个独一无二的自己。在外人眼里看来，她可能有些不伦不类，甚至有毒。可是阿敏明白，弗米确实是夹竹桃，可是这却是她自主选择的结果，她“有意识地选择了一种自己的方式”。“这是她生存的智慧，也是她自保的方式。”这就是弗米的可爱之处，她并不温柔地顺从这个世界，不让他者以某种既定的方式捏造自己，而是长出自己尖锐的锋芒。当然，任何锋芒都有伤害他人的可能。阿敏童年时期的创伤就来自于此。但就像小说中重复回响的“割锯割板”的歌谣那样，因果轮回的链条似乎无法真正地追根溯源，唯有从自己这里打破，才有可能获得新生。
如果人不能抵抗他者的凝视，则会被异化，走向自我的反面。正如在拉康那里，异化是他者的阴影对主体的淹没。在家庭生活之外，张粲依的《工作狂博物馆》用一个荒诞的寓言演绎了主体在他者目光中异化的故事。小说的主人公申公雀因生活中只有工作而被奉为人类楷模，住进了工作狂博物馆的展柜，成为了一件文物。在展柜里向世人展示她无休止的工作成为了她全部的意义。这个故事可能会让许多人联想到卡夫卡著名的短篇《饥饿艺术家》。艺术家以展示饥饿为至高无上的追求，被马戏团和野兽一样关在笼子里供人观赏，而申公雀则因为无休无止的工作热情而被当作文物展示。无论是在马戏团的笼子里还是在博物馆的展柜里，艺术家和申公雀都被剥夺了作为人的基本尊严与生活，但是他们却无一例外对这种非人的生活展现出一种狂热的殉道精神。小说的结尾是点睛之笔，它为一个荒诞不经的寓言设置了一个更为现实但却又更为讽刺的可能。申公雀可能并没有如她在展柜里所展现的那样勤奋，一切只是一个“人设”，一个资本打造出来的幻象。博物馆馆长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造谣者必将受到法律严惩。”似乎也呼应着现实世界中热搜里常常出现的一个个虚张声势的“辟谣声明”。虚实相映之间，荒诞落回了地面，凿开了些许现实的深度。
青年小说家们对于主体性问题不约而同的关注，使这一代青年人所共同面对的精神疑难得以浮现。或许，在这个高度内卷的时代，如何在复杂的社会关系中坚守自我的主体性，处理好自我与他者的辩证法，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时代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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