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蘑菇圈》是阿来获第七届鲁迅文学奖的中篇小说，充满诗意的叙事色彩下是其对原生态文化自然神性的尊崇和对乡土家园的追怀，在完满契合荷尔德林诗意栖居和浪漫返乡的诗学思想的同时传达着浓郁的精神乡愁和原乡意识，渗透着深刻的人文情怀。作为有着清晰生态意识的作家，阿来在《蘑菇圈》中通过阿妈斯烱平凡质朴的一生隐喻了很长一段历史，在对机村环境的描述中，揭示了当下生态逐步走向恶化的种种因果。生态的变迁成为作品隐忍叙事风格中颇为醒目的航标。但阿来不是简单的破坏谴责型的生态描述者，其通过对阿妈斯烱与蘑菇间体面的物种伴侣关系的书写超越了对人与物欲的简单批判。值得深思的是，在GPS、野外摄像机的介入下，阿妈斯烱的蘑菇圈行将湮灭，随之而去的可能还有人性中有价值的一部分。毋庸讳言，如今的我们正站在一个分水岭上——维系生态，还是超越生态，如何选择都将对我们的未来产生巨大影响，但很多人尚未对这一站位有着清醒而准确的认识。
一、体面：
阿妈斯烱与蘑菇的物种伴侣关系分析
在阿来笔下，阿妈斯烱与蘑菇不仅构成了一种超越物种的关系，也在时间的流逝中凝结成生命共同体，正由于此，阿妈斯烱能够真正认识到蘑菇的美，“瞧瞧，它们多么漂亮”[1]。她对蘑菇平等平视，犹如同在神佛之下的彼此敬意，无论是物质上的满足还是精神上的寄托，蘑菇俨然成为阿妈斯烱生命与身体的一部分，成为她和儿子、孙女联系的血脉。“几只蘑菇如何让一个人变得体面？”[2]这是丹雅作为一个现代企业的董事长想不明白的问题。在商人以及机村其他人眼里，蘑菇只是一种拿来吃和换钱的菌子，但在阿妈斯烱眼中，蘑菇是她的物种伴侣、生活伴侣，是生命的一部分，更是她人生的体面——蘑菇救了她家里所有人。在阿妈斯烱从民族干部学校回到机村那年，遥远的内地闹起饥荒，离开两三年的工作组又进驻机村，来提高粮食产量。但这年庄稼拼命生长就是不熟黄，连续三个夜晚的霜冻把地里的麦子全部冻坏，机村也迎来荒年，但阿妈斯烱一家依然凭借蘑菇顺利度过了荒年。也是蘑菇让阿妈斯烱有了工作，并有了儿子，她给儿子取名胆巴。不难看出，阿妈斯烱的任何一段人生经历都有蘑菇“在场”来填补由各种原因造成的空缺。无疑，阿妈斯烱与蘑菇之间柔性的和谐关系契合后人类学者当娜·哈拉维在《伴侣物种宣言：狗、人与意义重大的他性》中所阐述的物种间伴侣关系：“我认为物种内或物种间的所有伦理关联都是由蚕丝般结实的线结成的……我们不是一体，存在取决于一起相处。”[3]诚然，与人之外的物种建立伴侣关系的重点在于相处，并由此产生一样的情感联系：尊敬、喜爱、悲伤等。在机村，阿妈斯烱与蘑菇之间的关系就具有伴侣的内质。对于阿妈斯烱而言，蘑菇已然占据着其生命中的极重要地位。罗尔斯顿曾坦言：“人类与非人类存在物的一个真正有意义的区别是，动物和植物只关心（维护）自己的生命、后代及其同类，而人却能以更为宽广的胸怀关注（维护）所有的生命和非人类存在物。”[4]对阿妈斯烱而言，她早已将蘑菇同化入自己内心，与蘑菇混融成一体，她也喜欢以“开会的蘑菇”来称呼蘑菇圈内的这些精灵们：“阿妈斯烱就拍着腿笑了，开会的蘑菇！说得好！”[5]阿妈斯烱喜欢这一称呼正源于蘑菇圈的存在所体现出的共同体意识。其实蘑菇并不会“开会”，就像她在回答组长问题时所说的，“蘑菇圈其实不是一朵朵蘑菇站成跳舞一样的圆圈。蘑菇圈其实就是很多蘑菇密密麻麻生长在一起。采了又长出来，采了又长出来，整个蘑菇季都这样生生不息”[6]。而且就“开会”的意义而言，这一名词的内面意味着一种身份的趋同与“在场”意识。阿妈斯烱想当干部，开会是干部工作的一部分，她也如愿进了工作组。这一变化带来的不仅仅是头衔与责任的变化与转换，也是身份的位移与介入，并时刻保持着在干部群体中的“在场”处境。但在随后一次送蘑菇给工作组时，她却被重新称为“乡亲”，这才意识到自己已不再是干部，原先的“在场”已然变为“缺席”，自身身份的转换也使她不得不接受现实重新回到原本属于自己的角色定位：“斯烱怔了一下，他们真的把她看成一个村民，而不是干部了。以前，他们叫她斯烱，更不会为了几只蘑菇就客气地说谢谢。”[7]同时，“开会”“跳舞”“生生不息”等词汇的使用还具有另一重意蕴，即将蘑菇圈拟人化，灌注以交流性与对话性的人性意识，使“人们通常可以借助感知、触觉以及意象来获取对自然万物的熟悉和了解”[8]，因为构成人们眼前世界的事物并非彼此孤立，相互间总是存在着或远或近的联系。毋庸置疑，蘑菇不仅是人的食物，还是鸟、松鸡等动物的食物，对它们的生命起到支撑作用：“一只鸟停在一只蘑菇上，它啄食几口，又抬起头来警觉地张望四周，又赶紧啄食几口。如是几次，那只鸟振翅飞走了。那只蘑菇的菌伞被啄去了一小半。”[9]这是以蘑菇圈为中心点而构筑的一张生命之网，它不仅囊括了自然中的生物，也囊括了人类社会中的个体，由此成为阿妈斯烱温馨的心灵港湾。一方面是阿妈斯烱对蘑菇圈无微不至的守护，另一方面是蘑菇圈给阿妈斯烱以精神慰藉。正如鲍曼所言：“共同体”是人类最温馨的家园，它给人类留下的都是快乐的记忆，它表征着人类对逝去的美好生活的追忆。当然，阿妈斯烱也会将那些散落在其他地方的松茸称作“没有家的孩子”：“这一回，阿妈斯炯带回来五十三朵蘑菇。其中四十八朵是她从最早的蘑菇圈和后来相继发现的三个蘑菇圈里采来的，剩下几朵则是偶然的零星的遇见……阿妈斯烱还嘀咕来着，你们怎么像是没有家的孩子呢，可怜见的！”[10]这充分说明阿妈斯烱已然将蘑菇(松茸)纳入自身的生命意识体验中充当自己孩子的角色，这同时也是阿妈斯烱生态意识的显现。她将生命扎根于大自然中，与物同情。在她眼中，蘑菇都是有生命的，甚至是有家的，她甚至能够喋喋不休地和蘑菇说话：“镜头中，阿妈斯烱无声地动着嘴巴，那是她在跟这些蘑菇说话。她说了许久的话，周围的蘑菇更多，更大了。”[11]这些对阿妈斯烱与蘑菇关系的柔性书写也契合了生态文学所发出的人类“诗意地栖居”这一心灵诉求，其中心“是人类与自然的互动生成关系，考量自然如何影响人的生存和心灵”。[12]同时阿来也说：“写出生命所经历的磨难、罪过、悲苦，但我更愿意写出经历过这一切后，人性的温暖。即使看起来，这个世界还在向着贪婪与罪过滑行，但我还是愿意对人性保持温暖的向往。就像我的主人公所护持的生生不息的蘑菇圈。”[13]无疑，在阿来笔下，在以生命为连接的关系场域中，阿妈斯烱与蘑菇俨然达成了互动共生的关系，前者给予后者无微不至的呵护与审美同情，后者则以生命容量的包容度与深度将前者纳入自己所营构的共同体中并给予精神慰藉。
二、媒介：
破坏人类与蘑菇圈关系的隐形杀器
前已述及，蘑菇圈与阿妈斯烱构成了一种物种间的伴侣关系，但蘑菇与机村的关系也密不可分，蘑菇的稀有与珍贵反映出的是机村生态的优质与特殊：“草地上星散着团团灌丛，高山柳、绣线菊、小蘖和鲜卑花。草蔓延到灌丛的阴凉下，疯长的势头就弱了，总要剩下些潮湿的泥地给盘曲的树根和苔藓。”[14]一般而言，蘑菇对土壤的要求比较高，而机村的生态环境自不待言，经受住了考验：“那是森林地带富含营养的疏松潮润的黑土。土的表面混杂着枯叶、残枝、草茎、苔藓。”[15]同时，鸟的鸣叫也与机村的生长有一种天然的联系。五六月第一种蘑菇的初出茅庐，就伴随着布谷鸟的鸣叫，仿佛信使一般向机村传递着蘑菇出生的信息。机村人民也将这布谷鸟的啼叫视为能绝对信任的信息来源，“听见山林里传来这一年第一声清丽悠长的布谷鸟鸣时，人们会停下手里正做着的活，停下嘴里正说着的话，凝神谛听一阵，然后有人就说，最先的蘑菇要长出来了”。[16]无疑，在机村以生命形式为外在表征的历史流变过程中，蘑菇既是见证者，又是参与者。最初，在机村未受到消费主义侵蚀的时候，机村人民与自然和谐共处，对蘑菇怀着崇高的期许，享受预示着蘑菇生长所带来的庄重的停顿，人类与生物、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是和谐的，或者说在某种程度上达到了生命体验的融通。机村人民以及周围其他村庄人民享受这庄重的停顿的根源在于这是蘑菇最早出生的时刻，这是“一种高度的自觉，充满着一种仪式感，其间既承载着机村人关于世界、关于自然、关于雪域、关于生命、关于生计、关于人情等的诸多渴望和希冀，更呈现出机村人对自然之神满怀的虔诚和由衷的敬畏”。[17]阿来曾颇有感慨地说：“老百姓过去还有一套朴素的跟自然相处的伦理，虽然不一定科学。这个伦理的基本原则，是让自然界有再生能力。”[18]所以在机村人民看来，蘑菇能让人感受到每种生命都是神灵伟大的创造，并激发出不同生命间柔性的触碰，还能作为灾难环境下机村人民与阿妈斯烱间化矛盾为和睦的媒介：
斯烱第三回把采来的新鲜蘑菇悄悄送到各家门口，回来的时候，发现自己家的门口石阶上也有一样东西。那是一块新鲜的鹿肉。
接下来，门口又悄然出现了野猪肉和麂子肉。
大家都心知肚明，是谁往他们家门口送去四回蘑菇。斯烱也知道，是村里哪家会打猎的人上山打猎，偷偷送来了鹿肉野猪肉和麂子肉。[19]
蘑菇作为媒介改变了阿妈斯烱与其他村民的关系。以蘑菇换回其他食物的交换方式是原始的流通行为，这一古老的方式，也回到了古老村子人际关系相互依存和信任的基础上。毋庸讳言，蘑菇、阿妈斯烱与机村已然构成了一个庞大的生命共同体，基于此，大家都度过了饥荒时期。滕尼斯认为共同体在本质上是基于成员间的一种内生性的共同情感而结成的，泰勒也认为“人类与所有其他物种同等地分享地球生命共同体成员的角色……这是一个事实，即‘拥有自身善的实体’概念，就其范围而言，既包括人类又包括非人类”[20]。
但同时机村也以历史进程的生命化形式呈现在读者面前，经历着从原始淳朴到物欲盛行的转变。蘑菇与阿妈斯烱、机村构成了一个庞大的生命共同体，但后来机村盛行的消费主义却使这一共同体行将瓦解。机村的流变过程同时也是蘑菇的商品化过程，物物交换中的蘑菇最终沦为商业追捧的奢侈品。阿来曾说：“过去的中国人向往边疆是建功立业，‘单车欲问边，属国过居延’。而在今天消费主义盛行的时代，如果这样的地方不是具有旅游价值，基本上已被大部分人所遗忘。”[21]现代性在允诺人们美好生活的同时也带给人们诸多灾难，造成自然、社会、生态上的衰落和人类精神层面上的异化。人类精神危机所催生的产物之一便是消费主义，“一种据为己有的意识，永远获取最好的商品，将世界上最引人注目的世俗享受据为己有”。[22]而这样的获取往往需要借助外在的手段即媒介的力量来实现。可以说，媒介的人为操控就是消费主义操控人的另一种实施机制。
麦克卢汉有关媒介的理论曾指明不同的媒介会因其内在的技术结构及特性而作用于人的不同感官，“一切媒介都是人的延伸，是我们的部分机能向各种物质材料的转换”[23]。随着媒介技术的发展，新的媒介不断出现，我们使用媒介的比例也随之变化，这种比例的变化不仅影响人的感官组织，也作用于人的心理。在阿来的《蘑菇圈》中，丹雅姑娘内心的物欲正是借助GPS这一镜像媒介获得了完满显现：
丹雅从包里拿出一台小摄像机，放在阿妈斯烱跟前。一按开关，那个监视屏上显出一片幽蓝。然后，阿妈斯烱的蘑菇圈在画面中出现了。先是一些模糊的影像。树，树间晃动的太阳光斑，然后，树下潮润的地面清晰地显现，枯叶，稀疏的草棵，苔藓，盘曲裸露的树根。阿妈斯烱认出来了，这的确是她的蘑菇圈。[24]
在这场对话中，丹雅姑娘凭借GPS的镜像监视使自己获得了话语权和身份上的极大优越与满足，将阿妈斯烱单方面地降格为对话中弱势的一方。表面上看，丹雅姑娘借助GPS对蘑菇圈进行监视不会对蘑菇及整个机村的自然生态造成实体性破坏，在科技改变力量、科技能够更好保护生态的幌子下，这一行径是对整个蘑菇圈控制权的夺取，即丹雅通过GPS这一阿妈斯烱完全陌生的科学技术完成对蘑菇圈镜像监视的同时也完成了对阿妈斯烱话语权及她所守护的蘑菇圈的剥夺。值得深思的是，技术并不具有破坏生态的原罪，造成破坏的是技术背后的资本以及资本主义的逐利性。这也是消费主义的欺骗性所在——允诺人们通过自由选择来获取自我实现的极大满足感的同时却放逐了人精神层面的满足。就生态角度来说，蘑菇并不属于任何一方，虽然文章提到“阿妈斯烱的蘑菇圈”，但阿妈斯烱本人并未真正占有它，并未作为蘑菇圈的主人将蘑菇放到被人任意宰割的客体地位，而在科技以所谓“野生松茸资源保护与人工培植综合体”的开发项作为遮人耳目的幌子对蘑菇进行监视与圈定后，蘑菇却已然被戴上了镣铐，成了科学技术和物欲野心双重宰制下的奴隶。
阿诺德·汤因比曾认为科技的进步“极大地增加了人类的财富和力量，人类作恶的物质力量与对付这种力量的精神能力之间的‘道德鸿沟’，像神话中敞开着的地狱之门那样不断地扩大着裂痕”[25]。正是在科学技术的强大攻势下，在自然被人化的过程中，生态环境的稳定与平衡遭到了越来越严重的破坏，这是一种由内向外，由隐性转为显性的破坏过程。而且，丹雅姑娘虽然在表面上肯定了蘑菇圈的内在价值，但也只是因为这一内在价值能够转化为实际的、外在的金钱。毋庸置疑，这种赞美是丹雅将蘑菇欲望化、象征化的过程，也流露出人类中心主义观念——一种把人凌驾于自然之上，单纯从人类自身的利益出发，将自然的价值性遮蔽并抹煞的强权观念。
丹雅通过GPS镜像这一外在形式完成了对蘑菇圈的物欲性消费和对阿妈斯烱的监控，实现了话语权和金钱上的自由，却也同时通过自己所运用的镜像映射出自身的物欲，映射出与阿妈斯烱内心和精神上的极大差距。可以说，阿妈斯烱几乎代表了前现代乡村传统文化中最为精华的部分，阿来在她身上寄予深沉的情感与美好的想象：
丹雅说，阿妈斯烱你眼神不好啊，这么大朵的蘑菇都没有采到。她指着画面，这里，这里，这么多蘑菇都没有看到，留给了野鸟。
阿妈斯烱微笑，那是我留给它们的。山上的东西，人要吃，鸟也要吃。[26]
其实不只是蘑菇，阿妈斯烱仿佛浸润于整个机村原始的生态中，感受着一草一木的脉动，触碰着自然的脉搏。她也经常会溜进山里，像老朋友一样来到蘑菇圈看望“开会的蘑菇”，坐在它们身旁，和它们说话，守护它们。她像精灵一样，能听到松茸生长的破土、拔节声。她懂得什么时候采摘它们最合适，不到它们长得最完美的时候，绝不动它们。她也会在采摘蘑菇的时候，将蘑菇小心地放进松箩筐里，与其说这是简单的采摘蘑菇的举措，毋宁说这是一场生命与生命进行传递与对话的神圣仪式。或许阿妈斯烱在心里早已将蘑菇同化入自己内心，与蘑菇混融成一体，在消费主义干预所生成的镜像中，阿妈斯烱无疑成为蘑菇圈最后的守护者。
三、资本与贪欲：
让蘑菇圈消亡的机制和动机分析
作为出生在川西北藏族地区偏远村寨的作家，阿来将“笔触投注于纯净、呈现一派原生态风貌的雪域高原，数以百万计的文字耕耘表达对民族文化及雪域高原自然生态的深切关怀。阿来敏锐地觉察到消费主义大行其道不仅造成现代人消费观的畸形与扭曲，也会影响并危害到雪域高原特有的物产生态——致使雪域高原的生态越发的脆弱和难以为继”[27]。在《蘑菇圈》中，蘑菇圈最后面临覆灭的生态危机就是资本大行其道的最好例证。值得深思的是，蘑菇圈的覆灭也是人类内心物欲化作用的产物。更进一步说，资本与贪欲不仅解构了阿妈斯烱对蘑菇圈的怜爱之情，也意味着蘑菇圈成为资本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牺牲品，最恰如其分的例证就是丹雅在面对阿妈斯烱疑问时的回答：“阿妈斯烱，钱，为了钱，为了很多很多钱。”[28]这体现的是消费主义和物欲心理对川藏地区的双重侵蚀。消费主义盛行催生出的对物质和和金钱疯狂追逐的物欲是整个宏观的现代性(包括早期现代性与后现代性)语境下的一种必然态势，其依附于人类隐性地介入生态领域。在现代化语境中，人类的精神容易因科技的飞速发展与物质生活的迅速提升而出现严重的失衡现象：“人的物化、人的类化、人的单一化、人的表浅化”，以及“道德感的丧失、历史感的丧失、交往能力的丧失、爱的能力的丧失”[29]，这些精神问题在渗入生态层面后就容易催生出诸如人类中心主义等观念，体现为对个体内在价值的不自知及对其他生命群体的漠视，由此引发一系列生态危机。
齐泽克谈及生态危机时曾指出：“在如今的生态危机中，我们不是全都面对着‘实在界的应答’的终极形式吗？被打乱、被颠覆的大自然的进程，不就是实在界对人类实践——人类实践是由符号秩序来‘调停’和组织的——的应答，对人类侵犯大自然的应答？”[30]毋庸讳言，齐泽克是以生态自然平衡观念为理论基石，以恐惧为驱动力，将生态危机解读为人类过度开发自然的“惩罚”，同时他也据此反思，“我们把大自然当成一堆一次性的物体和材料，没有把它当成对话的伙伴，没有把它视为我们生命的根基”[31]。无疑，这也是对人类中心主义观念在生态场域内不断占据主导地位的一种反思。在《蘑菇圈》中，这一观念借由机村人民内心的物欲转向获得了完满的表述。最初，机村人还怀有一颗淳朴挚诚的心，享受“庄重的停顿”，此时的机村人对于蘑菇还没有清晰的概念，甚至没有赋予种类繁多的蘑菇一个准确的命名与简单的归类，只是将蘑菇看作机村的一部分。作为蘑菇圈守护者的阿妈斯烱虽然也开始卖蘑菇挣钱，但依然遵循古老的生存法则索取有度。而机村的其他人却不这么认为，他们眼里只有收益，在被金钱观吞噬原有的初心后开始无节制地违背自然规律进行采摘，打破人与自然原有的和谐，为“值了大钱的蘑菇”日趋疯狂：“那一年，机村以及周围的村庄，都因为松茸而疯狂了。”“早上，天刚破晓，启明星刚刚升上东方天际，最早醒来的鸟刚刚开始在巢中啼叫，人们就已经起身去往林中，寻找松茸了。不到一个月，林中就已趟出了一条条小道。”[32]这些被踩得板结的地方已不会再长出新的蘑菇，所以他们跟踪阿妈斯烱，在阿妈的地盘进行采夺，“他们等不及蘑菇自然生长时，便和村里其他人一样，提着六个铁齿的钉耙上山，扒开那些松软的腐殖土，使得那些还没有完全长成的蘑菇显露出来”[33]。在机村人眼中，刚长出的蘑菇只是一个“混沌小疙瘩”。他们一方面彻底破坏蘑菇生长的原初地，抹杀其生长的可能，一方面对初生的蘑菇赶尽杀绝。但这并非因为阿妈斯烱的蘑菇比其他蘑菇的营养价值更高，食用口感更佳，而是“因为阿妈斯烱的蘑菇圈被建构成了一个差异性符号，使它处于一个在消费者看来更高的等级序列，而消费者购买这种处于更高等级序列的松茸，也就确证了自身比其他消费者处于更高的阶层和等级”[34]。毋庸置疑，这是消费主义侵蚀机村造成的后果。正是对物欲的追求占据了此时机村人的内心制高点，所以当胆巴提出建立蘑菇合作社时，阿妈斯烱才会在对机村人心深刻洞悉的基础上极力反对：
胆巴想说什么，但阿妈斯烱阻止了他。我要你听我说，我不要你现在说话。我知道你的合作社不是以前的合作社。可是，你以为你把我的蘑菇圈献出来人们就会被感动，就会阻止人心的贪婪？不会了。今天就是有人死在大家面前，他们也不会感动的。或者，他们小小感动一下，明天早上起来，就又忘记得干干净净了！人心变好，至少我这辈子是看不到了。也许那一天会到来，但肯定不是现在。[35]
如艾伦·杜宁所言，“从历史的观点看，过度的消费主义是异常的价值体系。消费的生活方式是对人类文化经过几百年发展起来的保守定位的彻底背离”[36]。那么机村人民对于蘑菇态度的转变又何尝不体现着机村原有价值体系的崩坏和对自然生态伦理的背离？蘑菇养育了机村，即便在遭受大旱时，机村人也是通过阿妈斯烱赠予的蘑菇渡过了难关。但当消费主义莅临机村，在机村蔓延的时候，机村人却把蘑菇当作可以发家的他物。对此，学者贺绍俊不无忧虑地提醒道：“蘑菇圈具有很深的象征义，它既是一个文化生态圈，又是一个自然生态圈。阿来并不排斥现代文明带来的进步和变化，但他通过斯烱的故事也在提醒人们，在追求进步的同时要小心任何一种强势的东西对人和文化的强制改造。”[37]往深了说，蘑菇自始至终都保持着所谓“个体”的身份和定位，扮演着与万物共同承担和谐生态的角色，变的是机村人对自然生态伦理的初心。所以，蘑菇作为见证者，以自身遭遇诠释着机村以生命形式呈现的历史演变；或者说如果以生命来作为机村发展的外在表征和面向，那么机村在物质上富足的同时却也形成了精神上的委顿。这是消费主义在机村运作的结果，也是阿来在《蘑菇圈》里所要让我们思考的：面对科技急速膨胀的时代，我们该如何在坚守内心高地的前在条件下去调和科技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以求在一定程度上恢复甚至还原自然的本真面貌？
结语
不难看出，《蘑菇圈》中有两个主题，即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把握与探寻、藏族生态文化与现代文明之间的对话与碰撞。时代的洪流席卷机村，旧有生态保护观念和办法被不断丢弃，取而代之以先进科学技术等媒介的干预和入场。在消费主义不可避免的侵蚀下，机村人民将金钱奉为圭臬，对蘑菇圈大肆开采，将蘑菇圈内与圈外的万物一同送进视觉和内心的盲区。毋庸置疑，这是人类中心主义对自然的干预，将人凌驾于自然之上并否定自然的一切价值，把自然降格为一个不具备任何所指的空洞能指。但人心或人性充满了可变性与不可测性，媒介与技术也可以规诫人的行为而不是放任人自由索取。阿来通过文本向我们抛出一个选择：我们可以像阿妈斯烱那样，对蘑菇、对所有生物、对整个自然都报以爱与敬畏之心，去融入整个自然，与自然和谐共处；也可以是以丹雅姑娘为代表被物欲蒙蔽双眼的人，只追求利益最大化，将自然和物种多元性一同遮蔽；还可以像《三只虫草》里面的桑吉一样走出家乡去往新的世界，寻求精神皈依。这样的身份选择从更深层面的意义上说，也是一种告诫：在技术和人性、自然之间达到一种平衡，或许才是人类在现代性席卷而来的一切利弊中立稳脚跟的基准点。
(作者单位：集美大学海洋文化与法律学院)
注释
[1]阿来：《蘑菇圈》，长江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第105页。
[2]阿来：《蘑菇圈》，长江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第105页。
[3]当娜·哈拉维：《伴侣物种宣言：狗、人与意义重大的他性》，林斌译，汪民安主编，《生产(第6辑)：“五月风暴”四十年反思》，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57页。
[4]罗尔斯顿：《环境伦理学：大自然的价值以及人对大自然的义务》，杨通进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64-465页。
[5]阿来：《蘑菇圈》，长江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第80页。
[6]阿来：《蘑菇圈》，长江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第48页。
[7]阿来：《蘑菇圈》，长江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第17页。
[8]张凡、张银蓉：《生态书写与现代性反思：解读阿来“山珍三部曲”》，《民族文学研究》2021年第2期。
[9]阿来：《蘑菇圈》，长江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第114页。
[10]阿来：《蘑菇圈》，长江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第78页。
[11]阿来：《蘑菇圈》，长江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第114页。
[12]王岳川：《生态文学与生态批评的当代价值》，《北京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
[13]阿来：《河上柏影》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页。
[14]阿来：《蘑菇圈》，长江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第1页。
[15]阿来：《蘑菇圈》，长江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第3页。
[16]阿来：《蘑菇圈》，长江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第2页。
[17]张凡、张银蓉：《生态书写与现代性反思：解读阿来“山珍三部曲”》，《民族文学研究》2021年第2期。
[18]朱又可：《疯狂的虫草，疯狂的松茸和疯狂的岷江柏——专访作家阿来》，《南方周末》2016年12月12日。
[19]阿来：《蘑菇圈》，长江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第57页。
[20]保罗·泰勒：《尊重自然：一种环境伦理学理论》，雷毅、李小重、高山译，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65页。
[21]阿来：《河上柏影》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2页。
[22]王岳川：《生态文学与生态批评的当代价值》，《北京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
[23]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何道宽译，译林出版社2019年版，第141页。
[24]阿来：《蘑菇圈》，长江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第114页。
[25]阿诺德·汤因比：《人类与大地母亲：一部叙事体世界历史》，徐波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636页。
[26]阿来：《蘑菇圈》，长江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第114页。
[27]张凡、张银蓉：《生态书写与现代性反思：解读阿来“山珍三部曲”》，《民族文学研究》2021年第2期。
[28]阿来：《蘑菇圈》，长江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第116页。
[29]鲁枢元：《生态批评的空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2页。
[30]齐泽克：《斜目而视：透过通俗文化看拉康》，季广茂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59页。
[31]齐泽克：《斜目而视：透过通俗文化看拉康》，季广茂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60页。
[32]阿来：《蘑菇圈》，长江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第79页。
[33]阿来：《蘑菇圈》，长江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第85页。
[34]唐小祥：《阿来〈蘑菇圈〉》的三重象征意蕴》，《百家评论》2020年第6期。
[35]阿来：《蘑菇圈》，长江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第99页。
[36]艾伦·杜宁：《多少算够——消费社会与地球的未来》，毕聿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06页。
[37]贺绍俊：《品相和能指——2015年中篇小说评述》，《小说评论》201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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