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旷野里》是比较典型的柳青风格的小说，读这部小说的同时，我还在读青年作家魏思孝的《土广寸木》。“土广寸木”是“村庄”两个字的拆解，小说以悲悯与反讽兼备的现实主义写法，对当下乡村生活做了微距观察、理性观照和全景再现；“在旷野里”是编校者为柳青残稿的定名（如果柳青自己命名，会不会叫“朱书记下乡记”？），小说同样以真诚的现实主义写法，对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农村基层工作做了单点透视、全角成像和深层拷问。两部小说写作正好相隔七十年，两位作家也刚好相差七十岁，这让我生出了许多感慨。七十年，中国农村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乡土文学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今天，我们如何书写乡村？
一、超越经验性写作的思考
生活从来不是静态的，时代也不是孤立的。现实主义写作强调主题，但主题是从生活中提取出来的，或者说，在无穷无尽的现实生活中，作家手执利刃，精准地切分和剔除，选择最具表现力的细节，突显自己设定的主题，才可能抵达现实主义的内核。《在旷野里》有似曾相识的感觉，不仅仅是因为乡村生活的记忆烙印，还因为小说中的一些矛盾冲突和现实问题，在当下生活中依然存在。柳青沿着朱书记下乡和治棉蚜虫灾这条主线，设定的矛盾冲突并不复杂，但都具有特定的时代性和典型性。
首先，思想认识的冲突。小说聚焦知识分子干部、工农出身干部、农村基层干部，老干部、年轻干部以及农民之间在农村工作上的不同认识，突出不断学习、提升自我的重要性。其次，工作方法的冲突。知识分子出身的梁斌县长喜欢开会讲话做报告，张志谦喜欢长篇大论夸夸其谈，认为领导干部的作用是宣传发动，具体干活儿有基层干部和群众；农民出身的朱明山书记是实践派，主张先做，工作有了效果群众自然跟进。第三，恋爱观念的冲突。李瑛作为爱读书、有理想、热情高的女干部，对张志谦的自负和功利主义非常不满，最终分手；崔浩田从喜欢李瑛被拒，到犹豫是否接受田凤英，考虑的主要是李瑛政治上进步太快自己跟不上，田凤英政治上进步不快跟不上自己。第四，家庭生活和革命事业的冲突。朱明山立场坚定，面对家庭和工作没有患得患失，妻子更在意家庭和孩子，思想上没有持续进步，是二人矛盾的焦点。白生玉容易悲观，身在渭河边，心在无定河边，瞻前顾后，无法踏实工作，担心妻子孩子日子过得不好，又怕眼前的困难终究不能克服，这种心态影响了他的工作积极性。
这些矛盾冲突，通过人物的言行和心理，逐一显现，构成小说情节的内在推动力。那么，柳青这种出于个人经验的写作，是否还有深层的值得关注的话题？如何看待人物的精神世界和人格力量，是基于道德评价，还是时代要求？对比新农村建设、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和新山乡巨变主题写作，对比反思性的乡土非虚构写作，就又回到了最初的那个问题：如何书写我们的时代，如何写好当下的农村和农民？《在旷野里》为我们提供了延伸出来的思考。
二、外来者介入与典型人物塑造
外来的领导干部与乡村的关系大体上有两种，居高临下和置身其中。朱书记来到陕西渭河平原某县开展工作，和柳青的个人经历很相似。一九五二年，柳青结束在党校的学习，到陕西长安县任县委副书记，《在旷野里》写作于他任县委副书记期间。这种乡村外来者的书写模式比较典型的是赵树理的《李有才板话》，“老杨同志”面临的很多问题，领导干部的工作作风，以及如何处理干群关系、如何发动群众、如何处理落后分子等，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农村工作中，朱明山也要面对。
小说有几个关于朱明山的场景很有意思：地委书记冯德麟和朱明山谈话（朱明山的心理活动很丰富），在火车上为农民读报（忍不住参与辩论），注意到李瑛读书（偶遇，下意识和妻子高生兰对比），到县委后吃饭和谈话（又幽默又严肃），与梁斌县长见面（丰富的面部表情），下乡第一时间到田间地头（务实而严厉），渡船上敲打公安局长（偶遇，精彩的“一丝笑意”），与梁斌工作上的分歧（包容），治虫初见成效（策略）等。朱明山是小说重点塑造的典型人物，对工作负责，对同志关心，与农民贴心，工作有方法，做人有胸怀，和白生玉的谈话又严肃又活泼，看问题一针见血，对同志春风拂面，对自己时时警惕，是很可爱的一个人。
写到干部存在的问题，集中于梁斌县长的狭隘，张志谦的自负，公安局长的嚣张。先看梁斌和张志谦，这两个人重宣传、讲理论，两个人的动员报告都讲了将近三个小时。张志谦滔滔不绝大谈棉花与国家工业、人民生活的关系以及农民的保守性和落后性时，赵振国不胜其烦几次想打断；梁斌在朱明山未报到时做了好长一段时间的县委书记兼县长的美梦，在给几十个基层干部开会时的讲话神气和口气像大区或者中央的某个首长下了乡，听会的人“紧张地就着膝盖嗦嗦地做着笔记”（画面感很强），县委组织部长冯光祥因为梁斌和朱明山的分歧而倍感痛苦，听到梁斌说“文化水平比村干部还低，头脑比平原上的农民还笨”时，他觉得“不能在这里多工作了，想办法要求离开才好”，县委宣传部长吴生亮和冯光祥有着同样的困扰，这个忠厚、朴素、尽职的干部，因为治虫工作开展得不好而内心非常难过。公安局长郝凤岐则在渡口充分表现出了权力的傲慢：“啥老爷嘛！把船给我撑走！”唾沫星子溅了船夫一脸，神气十足轻蔑地从头到脚打量朱明山。正是通过这些细节，生动传神地塑造了性格各异的干部形象。
三、对土地和家园的朴素情感
写好土地和人的关系，是乡土文学的重要出发点。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渭河平原这片土地上，正在发生重大变化，农民生活、农业生产、乡村治理都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时代变迁的浪潮之中，也有很多东西没有改变，农民出身的干部的初心，农民对土地的情感，乡村一草一木在柳青笔下饱含情感。“有月亮的夏天晚上，在渭河平原上的旷野里是这样令人迷恋，以至于可以使你霎时忘记内心的负担和失掉疲倦的感觉，而像一个娇儿一样接受祖国土地上自然母亲的爱抚。”辽阔的平原，远处的村庄，白色的炊烟，微风里的牛粪味，笔直的白杨树，草丛里跳跃的野兔，头顶的满天繁星，夜凉赶路的农民，响亮的鞭子声和愉快的秦腔，这些画面，充满了色彩和动感，让人内心安宁而温暖。
小说中写到蔡治良面对虫灾忧心忡忡，就像自己得了重病，走路依然小心地低着头害怕踩坏棉苗；写到赵振国年轻时当长工，和地主吵架，想到地里搞点鬼，又觉得亏欠土地而内心羞愧，这是农民对土地和庄稼最朴素的情感。这种情感来自农业社会的文化谱系，来自乡土中国的情感基因。文学给我们的深层体验是，无论怎样变化的生活秩序背后，总有一种恒定的精神力量，或者说文化归属。数字化社会的家园感不再依赖土地和庄稼，越来越多的互联网原住民五谷不分，社会生活日益智能化和虚拟化，人们在远离乡土，土地只是人类生存的物质依赖，不再是情感依恋和精神寄托，所以，关注土地上的精神创伤和生命苦痛的写作者越来越少，从这一意义上说，魏思孝的《土广寸木》延续了在场的、在地性的写作。
四、乡村书写的未完成式
《在旷野里》没有写完，几个年轻人的情感纠葛，朱明山、白生玉等人面对家庭问题的纠结，李瑛、小崔等年轻干部的成长，梁县长和郝局长的思想动向，等等，故事情节还没有完全展开，但也不影响小说的整体结构，柳青的现实思考以及文学表达，基本上是清晰且完整的。小说结尾，朱明山不吃饭就和吴生亮（高生兰、白生玉、吴生亮，人名很有意思）一起走了，从“来”开头到“走”结尾，看起来像是一个无意之中的隐喻，而 “未完”两个字，看起来也像是一种隐喻。
小说中有很多生活细节，辣椒面加盐末就是日常的菜，密密麻麻的棉蚜虫、红辣辣的大手、黑凶凶的眼窝、鬼鬼溜溜的迷信老汉，鲜活的方言和地域特征提供了审美的差异性；也有很多宏大叙事，从列车上关于朝鲜停战谈判的爱国主义激情，到李瑛手中的加里宁《论共产主义教育》，再到各种会议讲话，回应的都是时代总主题。社会体系非常庞大，时代主题具有很强的笼罩性，无论干部还是普通农民，一心为民的、私心杂念的、勤快的、懒惰的，都在时代的流动之中，构成一种内在的合力。柳青写作的着力点在于基层社会治理，突出人的社会属性，没有过度的自我意识，对话表现为说理教育，包括对自我的说服，有一种自觉的时代理性。小说对社会秩序的理解建立在政治逻辑之上，人际关系建立在政治伦理之上，人的强大源于政治道德上的强大，拒绝把时代对象化，而是以置身其中的方式，获得参与时代的原动力，写作充满激情，平和、朴素、单纯的情感里，蕴藏着那个时代特有的尊严。
跨越七十年时空，农村、农业、农民问题依然存在，只是表现形式有所不同，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农村出现了很多新问题，这并不是对乡村生活怀有热爱就能够解决的。作家写热闹的时代表象很容易，难的是发现隐藏在生活背后的、未曾现身的那些问题。写实有时候也是一种伪装，是为了捍卫一种更内在的自我。柳青的写作是即时性的，我们的阅读是回溯性的。时间和生活在土地上沉淀，超越时空的想象，不过是亲历者的实录。他乡也好，无乡也罢，所谓乡愁在沉重的现实追问面前，多少显得有些轻飘。土地上生长着的一切都有迹可循，我们要寻找的不只是生活的回应，更是历史的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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