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聚会开始，却没有离散的时候。”这是诗人阿多尼斯为上海写下的诗句。在这片充满生机的沃土上，每一天都有无数人投身追梦圆梦的时代浪潮。年轻人是城市活力的源泉，一直以来，上海文学界密切关注青年文学力量，曾经的文学传统渊源，和未来文学写作的无限可能在此交汇、激荡。2024上海书展举行之际，我们邀请八位生活在上海的青年写作者写下他们的文学生活，呈现他们与这座城市的同频共振、默契呼应。
——编者
隐秘的上海
蔡骏
我回到了童年生活过的房子，近在咫尺的苏州河突然涨潮，汹涌的河水漫过堤坝，迅速淹没入侵到我的房间。我只能坐在一个陶瓷浴缸之中，漂浮在洪水肆虐的马路上，直到四川路桥下，方才渡过这场劫难……这是我很多年前做过的一个梦，当时我把这个梦写成了一个短篇小说《苏州河》。
那幢房子就在外滩背后，江西中路的一幢古老大楼，始建于红色起点的1921年，钢筋混凝土建筑，解放后收归房管所，改名江西大楼，搬进了“七十二家房客”。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妈妈从单位分配到三楼一间房子，灶披间在外面走廊公用，卫生间是不存在的，但有个沿街的铁栏杆阳台，虽然看不到黄浦江和苏州河，却能望到外滩那些大厦的屋顶背面。阳台两边各有一根粗壮的罗马柱——严格来说是多立克柱，曾经支撑和装饰过雅典卫城的巴特农神庙，其实比罗马更古老，但在以江西大楼为圆心的半径三公里内，这样的古典柱子比比皆是，不是多立克，就是爱奥尼亚，或者科林斯。
最近查到1949年前的上海百业指南，地图上标记着每一幢房子产权。当时的江西大楼，便是长江实业银行上海分行和中央航空公司，还有律师事务所等等业主。根据地图上的位置判断，底楼应是银行大门，而我童年住过的楼上房间，大概属于中央航空公司。那么又是何人在此办公？那间房在三楼最佳位置，兴许当时阳台上的视野远胜于今，可以眺望到黄浦江上的轮船樯橹，难道是总经理办公室？中央航空公司原为中德合办的欧亚航空公司，1943年由中国政府接管，改名中央航空公司，抗战后总部搬迁至上海。“央航”总经理陈倬林，旅美华侨之子，年少时在美国学习驾驶飞机，归国后加入广州国民政府，驾苏式战机参加过北伐。1945年（或者1946年）到1948年之间，后来我住过的这间房子，恐怕就是陈倬林的办公室。淮海战役时，中央航空已从上海迁到广州。1949年11月，陈倬林在香港率领中央航空，联合同属国民党的中国航空宣布起义，数架大型飞机从香港飞至北京和天津，史称“两航起义”，红色中国的民航事业自此起步。至于上海外滩背后江西中路的这幢大楼，想必在1949年的炽热春天之后，便已不再属于银行和航空公司，一间间高级职员们的办公室，成为了庶民们一家老小的安乐窝。
我在江西大楼住过的时间并不长，何年何月搬入已无记忆，必定在我记事之前。搬出去时大约在小学三年级，妈妈单位又分配了新房，沿着苏州河逆流而上，直达沪西曹家渡的一幢六层楼房，不但有独立的厨房和卫生间，还有底楼的小天井，相比建于古老破旧的江西大楼上的区区一间房，堪称换了人间。后来我又多次搬家，每次都在苏州河沿岸，至今推开窗户，仍能看见苏州河的波涛。
前年深秋，我筹办了香港路百空间画廊的“艺术迷宫”活动。拐过一个街角，我便见着江西大楼三层多利亚柱中间的阳台，至今晾晒着衣服和抹布，时间仿佛凝固了三十多年，除了一台空调室外机。我悄悄走进已换成绿色防盗门的底楼门洞，门廊上的装饰还是老底子的。门厅停放几辆电动车压着一面彩色地坪，层层叠叠的八角形，五六种颜色的地砖拼贴，还能在记忆深处觅着踪迹。电梯跟小时候不太一样，当时电梯里面是有专人操控的，容不得我们自己按钮。但妈妈通常带我走楼梯，沿着木头扶手经过几个转角，便到了三楼的走廊。油腻的墙壁上弥散着昨晚炒螺蛳或煎带鱼的味道，一道道紧闭的漆黑房门里仍然住满了人。废墟般幽暗寂静的世界里，记忆晦暗得像古代石碑上漶漫不清的刻字，让我再也找不到自己曾经住过的那扇房门。哪怕确认了那道房门，我也不敢用手指关节叩响，面对而今主人的陌生脸孔。因为我无法解释自己为何在此？更无法证明自己与这间房子的关系。现在我只是一个过客，从漫长的时间里旁逸斜出，回到迷宫的心脏地带。我必须选择落荒而逃，从录音机里退出一盘磁带似地退出记忆。
如果再一次写上海的小说，我会写这幢楼吗？我会写1949年之前的外滩背后，中央航空公司的那间三楼的办公室吗？我会写那位曾经在我家阳台上眺望黄浦江的男人的传奇一生吗？我会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美国寇蒂斯航空学校写起，穿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鲜血和泪水，直到1949年11月9日的香港启德机场告终吗？还是写1949年之后，搬进这幢大楼的庶民们的一生？他们自然不拥有写入历史书的辉煌名字，更不会有风云际会和谍影重重的幻想，但他们跟我童年时一样在三楼阳台的多利亚柱之间眺望过上海狭窄的天空，坐在房间角落的马桶上读汉语拼音课本，往木头脚盆里倒满热水悄咪咪地沐浴更衣，在走廊里摆开煤气灶炒青菜毛豆，灶台边的水龙头从未停止过涓涓细流……这是一个隐秘的上海，至今仍未被埋葬，偶尔活色生香，虽然只是浪奔浪流的黄浦江隔壁一条不起眼的下水道，却比衡山路悬铃木下的那杯咖啡更像一个真实的上海。
是的，我在这样的上海长大，我想写这样的上海。
每一个最后流落外乡的人都是她故乡的一本外传
糖匪
眨眼就到了立秋。身体还在苦夏的一轮轮小病小灾的惯性里，皮肤已经率先感觉到空气里的金属味道。这是北京秋天特有的，阳光、风、尘土里就悄然带上了那味道。上海的秋天不这样。也有好天气，配合商机无限的金秋十月，街上人头攒动。但少了数目可观的银杏或者枫树叶绚烂之极的映衬，再蓝的天也总觉得是收着的，明丽舒爽，不带侵略性。这个城市，无论晴雨，底色总是湿漉漉的。到了秋天，一天比一天凉，空气里的分子安静下来。长青植物的叶子悄悄黯淡，市中心法国梧桐大叶子沉沉郁郁地落下，沿街一路的阴火，克制地烧。每年这个时候总觉得有什么被带走了，却不知道具体似乎什么永远消失了。很小的时候就从上海的秋天学会了悲伤，早知道那就是悲伤前。
城市就是这样，用四季教会我们感受。植物生命的轮回，建筑光影变换，江河流淌缓急，还有每年里人为拨弄钟表的那两次，汇聚成城市旋律。城市是我们生命中的第一本书，出生的时候就翻开，一生命运都已经和书中一行行字符纠缠交织，就算之后离开，仍旧是书的一部分，可以算做外传。每一个最后流落外乡的人都是她故乡的一本外传。
一开始并不明白。人在上海时，觉得自己离上海很远，性格长相和人们印象里的上海人相差很远，写的又是不类型的类型小说，各种元素混杂，没有办法轻易把握概况。拉家常时被问起哪里人，总让人猜，几十年下来猜对的统共只有两个人，还多次被当作少数民族。小说《无名盛宴》是写上海，也是变形异化截取某个时间片段的上海，要很懂很懂这个城市的人才能看出端倪。但我写它，不是为了表白抒情，只是人的根扎在这里，自然而然长出这里的叶开出这里的花，懵懂又自然。
后来去了北京一阵，确切的说是满世界乱跑，见识了世界，也才知道自己是谁。只有离开了上海，才知道自己是上海人，才知道什么是上海。
我的那个上海，又小又混杂，或者说因为小所以混杂得毫不费力，不像北京，街道宽阔得像广场，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不消耗点精神是不可能。上海的街区，理论上是泾渭分明，但理论只是理论，在大人那里或许有用，小孩子心里分别不大。我那时住在和平电影院旁边的公房里，亲戚朋友同学有人住在对面更旧的公房，有人在弄堂石库门，有人住在12层高层（那时候12层就可以叫做摩天大厦了），有人住上戏附近的老洋房，还有住自己搭建的老房子。单单是上厕所一点，每一家的情况都不一样，串门做客有内急就要能屈能伸自己适应。作为小孩，几次下来，已经可以放下最初的震惊或者尴尬，“从善如流”，甚至有时候嘻嘻哈哈还拿来做玩笑，不会有严格意义上的高低贵贱概念。那时候的上海，昨日今日明日都是跳动的，每个人的过去和未来都不可知。奶奶家隔壁自建房的小哥哥家有一天突然消失，问了才知道举家移民。
我当时不知道奶奶家所在的区域在上海算是什么地段，从小在那里长大，觉得那里的一切都是理所当然：五六岁就被抱去工人俱乐部看《慈禧太后》，至今记得电影里的人彘画面；才会走路就被爷爷每天清早带去和平公园遛弯，他看我把早饭分给丹顶鹤和鹿，然后两个人一起发呆。还有老街上用木板门的店铺，以及巷子里的深井，这些听起来更像是小镇里的景物实实在在曾经属于上海市里。电影里小说里都没见过有人提，一度我也以为自己忘了，直到它们出现在自己小说里才知道原来自己记得。也是在写小说查证资料时才知道当年奶奶家那个地方，被称为“上海的西西里”，觉得不可思议，又觉得遗憾。
真正的暴力反倒是在公房里见识到。家里养的鸽子，包括参赛的信鸽都接连被人射杀，据说是有人用自己做的气枪打鸟取乐。见到受伤的鸽子拖着血淋淋的身子回到巢里眼神仍旧温驯，心里就有了结节，从此在这个世界上有了不能原谅的事和人。好看的女同学跟我讲过她表哥的事，那时候年纪小，对这类故事和故事主角很着迷，现在想想其中几分真假也不重要。我们曾经一本正经地相信过赴汤蹈火的友情和义气，这一点又蠢又可爱。
其他街区的同学朋友和我们有相同情结，但他们比较安静，也没有类似的故事讲给我们听。去他们家做客时他们就拿出精装本世界名著给我们看。如果大人恰好不在，还可以一起听流行音乐，遇到喜欢的也可以拿空白磁带让他们帮忙录。录的时候，大家屏住呼吸，眼睛盯着齿轮转，比上课的时候还认真。
的的确确有着两个上海：在电影里消失的那部分上海，和电影里符号化的上海。在别人眼里壁垒分明的，对少年时期的我来说都是可以用脚横跨，用步行串连的。一方面因为当时上海的确不大，只有内环那点地方，另一方面我是真的能走。有几年，每到五一、十一上海人都会跑到人民广场南京路，说是看灯其实是自发的节庆游行，那样摩肩擦踵可以走上几个小时。我和朋友混在其中，可以从和平公园走到人民广场外滩再从外白渡桥往回走。平时没事一个人也能走很远，每周末从上海图书馆出来，一不小心就已经走到人民广场。（下转第5版）（上接第2版）
上海街道生机勃勃，植物和商业都繁茂兴盛，看花草看橱窗看行人一路看下去就可以走出很远，虽然没有巴黎拱形街，但也足够培养出不少波德莱尔式的无所事事分子。越能走就越不怕迷路，走错了回头就是，因为有风景，不会有一步是浪费的。
脚力好是小时候练出来的：打幼儿园起，只要闯祸我就会从学校溜到几站地外的外婆家，再从外婆家躲到奶奶家，挨家挨户求庇护，逼着我妈下班后到处找我，等找到我了气也消了差不多，何况还有长辈在她不好发作。当然这方法不是每次都奏效。毕竟闯的祸千奇百怪有大有小，我妈也有忍不住的时候。有一次和小朋友爬上起重机停在半空的抓斗玩，回家后被我妈拎起挂到窗外，任我大半截身体悬在外面挣扎求饶。我妈不理只说要把我摔下去。长大后很久，我仍旧会不时梦见这段，在梦里我妈真的撒手了，我张开双臂滑翔出很远，每次落在不一样的地方。我想，我大概就是在那个时候学会了飞。
是谁说过，回忆是为了吸收消化震惊的时刻。
这么说来，我好像一直在为我的故乡感到惊骇：小时候发生的种种惊险，离家多年发现过去的街道房子忽然皱缩变得陌生时的惊慌，被人知道是上海人却明白这个城市发展迅猛早已跳脱我认知时的心虚，多年来依靠出租车如今就算有导航还会迷路的狼狈。
这么说来，我好像一直在回忆着她——通过写作一次次回忆着我的故乡。发生过的，以及变得陌生的，都在催促着我写点什么。落笔即落实，哪怕虚构也毕竟是留下痕迹，可以循着它们追溯到过往在这城市里所经历的某时某刻，即便变形失真，也没有关系。小说是可以说谎的，只要你认认真真地掏心掏肺地说谎。
说来奇怪，只有在离开上海之后，才渐渐看清楚上海的样子。也是在离开了上海后，才更认得上海人。尤其是这几年在上海之外的地方遇见很多上海人，她们和我一样似乎不够典型，常常在开始时被我误以为是伦敦华裔或者北京土著。相处久了，那种深处的共性才渐渐浮现，诸如自持守信诸如不自欺。她们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类似珠宝盒的东西，放置秘密，自己的，别人的，不会乱说，有边界，嫌弃丑陋，尊重别人，骨子里珍爱自己，爱自己如爱世上洁白的石头。也并不是刻意，写小说时，写着写着笔下就会跑出这样有的人，体面，有骨气。虽然故事里往往不会提到她们的家乡，但我知道，啊，我又写了一个上海人。
上海：故事的原址与小说多发区
姬中宪
“走夜路，路遇一只手套，丢在地上，饱满有形，好像还有一只无形的手戴着；切面漆黑，整齐，像是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被突然砍下来。走几步，又遇到一只，然后又一只，然后是一堆。个个饱满有形。那晚剩下的路，我提心吊胆，怕一转弯，遇到一群断手的人……”
这段话来自我的小说《两公里以内的玫瑰》，我称它为“数字时代的身体历险”。写这个小说时我住在浦东，我家所在的社区正忙着拆迁、修路、盖楼、挖地铁、建公园，是个大工地，工人们安营扎寨，就地住进移动板房，早晨蹲在绿化树下刷牙，下午下班后在马路牙子上坐成一排吃盒饭，和我们做了好几年邻居，附近的居民们抬头看到脚手架，低头看到地上丢几个白色棉线劳保手套，实属正常。那时我常在夜间独自散步，正是一天里思路最活跃、想象力最不受拘束的时刻，常常走到颅内高潮，那些废弃的手套在我眼里就好像有了生命，带一点恶作剧式的惊悚，也是内心不安的反映，于是有了上面这段文字。那片社区其实生活气息浓厚，治安良好，没听说发生过断手断脚的事，一切都是我的心事。城市布满转角，每一个转角都是意外，转角遇见谁，取决于走路者的心境。
我生于北方小城，22岁来到上海，今年45岁，在上海的时间首次超过在家乡的时间，关于“我是哪里人”“我是谁”，从此怕是更加难以定义。写小说则完全是来上海以后的事，也可以说，我的小说生命始于22岁初来上海时，我写下第一个短篇小说《窃包的贼》。当时我在华东理工大学读研，故事发生地正是华理图书馆的阅览室，我写了一个每天在阅览室里偷别人包的男生。小说起初发在我们自己编的校内刊物上，一个师兄看了，有一晚酒后遇见我，非要我和聊文学，从校门口直到5号楼男生宿舍，一路与我热议，说他被故事结尾那个神秘的翻转绕进去了。这位我早已忘记姓名的师兄算是我第一个热心的读者，他以理工男式的耿直第一次让我确认：我是有虚构能力的。这篇小说后来公开发表，直到前几年还有一位读者在网上找到我，向我展示她当年一字一句抄下的全文。我当时正想出一本小说集，受她感召，花几百块请人帮我恢复了一块古老的硬盘，找到了这小说的电子版，结果看了没几段就放弃了，硬盘也砸了——我无颜面对那些尚处在青春期的文字。
我想说的是，我的小说发生地是上海，虽然我总是尽量避免在小说中出现具体的城市名或路名，但其实我的几乎每一篇小说的触发点都在上海，即使多年以后，内心仍有一个导航能将我精确带回故事的原址——尽管这毫无意义，仅仅是我私人的一点纪念。我还记得第一次来上海时，绿皮火车坐了一整夜，按今天的标准来看真是慢极了，但对当时的我来说，这一夜的旅程不啻于时空的剧变。惊魂未定，又钻进一辆叫做“地铁”的神奇家伙，一路啸叫，风驰电掣，再钻回陆地，已是虹梅南路站（今天的锦江乐园站）。这一番空间与速度的全新体验，很快被我写成了一篇叫“重合”的小说，多年后以“三人舞”为名发在《上海文学》上，并成为《一二三四舞》这本小说集中的第三支舞，论写作时间，却是“舞”系列最早的一篇。
《一二三四舞》中的第一篇《单人舞》也发生在浦东，仍与当时的大兴土木有关。那时我家楼下的新路正拓宽，地铁已在建，一片崭新的社区正徐徐展开，却还有一座钉子户楼未拆，这座楼的大多数门窗都被红砖堵死，只有几扇窗仍在夜间顽强地亮着，引人遐想，我每天从那黑楼底下经过，一篇小说蠢蠢欲动。我对城市拆迁这类社会问题毫无兴趣，我关心的是一个人活在所谓现代世界，他真正拥有的是什么？有没有可能在一天之内让他自认为拥有的一切都合理合法地丢掉？这便是小说《单人舞》。这小说类似一场思想实验，我代入城市人的两项基本财产，房子和车子，然后又恶作剧般地让男主的家门钥匙不小心锁在了车里，而车钥匙锁在了家里，然后便开始了精心推演：一天之内，他使出浑身解数，动用全部资源，奋力自救，最后却输得只剩一条内裤，也可以说只剩下自己的身体，以及一小块遮羞布。促使我写出这篇小说的那座黑楼在结尾处等着我，我最后让男主进入了那座黑楼，见识了黑楼内部另一番光景……越是身处光明与繁华，我越是迷恋黑暗与废墟，还有什么比废墟更能象征我们易碎的现实与荒芜的内心？《单人舞》发在《人民文学》上，被评论家称作“关于现代化悖论的绝佳寓言”，我印象最深的却是一位陌生读者在新浪微博上的一句话：读了《单人舞》，今天没有虚度，你的孤独认识我的孤独。
废墟是繁华的背面，是城市宇宙的暗物质，我坚信一座城市面上有多繁华，内里就有多少等量的废墟，有多狂欢，就有多抑郁，文学的任务是再现这种等量，而不是只写一面。我的另一本小说《我不爱你》中有一章“活色”，也曾以短篇形式发在《人民文学》，《活色》的发生地是闵行区热带风暴水上乐园，一座地道的狂欢之城。时值八月，满城的人都恨不能脱光自己，一头扎进清凉的水中，既解暑降温，又展露自身，一场事故却悄然降临，男主在事故中勉强自保，却被激流冲走眼镜，眼前的活色生香瞬间虚无。事后很久，他看到水上乐园发出一则失物招领启示，便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回去找眼镜，发现眼镜堆积如山，无人认领，最后混同全城的失物与垃圾，被卡车拉去海边，用来填海造城——另一座狂欢之城。
我在完全的光明中写下这些小说——这里就不得不提到浦东图书馆，我向无数人安利过这个写作阅读圣地，那里有无比开阔的空间、复杂的内部结构与极具未来感的设计，不说藏书，单是这座建筑就值得反复阅读。那时我家离浦东图书馆很近，我常常一早步行去图书馆，一坐一整天，我的绝大多数小说都是在图书馆三楼阅览室那巨大的落地窗下写成。有一次一本时尚杂志在北上广各请一位文人艺术家推荐“适合约会的书店”，北京广州推荐的都是小资情调的书店，只有我推荐了笨重的浦东图书馆，推荐理由是：这世界其实一点都不缺少约会的地方，到处都是谈笑风生和唇枪舌剑的地方，唯独少一个独处的地方，一个“在人群中，却是独立个体”的地方，浦东图书馆算一个，请来这里与书约会，即使与人约会，也可以尝试“沉默的约会”，你和TA各自抱住一本书，安静相处一下午……
我爱浦东图书馆，另有一个不可告人的原因：当时浦图的旁边便是一片废墟，具体来说是一片原生态的树林，面积极大，北起前程路，南至高科西路，西起锦绣路，东至白莲泾防护绿带（如今已建成文化公园）。能在上海市区紧邻内环以及图书馆、干部学院这些高大地标的旁边发现一片野林，简直太奢侈，夜里它连一星灯火都没有，像这座热闹城市中被挖去的一角，我无数次翻过围栏、钻过桥洞去探访这片野地，被草窝里的蚊虫咬，被成群的野狗追，仍乐此不疲，我毫不怀疑这片无人区是一个故事高发地，坚信这片尚未被定义的黑暗中蕴藏着这座不夜之城的所有秘密，小说《鹿岛鹿角对大阪钢巴》便是这片野林的产物。这小说名字拗口，主打一个“对”字，其实处处错位，是一场4×100荒诞接力赛。小说发在《时代文学》，我在一篇创作谈中写：在我生活的城市，人们被空间定义，有什么样的空间，就生出什么样的人。我为这片空间深深地着迷，那些复杂而清晰的高架与地铁站，那些以将人导向迷失为宗旨的商圈，也包括偶尔的废墟——两区交界处一片失管的树林，即将拆迁的危楼，无人认领的建筑垃圾，等待土拍的荒地……我常在这些地方就地展开一次旅行，顺便萌发出一篇小说，如果说城市是我的日常，废墟就是我的远方。
虹桥火车站是废墟的反义词，也是我的另一处小说多发区，我称它为全世界最大的迷宫，因为它在卫星监管之外，是导航失效的地方，无数人在这里重逢或迷失，每一个人都自带故事。很多年来，我在这里迎来送往，简直可以单独为它出一本小说集。比如《虹桥永动门》，我很喜欢这篇短小的充满狂欢气息的小说，所谓永动门其实是车站常见的那种只进不出的单向门，虹桥火车站的单向门更高级些，它充满科技感，威严到不近人情，又无比的滑稽和徒劳，小说里，我让一个没什么文化的家政阿姨在这道永动门前唱起长长的rap，直唱到天地为之动容，为之哭笑不得。再比如长篇小说《花言》，讲述上海、厦门、周城（虚构的北方小城）三城故事，评论家称小说内含一部中国城市发展史，其中有关上海的部分集中出现在“恒温”这一章，也曾以“恒温城”为名单独发在《山花》，这一章的故事也发生在虹桥火车站，女主初来上海，在虹桥下车，咫尺间与男主走散，彼此寻找的过程荒诞到近乎残酷。如果只选一个地标代表上海，我选虹桥，上海，或者说超级大都市的所有好与不好，尽在虹桥。也正是上海，赋予我的小说以独特的气质。
除去这些固定的地标，上海的另一个特点是交通工具特别发达，上天入地，无所不能，我当然没办法在小说中无视它们，事实上我为这些交通工具写下许多小说，也足以出一本小说集，比如《黎明泻》写网约车司机与“算法”斗智斗勇；《双人舞》发生在一辆即将出事的动车上；《花言》中专有“人车”一章；《紧急刹车》更是一部“大车主”的小说，十几辆车飞奔在高速公路上，携带着十几个暴烈的当代故事；最新的一篇《野中环》里只有一人、一车、一荒野，讲的是中环鲁滨逊的极限生存；最有代表性的是《天狼星之夜》，发在去年的《收获》，这小说类似一场极限压力测试，讲的是深夜私家车里一对母子，儿子突发重疾无法开车，在各种公共救援系统均瘫痪的情况下，不得不连夜教会七十多岁的老母学习开车……我在创作谈中写：私家车是城市空间的极致代表，真正实现了空间的原子化，毕竟由单元楼、格子间制造的隔离空间属于不动产，不能移动，而原子是要快速移动的。
2022年初我搬到了松江，离开我住了18年、被我视为第二故乡的浦东，住到一片田野中，透过阳台的窗能看到稻田的青黄变幻，夜里有蛙声。搬家之前我发誓要常回城看看，真正住下来后，才发现进城并不容易，那个我所熟悉的、激发我写下第一篇小说的上海正离我远去。碎片式长篇小说《半永久式告别》是这次搬迁与暂别的产物，我在创作谈中写：身体动荡不安，内心充满文学式的恐慌，想到马原离开了他的西藏，董夏青青离开了她的边疆……现在两年多过去，回头来看，也许是我多虑了，哪里都有小说在发生，松江当然是上海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的小说里不是已经出现了稻田和蛙声吗？所以离开并不可怕，恐慌和不安原本就是写作的源泉。
回上海写作
王莫之
据母亲说，我是出生在原南市区的红房子医院，但不知为何，在我的户口簿上，出生地写的是江西。我第一次向父母提出质疑的时候，母亲极为生气。“你可以去红房子的档案室查呀，”她说，“难道这种事情我还会骗你？”父亲不响，约了麻将搭子的他正在收拾装备：两包硬壳红塔山、一支打火机，再加一盒桉叶糖。好像从我懂事以来，父亲就是一个赌徒，不过他很擅长修复他在我心中的形象，有一次，他见我在看《收获》杂志，他说：“以前我跟你一样，也是爱好文艺的。”随后报出一大串名字。那些堪比大白兔奶糖的上海杂志，我小时候在江西的家里见过，一直以为，它们只是父亲对抗乡愁的工具。
我是十岁回的上海，在南市区某小学借读三年级。还记得父亲在县城的长途车站送我时的模样，他的右手缓慢抬起，仿佛在挥别一段昏暗的记忆，如今，我和当时的他差不多岁数，可是依旧看不清他的内心。我曾经试图在一篇小说里为父亲的沉沦寻找答案，与其说是为了解释，实则更接近于思考。当我对某些事物深有感触，写作也许是最好的思考。
除了《老城厢》，南市区极少出现在我的小说里。我向S解释说：“南市区太复杂了，光是写对话就要考虑好几种方言。”这像是某种借口。今年春节，为了一档播客节目，友人W约我与S在年初六重走南市。那个细雨迷蒙的上午，我们在金融中心底楼的咖啡店碰头。我说：“此地以前是我阿娘屋里，附近的老房子拆光以后，先是改成停车场，后来造了BFC。”我因为在S的小说中见过宝带弄，一条离我奶奶家所在的周浦路不远的小弄堂，潜意识里早就把S视为老邻居，不曾想，其父竟是我小学同学的家教老师。只怪S太年轻，如果不是S主动讲起，我无法想象S也是知青子女。上海另几位有插队落户血统的作者，譬如默音，她的长篇小说《甲马》富于云南色彩，又如路明，他的《出小镇记》是一本介于虚构与非虚构的新概念知青著述，而从年龄来讲，我们比S大了起码九岁。除了年龄，性别也在改变笔尖接触纸面的角度，哪怕是料理相似的经历。
我喜欢看S的小说，S则鼓励我多写写南市。沿着人民路往古城公园的方向city walk，雨落大了，能清晰地听到伞布上啪嗒啪嗒的响声，越来越频密。我说：“此地以前叫民国路，跟中华路构成一个大回环，也就是11路电车的环城路线，解放以后，中华路并没改名字。”S知道我近几年花了大力气研读清末民国的上海文献，但仍旧被我逗乐了。我想，这应该算是非虚构写作带给我的后遗症，譬如，我现在说起淮海中路，脑海里同时浮现着西江路、宝昌路、霞飞路、泰山路、林森中路的名字，如同一道白光透过三棱镜，它们源于一条马路在动荡岁月的色散现象。
近年来，我把一部分精力投向非虚构项目，某种程度而言，也是踏上了回家的路。我的写作生涯始于摇滚乐评论，在本世纪初，为几本杂志供稿，也幻想过以此为生。我的早期小说《安顺老伯》是对我的乐迷岁月的变奏式记录，戴上面具，让叙事者有更大空间去思考自己所处的特殊环境。虚构之于我，是非虚构的消防通道，而非虚构，倾注了我对上海更为丰沛的感情。2016年，我开始研究摇滚乐在这座大都市的早期传播，随后以每年两三篇长文的步伐前进，预设的终点并非“上海摇滚史”，而是城市文脉的一块拼图。这课题由于若干复杂原因难以为继，2021年的春夏之交，我果断出站，搭上一列开往旧社会的时代号火车。换乘站位于古北某小区，我后来在《黎锦光的日本之行》一文引述从音乐人李泉的家中听来的黎锦光轶事，而在他之前，音乐制作人李苏友也曾领着我参观黎氏的后半生。二李皆为上海摇滚的老法师，他们在回顾某种外国文化登陆上海之初的辰光，无意中弹奏了一段时代曲的蓝调和弦，吸引我以此为主题编写严肃情歌。
时代曲，即中国流行音乐的早期形态，也被称为“上海老歌”。在旧时上海，“时代”一词还有时髦的意思，时代曲也被称为时代歌曲、时代新曲、时代小调、摩登歌曲等等。从叙事出发，我设想这个项目应该很摩登，黎锦光领衔主演；有时，我感觉自己面对的是一篇文章，有时，它膨胀成了一本传记，而它的标题，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并未改变，我在联系做采访之时都是这么介绍的：“我在写《黎锦光的后半生》。”以黎锦光为圆心，他的亲友加同事加邻居为半径，回望时代曲。借助他们的记忆，对照国内外的文献数据库，我为时代曲的一组幕后英雄绘制了文学素描。仿佛写小说，我尽量把话筒递给主角配角，让那个时代的人物多说几句。如今这个项目做完了一部分，集结成《为时代曲写的蓝色情歌》，即将登陆本届上海书展。它是我的第一本非虚构作品，也是一次融合考据、传记、小说的超文体之旅。
必须坦诚的是，我的写作，几乎每一步都踩在上海的身影里，这跟它过于依靠现实经验也有关系，属于特色，而非优点。写作者登上舞台，无论龙套绿叶红花，各有舒适区，以前我觉得舒适区的面积要大，现在更在意体积，换言之，舒适区要如何挖得深。很幸运，能够回到上海，而回到旧时上海则是上天送我的一份小礼物。在上海写作，从地理层面改为时空概念，希望再碰头的时候，能听见你说：“写呀，大胆去写，这可是你的舒适区。”
南市区的漫长余音
三三
今年春天的一晚，我突发奇想，骑车到外滩去看黄浦江。在外滩周围，自行车禁行区的区域划得很广。我远远下车，步行进入这个曾经非常熟悉的地方，猛地觉察到，它已是个十足的景区了。
我从外滩北侧的尽头上堤，紧邻着人民英雄纪念碑，再往前便可看见陈毅雕像。儿时带我来闲逛的老一代长辈，均已离世，这多少增加了我的“过客”之感。黄浦江上，游轮比过去更密集。广告牌悬在它们顶端，花枝招展，却无力久久抓住观看的目光。一切都使人缭乱，这个夜晚的世界由光的霰弹打通而成。站在堤岸上，我忽然有一种很神奇的体验。一方面，目力所及之处，纷纷浮上一种关于历史的认知。比如作为“远东第一都市”的中枢，外滩有不少迄今看来恢弘壮美的西洋建筑：曾经拥有世界上最长酒吧台的英国上海总会，许多小说里描绘过的沙逊大厦，以报时大钟闻名的海关大楼等等……这些景观见证过上海的百年发展，它们从时间之中屹立而起。另一方面，当我望着黄浦江彩绘似的水面，凝神于此刻，一种关于当下的强烈感受涌起。“此刻”与过去的任何时候都不同，是时间横截面上最独特的一片。夜色渗透了水的形态，幻化、流变，无数种可能性同时存在于最小的时间单位之中。历史与此刻，两种截然不同的状态，并行于同一道目光之中。
这样的体验使我感慨。我意识到，自己正以多重形式联结着外滩。此外，它还是小时候生活的地域。
我最早的家，位于十六浦码头附近。坐在家里，有时听得沉闷一声，只道是码头船只的鸣笛。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常去码头上玩，不止一次，见到许多人拖着行李上岸。我跳到石墩上，观察人流，判断他们在上海将有的际遇——这是孤僻孩童的一种内心游戏。
那个年代，弄堂里的房子多窄小，三人居住，常觉空间不够。所幸邻里往来，颇为热闹。那时离上港俱乐部成立还要远，上海只有申花队。但凡遇到足球大赛，大家会聚拢在某一户，一同喝彩或咒骂。葱姜蒜，总是可以问隔壁借到，哪户人家多借不还，虽然背后被人嘀咕，真的遇事，仍会有邻居施以援手。白天，我爬下陡峭的木梯，穿过天井，到门口闲坐乘凉的老人中去。我记得一位年老的太奶奶，众位老人之中，我对她最为亲近。当时说不出什么原因，只觉得她可怜。多年后才明白，是她身上死亡的气息撼动了我。我止不住自己友善相待，其中固然有温情的成分，但多是为了舒缓对于死亡的恐惧。她临终的前一周，送给我一枚金币巧克力，那是她唯一给我的东西，我端在手中，感受它的份量。我猜测它的来源，把外面金色的锡纸剥开一半，又原封不动地包起来。很快听闻她的死讯，它使我长久地落入愧疚、不安之中。后来看侯孝贤的《童年往事》，阿孝的奶奶常让我想起她。
物资匮乏的时期，也许很快就要结束了。掐指算来，1998年我们搬离这间房子，拆下了曾让整条弄堂艳羡的空调。很多旧物，丢在房子里，待需要的人来取走。我也留下了一些东西，比如五岁生日时带过的珍珠项链，当然是假的，我把它留在那里，并不是因为它的破旧，而是一种告别。放下那些曾经重要的东西，才能往前走。再比如父亲为我做的一顶博士帽，它源于装水果的硬板纸箱，尺规作画，然后剪裁，涂成黑色。如今回想，这种殷切的期待多么动人——动人，因为它极大概率会被辜负，而制作它的人明知如此，依然认真地投身其中。
我曾在小说中，写过父亲为我做博士帽的细节。那篇小说叫《百合学家》，写得很早，2015年。小说增添了一些虚构枝蔓，写父亲从学校里偷了两支黑色记号笔，但依然不够涂满整个博士帽。所以，我只好把它转一转，拍照时将没涂满的区域藏在后面。这些虚构的延伸，多少隐藏着我当时看待父亲的目光吧。
不过，觉察到自己其实是一个码头边成长的写作者，还是这两年的事。那一带过去属于“南市区”，后来因城建变化并入了黄浦区。然而，南市区的特性却难以磨灭。在这里，最奢华的建筑与最脏乱的阴沟并存，本地人、外地人彼此不分。流水不舍昼夜，黄浦江对岸高楼迅速迭起，将上海发展中的时间秩序浓缩于此中。一切都是魔幻的，使人兴奋，使人激昂，也使人失落，在浩瀚的大世界里抓不住自己渺小的剪影。
春节时，因与朋友们录一期播客，要聊到曾经的南市区，我们特意约了一场city walk。朋友引路，我才找到过去的家。从法律上而言，那块地区已动迁，只不过还没彻底拆出。隔着围墙，我竭力张望里面的建筑，却根本唤不起熟悉之感。它真实矗立在眼前，却与回忆毫不相关。我们穿过古城公园，走进一条小路。我告诉朋友，儿时外婆常带我去大境阁烧香。朋友说，大境阁就在路的尽头，旁边似乎还有个道观。我们匆匆而去，却遇到大境阁关门。这多么像一个传奇故事，收入《世说新语》也无妨。外婆大约是2005年去世的，生前生病卧床几年，所以烧香多是上世纪九十年代末的事了。外婆信佛，但信得不深，更像是一种对“善”的憧憬。那时跟她去大境阁，逐一凝视着菩萨，我发现我并没有什么愿望要许。如果这是我的命运，我就接受它。于是我暗中对菩萨说，希望菩萨们事事顺心。沧海桑田，不过短短二十余年。
童年如同琥珀似的，被封在隔绝的时空之中，凭借写作，却偶尔能摸到重新回到其中的秘钥。在语言之中，家对面的烟纸店，已经拆掉的沪南电影院，盛夏时一推门进就闻到中药香和凉意的童涵春堂……一切最细枝末节的存在，都得以再现。那个已经消失的上海，与眼前昂扬向前的上海，都是如此迷人。
雾岛拼图游戏
栗鹿
最近，我的新书《1997年的蛹事件》出版，在过去一个月的新书活动中，常被读者问到一个问题：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写作的？我总是含混地回答，我的小孩多大，我就写了多久。对写作的兴趣是从小具有的，但真正开始系统写作，确实始于这个节点。2017年，我的孩子出生，大约半年后我辞去了记者工作，从崇明搬到了松江，同时开始写作。所以，我写了多久，也离开了岛屿多久。对我来说，结婚生子、离开岛屿、开始写作这三件事，是紧密不可分的，就像埃舍尔那些彼此嵌套的版画，环环相扣，互相涉指，有着无法言说的神秘联系。
通桥以后，岛屿的孤立无援已然成为历史。但堤岸边粘腻的咸风，大雾中焦灼的等待，以及对旧世界的怀念，依然构成我写作的核心。岛屿会在回望中缩小。乘船离岛时，透过舷窗回顾眺望，会看到岛屿上熟悉的一切慢慢变成模型屋、玩具汽车和塑料水杉，在远离的过程中它们逐渐缩小、失真，直到岛屿如同薄饼般横亘在天水之间。想起某个夜晚，我和先生驱车从崇明开往市区，夜晚的公路上，车头灯切割出一小片楔形光明，在深海一般的黑暗中，拇指尖大小的火舌微微舔舐周围的夜色。应该是哪里发生了火灾，但是它微小、无声、遥远。我能感觉到岛屿在遥远的黑暗深处微弱地燃烧着。
今年是我离开崇明的第七年，不知为何，这些年，我变得保守、紧缩起来，身体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我患上了严重的过敏症和飞机恐惧症，不再能吃面食，也几乎不能坐飞机连旅行了，为此还推掉了几个国外的文学交流项目。我好像被无形之物牢牢攫住，摁在原地，动弹不得。唯一不变的正是变化本身，除了接受，无能为力。
我已经很久没有坐飞机，也很久没有出远门了。有一天，我先生忽然提议，也许可以试试游轮旅行。在众多目的地中，我们选择了长崎和鹿儿岛，主要是想去鹿儿岛看火山。巨型游轮从上海吴淞码头出发，开往长崎。上船前，先生说，也许会晕船的，要不要买点晕船药备着。作为资深岛民我当场拒绝，并信誓旦旦地说，这么大的船，怎么可能会晕呢，这就是一块漂浮的大陆啊。没想到打脸来的如此之快，第一夜，海上便有风暴袭来，巨轮晃动并不明显，但我们都有轻微晕眩的感觉。到了半夜，衣柜里的衣架由于晃动，互相打架，发出噼噼啪啪的声响，吵得人无法入睡，晕眩感也加深了。睡不着，干脆到甲板上看海。没想到漆黑的海面，竟翻腾着绚丽的荧光海浪，一会儿是绿色，一会儿是紫色。
我们看了好久，感到新奇，但总觉得是游轮的射灯打在海面上，于是没有拍下来。没一会儿，海风吹得冷了，三人又回到了房间里。第二天，我们在海面上看到粉色的海水，上网一查，原来是赤潮。先生忽然觉得昨夜的荧光海浪可能并非射灯，于是他询问了服务人员，对方明确地告诉我们，游轮并没有安装任何照亮海面的炫光射灯。也许是什么发光的藻类吧，先生说。我们不约而同想起《少年派的奇幻漂流》中的荧光海浪和瑰丽岛屿。我们都有点后悔当时没有拍下来。没事，返程的时候，没准还能看到，先生安慰道。但我们都隐约觉得，那是仅此一次的奇迹，事实证明确实如此。
到达长崎港口，足足花了两天一夜。飞机将旅途变短，将时空压缩，而轮船恰恰把时空还给了我们。长崎的旅程，几乎全程暴雨，回忆只剩潮湿与狼狈，兴许还有点浑身湿透砥砺前行的凄苦。到达鹿儿岛港口的时候，雨终于停了，港口大雾弥漫，不远处的灯塔边停着一艘玩具般的客轮。心中生出一个念头，好像回到了崇明。
下船、通关、登岛，大雾渐渐散去。港口停着几辆蓝色公交车，车身上赫然写着“雾岛”字样。我的长篇小说《致电蜃景岛》中也有一个雾岛。它是崇明岛在虚构世界的化身，我在写作期间去往舟山花鸟岛采风，上岛以后才得知，花鸟岛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居然也是雾岛。上网一查，原来鹿儿岛上还有一个雾岛市。世界上有竟这么多雾岛！
从鹿儿岛港口坐车客渡去樱岛看火山，只要十五分钟，航程很轻松，可以躲在大巴车里不下来，也可以到甲板上看风景。这种感觉很像从崇明长兴岛坐船去更小的横沙岛。
2011年，鹿儿岛通了新干线，同年，日本导演是枝裕和为纪念这一大事件所拍摄的电影《奇迹》上映。影片的主人公是一对兄弟，他们的父母离婚后，哥哥和母亲留在鹿儿岛，弟弟随父亲搬到福冈。即将通车前，岛民的心灵发生着变化，人们开始担心自己陈旧的生活方式是否经得住岛屿的日新月异。而孩子间流传一个说法：鹿儿岛开往福冈的新干线“燕”和福冈开往鹿儿岛的“樱”号途中会有一次短暂的交汇，只要许下心中愿望，就有奇迹降临。
今年樱岛火山已经喷发几十次了，但居住在岛上的人并不在意四处落满火山灰，蒙尘和雾气弥漫是这里的日常。但我觉得焦虑始终存在，只不过成了日常的一部分，日常即是无常。
崇明长江大桥于2009年通车，那年我大二，终于可以坐大巴回家，不会再因为大雾和风暴而寸步难行，但不知道为什么，从此以后就离那个家越来越远，甚至觉得被岛屿困住好像是上辈子的事。直到现在，脑中仍时常闪现候船室里大雾全线停航时的红色滚动字幕。这些曾经让人焦虑的时刻，如今回忆起来，却莫名有种怪异的亲切和心安。《奇迹》里的小航说，比起家来，他还是选择世界。而我好像从没有选择过什么，看不到的暌别每一刻都在发生，我能做的只有接受而非选择。过去是不确定的，我们拥有的只有当下对过去的记忆。过去会一直生长，当然也会萎缩。在《致电蜃景岛》中也有一个类似樱岛火山般的存在，它既是被潮汐吞噬的礁石，也是雾中蜃景，更象征着通往新旧世界的“奇异点”。有趣的是，岛屿总会揭示更多真相，告诉我之前的叙述还远远不够，为了不使过去萎缩，应当继续探索下去。
从鹿儿岛返航途中，发生了有趣的事。先生在游轮药妆店买了些日用品，从而获得一张抽奖券，于是店铺邀请我们在行程最后一天参与抽奖活动。本来不想去的，但抽奖的地点正好在游轮的北极星观光点附近，我们当天正好要去看日落，就顺道去抽奖。参与抽奖的顾客不多，抽了几轮，现场大半人都拿到了奖品，我们却空手而归。小孩忍不住说，早知道不来了。我安慰道，本来就没想着要拿奖品，所以期望不算落空。先生也说，我们的运气不在这里。小孩很容易哄，马上又高兴起来，他说，也许等一下会看到海豚。没想到一语成谶，我们居然真的在北极星上看到了一群海豚，它们快乐地在浪尖上翻腾着，我们激动地哇哇乱叫，不敢相信奇迹真的发生了，好一会儿才想起要拿手机拍下来。
然而这个“信则有”的故事并没有到此结束，不但有后续，居然还是和抽奖有关。旅游回来，紧接着就要去福建做三场新书活动。在泉州鸟岸书店活动上，聊起有关许愿的话题，我提到前段时间回老家翻到小学时的日记本，发现曾在日记本上偷偷许愿，想要见到某个当时非常迷恋的演员。这才想起前几年一次电影点映会，我已经见到这位演员，还一起合了影，只是早就忘记了当初在日记本上许下的愿望，也忘了自己曾经非常喜欢他。这个愿望到底是如何在命运机制中悄然实现的？我无法将一切归为“巧合”。
分享完这个故事，活动差不多结束了，书店开始进行抽奖，奖品是我从樱岛带回的火山纪念品。特等奖压轴揭晓，奖品是泉州市某场演出的门票，被一位女士抽中，得知获奖后她的表情非常吃惊和激动，她和我说，你知道吗，刚才听完你小时候许愿的故事，就暗自觉得那个大奖我会抽中，结果真的是我！那一刻我们的“信则有”居然神奇地碰撞到一起，实在让人无法相信，但它就是发生了。
鼓浪屿的新书共读会在三棵百岁榕树下举行，老榕树的根系完全暴露在岩石壁外，绵延十几米，我从没见过这种情形。那些被炸开的石头暴露出植物百年的生长轨迹，根系如闪电被永恒拓印在岩石上。我们坐在榕树下，小小的叶子不断被风吹落打在我们脸上，我说，榕树嫌我们吵，在揍我们。当然是开玩笑的。现场有朋友说，当年鼓浪屿炸了很多石头，这些石头被运往全世界造房子。后来又有朋友说，以前鼓浪屿有人吃不起饭，就每天拆一点自己的房子拿出卖，卖出去的房子残体又变回新的石头，周而复始。我们开采岛屿，炸开岛屿，喂养自己。当然，岛屿不会责怪，只有榕树温柔鞭挞。时间好像没有在流逝，只有事件在发生。活动结束后，我和嘉宾三三，以及龚万莹在鼓浪屿散步。鼓浪屿是万莹的故乡，我们从她小时候住过的房子路过，看到了她祖辈种下的对称的枇杷树，听她讲自己的生活小时候的故事，居然也有一些不可思议的巧合。我和万莹的网名都有一个栗字，她叫自己龚阿莹，我叫自己龚阿鹿，我们都有麸质过敏，也都在岛屿长大。她的小说《鲸路》里写到鲸鱼爆炸和殡葬的故事，正是我最初几个小说的题材。她说本来笔名会有一个栗字，但看到已经有个栗鹿了，就用了本名。我从未想过我的名字和她的名字还有故事可讲，确实是命定的相遇。后来我们又聊起浪漫，三三说，浪漫就是相信不可能的事会发生。闭上眼睛，一张张脸庞闪烁，像印在桥墩上的湖光。
对我来说，仰望星空，是对眺望大海的模仿，把遥远、未知的星球拉近、放大，去观测和想象另一个世界的存在，就像把记忆中指尖般的火灾拉近，去探寻细枝末节和事实真相。而写作，正是用有限接近无限。这一切可能是徒劳的，但我相信不可能的事会发生。写到这儿的时候，还无法确定文章的题目，想了好几个都觉得不合适。脑中忽然回荡起最近小孩学会的谚语：雾锁山头山锁雾，天连水尾水连天。他说这句话很像在写鹿儿岛。我忽然好奇这句谚语的出处，就上网去查，原来这是在鼓浪屿流传甚广的一副对联。这个夏天，不断傍岸、离岛，好像在玩一个寻找雾岛分身的拼图游戏，碎镜之中折射出无数个分形，每一面都朝向不同的未来。很高兴，我曾接近这种神秘。
主场客场
王占黑
最近天气很热，我几乎没在白天出过门。应该说，经过前几年的摧残，我出门的热情比以往降低了很多，也可能仅仅是年纪大了，不该恶意嫁祸给任何外部原因。
但时不时还是会有人提出让我带着“看一看，逛一逛”。我猜测，大家可能是希望借由我来触发什么特别的去处/隐形的打卡点。坦白说，你们错付了。在上海住了将近十五年，我从来说不出自己有什么“最”喜欢的地方，也很难打包票哪些地方是我非常熟悉的。上海这么大，永远有我没下来过的地铁站，就算到过，隔一段时间再去，也总会目击到新的变化。这是一座不断腾笼换鸟的城市，迎来送往，谁也不是它的主人，充其量只能算它的一位群众演员，或者一口在全球变暖阶段为它增强热岛效应的二氧化碳。
好几年前，有人在采访时问我，如果离开上海，最想念的会是什么。我临时想了几个答案，虹口糕团，淮海路优衣库，还有一部常坐的公交线路。现在回头看，这些东西都已经过去了，我不太吃糕团，甚至想不起那部公交到底是几路了。生活在不同的角落，就要自觉充当不同地方的群演。我习惯、也喜欢这种流动的节奏，准备好即兴出现在地图上的任何一个定位，迎接任何即将发生的事，有时是劝架，有时是捡垃圾，有时兜了一圈回到原地，却因为逆行被罚了二十块。关于这座城市，我必须承认，自己从来都懂得不多。
有一次，我完全没有想好要带人去哪里，就约在精卫中心的后花园见（主要是因为没进去过），然后坐了部地铁。“哪里下？”“我看看……要不就这吧。”随便选了一站，出来天灰灰的，什么也没有，只好转进附近的商场。结果发现商场新开了一家日剧同款的游乐场（《重启人生》里的Round 1），恰好又有限时优惠体验，就干脆在里面玩了一下午。我只能说，自己实在不适合当导游，幸亏这座城市的消费丰荣程度永远不会辜负你的时间和期待。
还有一次，约在滨江西岸碰头并淋完一场暴雨，脑壳冰凉的我带人去了最近的郑远元修脚房。这个发家于遥远陕西的平价连锁按摩店，可能是现阶段我心目中的虹口糕团了，进去泡个脚，聊个天，能让人对潮湿雨季的仇恨有所缓解。看起来，我的终极目的地还是消费场所，我就是那种号称让你不花一分钱游上海，最后悄咪咪完成消费KPI的黑心导游。
偶尔我也充当游客。一个天气很好的冬日，好像是因为突然多出了个把小时的空闲，一位朋友带我兜了一圈他小时候生活过的地方。《繁花》覆盖的地界，也是我最容易骑车骑过头的区域，我总是分不清这些代表着上海文化的马路——它们对我并不意味着什么。不过以后再路过那栋大楼（依然叫不上名字但可以认出来），我就会想起，噢，这是他小时候打疫苗的地方！关联总是优先从人身上产生，而不是历史。
大部分时候，出现在这样的街头，我首先享受的是完整的陌生。当你自我感觉特别好，好得要膨胀起飞了，站进人群当中，无论是密集的室外还是居民楼，你都会很快冷静下来，实打实感受到自己的渺小和寻常。相反的，当你为自己的渺小和寻常感到失落，走上街头，走入人群里，你又能清晰地感受到自己的心跳和脚步所暗示的节奏，你就会忽然轻松起来。我猜测，世界上所有的都市都能给人带来类似的体验，由混杂所触发的安全，以及明确的自我体认。譬如，无论是第几次在高架上穿梭，我仍然会被视野中不断出现、消失的车辆和房屋激发出某种原始的好奇心，那些窗口背后到底藏着什么样的人，过着什么样的生活，他们可能是刘翔，胡歌，李佳琦，也可能谁都不是，但我们真真切切地到过彼此眼前。
据说我小说里的人也总是在流动，在社区里，在街头，在白天和黑夜，或是被迫居家走来走去，传说中的city walk，我似乎很早就在虚构里划了很多道长长短短的线。从前有人问我，上海对写作者意味着什么？我想了想，觉得恰恰是这个地方不意味什么，或者说，它可能意味着对某种具体的地方性的解放。和我差不多年纪的人选择在这里停留，创造属于自己的记忆，也在各自的角落进行着与此地相关或不相关的创作。谁都知道，这座城市永远不缺新的血液和脑细胞，它不需要谁的原谅，也不会报答谁的忍耐。我祝福我们中的每个人，无论在这里或那里，都能拥有不必为了思考下一秒的去向而提前放弃此刻的自由。
我所在之处
顾文艳
其实我和上海这座城市一直亲近不起来。
我是2015年硕士毕业以后来的上海，2016年正式开始在这里读博、生活。2015年我母亲要求我回国，想让我在杭州找一份安稳的工作，目的是尽快找对象。我说我可以回来，但是我得读博——我在德国的硕士生导师在我毕业那天郑重其事地对我说，你是一个天生的学者，你必须继续做学术，不然太可惜了。从来没有人对我说过这样的话。从来没有人用如此笃定的方式鼓励过我。我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放弃的。我的老家在浙江湖州，从家里出发去杭州和上海，车程都在一个半小时左右。上海是妥协的结果，也是一个偶然——回国后在杭州到处晃荡无所事事的某一天，我偶然地遇见了上海作协的褚水敖老师。他和他的夫人张小南老师对我说：你必须来上海，你可以在这里读博、写作。然后我就来了，没有再离开。
有时我很难想象这已经是接近十年以前的事了。我总觉得十年前的自己和现在没有太大的差别。好吧，日常生活的自我呈现，可能存在一些小差异。比如我十年前的朋友圈都是一些古怪搞笑放肆的小照片，十年后全是认真勤勉的工作贴和自我吹捧的小推文。我不是那种容易被回忆打动的人，但有时我确实会怀念从前。怀念什么？我仔细想了想，主要怀念的不是什么活力四射的青春，而是生活中的那些缺陷。
是的，缺陷。具体而言就是一个年轻人刚来到上海，刚到一座陌生城市时，那些没有的东西：没有房子，车子，孩子，没有存款，没有博士学位和任何职称身份的装备，没有一起玩的朋友，没有男朋友……那种住在宿舍和出租屋里的，孤单而勇敢的生活。当然我现在还是有很多“没有的”，还有很多“缺陷”，但我现在才终于领悟到，所谓缺陷，其实是一种可能性。
写作也是——对于当时的我来说——一种突如其来的自寻的缺失。事实就是，在我二十多岁的时候，在我风风火火用一年一本的速度写了好几年小说，在我搞了十多年所谓的“文学创作”以后，我突然停下来了。我不是刻意把写作从我的生活中驱逐出去的。我只是非常清楚我来到上海的原因：我必须拿到博士学位，填补“学历”的装备缺口，因为我的硕导说了，我是天生的学者！我的博导也在我入学的时候告诫我，你在读博期间不要从事任何文学创作。于是我顺利地拿到了学位——博士三年除了博论和个人日记以外我没写其他一个字——顺利地入职高校，一枚小青椒。
直到今年《一跃而下》这本小说集出版，我一直没有真正地认识到这些年对我精神生活的影响。我是1991年出生的，我从来没有经历过任何时代的磨难，真正的挫折。我从来没有感受过历史的飓风，那种势不可挡的宇宙和命运的力量。大多数时候，我和我的同龄人都走在夏日的浓荫底下，闷热得连一丝风都没有的日子里。是的，大多数时候，我们的生活里连一丝风都感受不到。
我开始重新写作了，我再也无法容忍生活中写作的缺失。《一跃而下》里面所有的小说都是我在2023年完成的——有两篇是2022年开始写的，但到了2023年以后才正式完成。其次，我不得不我直面我周遭的生活，我所在的城市，这个跟我怎么也亲近不起来的上海。在这本小说集中，除了第一篇《海怪》以外，所有的故事都是在上海发生的，主要是2022年和2023年。事实上，连《海怪》里也有上海相关的描述——我的主人公是一个在上海市中心出租屋里无所事事的我，一个会在苏州河边的绿地前“把无用的时间丢在一旁，点杯咖啡，坐在那儿，看城看人看无人机”的我。《仍然活着》的开头是一种我以为自己根本不明白的写实：“衡山路地铁口是个魔法口。从暗黄的方块扣子里出来，还在一步步爬楼梯，会突然出现一种不知从何而来的动量，把你迅速推出。进去的时候也一样：此处通常静得吓人，城市的混沌喧闹被几株浮在入口的绿竹和贝叶棕过滤了，还没反应过来，同一阵守恒的动量就会把你推下去，拉回地心，传送到城市的另一头。”
我确实在和这座城市发生联系，即便我永远无法真正亲近我的所在之处。
2024年上海书展快开始了，我的小说集也快要发布了。我的小说写实这件事其实蛮奇怪的，因为我以前写的小说都是架空的设定，悬疑玄幻、纯粹的虚构、天马行空，剧情有点狗血。我小时候最喜欢的作家是英国的亨利·赫加，我梦想有一天能跟他一样去非洲的山林里探险，然后借景生戏，胡编乱造出一堆神秘离奇的历险故事来。
我究竟是怎么变成一个写实的作者的？我真的不知道。但我很开心写作又回到了我的生命，回到了我所在之处。我的生活里还有好多缺陷。光是我的写作事业就有很多缺陷：比如我没有足够的叙事经验，比如由于我自己生活局限，我的题材也非常局限，比如我没有足够的时间，比如我还没有任何奖项的装备，比如我总被我的虚荣心驱使……但现在的我想把这一切缺陷都视作可能，一种在新世界，过一种新生活，成为一种“新人类”的可能性。这个决定的来源是王德威教授给我的小说集写的推荐语，正好也概括我“在上海写作”的这些年：
“日子一成不变，但也绝不留情。顾文艳小说写尽都会日常里的反常，浮世生活中的悸动和不安。幽闭的生命，干涸的子宫，离水的怪鱼，游荡的幽灵……这是不可思议的环境，或就是现实？一种新人类缓步而来，世故而又忧疑，无情却似有情，他们何去何从？在生命的罅隙间，他们企图一跃而下。他们得到自由，还是虚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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