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重新翻读了一些以前的资料，包括郑洞天的访谈。有一段让我感触尤其深，郑洞天曾列出十部自己最喜欢的十佳影片，分别是《神女》《浪淘沙》《小城之春》《哀乐中年》《林家铺子》《黄土地》《芙蓉镇》《活着》《蓝风筝》和《阳光灿烂的日子》。这些电影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是：观照人本身。而实际上，一个人的根本偏好，尤其是艺术上的偏爱是无法隐瞒的，这种偏好中折射的是一个人的审美趣味、美学倾向和根本价值观念。所以说，我对郑洞天很直接也是最深刻的感受是他的电影作品及创作理念上对人的观照、对人的尊重。
首先是电影导演艺术层次。郑洞天导演作为中国第四代导演的重要代表，他的作品以独特的艺术风格和深刻的社会关怀，赢得了广泛赞誉和持久影响。他在中国电影史上的重要位置，我想自不必多言。我们在谈到郑导时，通常是无法绕开现实主义的，它既是导演进行电影艺术创作最典型的特点之一，也是对同时代有着相似电影艺术追求、有着相似电影艺术风格的“第四代”导演的集中展现。而我想强调的是，现实主义风格成立的背后实际上是对人性的照拂在发挥着核心作用。
比如大家广为熟知的获得过文化部优秀影片奖和金鸡最佳影片奖的《邻居》，这样一部影片，它延续了郑洞天等导演追求纪实的现实主义风格，注重对日常生活，或者如有评论者所说的对“一种不间断的生活流程感”的细腻刻画，借由真实的场景和人物，通过对邻里关系的细致描绘，展现了普通人的生活状态和内心世界，进而表现出社会的变迁和人际关系的复杂性。我非常喜欢这部电影及郑导其他作品的根本原因在于，它们内在散发出一种“人”的气息，观众无法完全用“是”或“非”、“好”或“坏”、“善”或“恶”来框定他们。或者说，影片对“人”的观照是大于社会性的，电影本身当然接受时代的劲风吹拂，有社会批判、社会揭露的意味在其中，反映的是社会转型过程中对人的形塑，社会变迁对人际关系的影响，但这种社会性并没有使影片变得生硬说教，没有盖住“人”的气息。
影片中的每个角色都具有复杂的人性，他们既有善的一面，也有不足和缺陷，通过对这些角色的刻画，郑洞天展示了人性的多面性和复杂性。通过细腻的情感描写和心理刻画，《邻居》深入挖掘了人物的内心世界，使观众能够更好地理解角色的动机和情感变化。如果说社会性大于“人”，那么影片可能就要换作另一副模样了。这种微妙的不同很迷人，也是郑导电影之所以有持久的魅力，成为经典的根本原因。
其次是教育理念上对“人”的观照。作为一名北京电影学院的教授，郑洞天回顾学校78班的学习生活，是用不同于科学的眼睛去审视它的。郑洞天将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位于朱辛庄的电影学院的内部电影观摩，称为一种“可爱的观影方式”。这是首先被打开的一个“虚掩着的门”。郑洞天回忆说：当年在那里上过电影学院的人，都会记得在大食堂里看电影的情景：“开完饭以后，桌子一撤，长条板凳一顺，拉起千疮百孔的黑幕布窗帘，师生们高高矮矮地挤满一堂。银幕亮了，伯格曼、塔尔科夫斯基和费穆等众多电影大师的作品高雅地呈现在眼前，就着皮包机的哗哗声和豆腐熬白菜的余香。”
我在《中国电影通史》写新时期的第七章第一节中，专门设了“打开虚掩的门：电影学院的内部观摩”一小节，就是因为看了郑洞天这个描述很受触动而写下的。其中贯注的个性风貌，有一种时代和精神气质，体现了电影以至文明、人性、文化的意识与自觉。
作为一名教师，郑洞天关注人本身，把学生看作是独特的个体，认为这是至关重要的，是尊重学生、尊重一个独立个体的基本条件。他曾提出：“电影学院的教师要引导、启发学生能够尽早地意识到这个核心，并且牢固地树立把对人的认识当作艺术的命根子的思想。”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来，对“人”的照拂是他一以贯之的价值观念，在某种意义上，这个根本上的价值观念决定了郑洞天导演的艺术高度，也影响着他教学育人的深度。同时，郑洞天认为：“从事电影的人必须热爱生活，要有投入生活、投入社会的热情。”一个好的导演、好的创作者一定是“热爱生活”的，只有以热爱生活的态度去观察生活、体验生活，才会看到和发现生活里那些细枝末节的、甚至是不被常人所察觉到的趣味所在，而这是一个好的导演、好的创作者的基本素质，也是一个好导演区别于他人的最关键的素质。我想这对于我们当下的电影教育、艺术教育实在是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如今，跟十几年前、二十几年前相比，青年力量的导演技法、艺术技巧显然都有着很大的成长，然而我们看到的不少作品就是少了些“人”的味道，当技巧大于情感，那么技巧就会掉入陷阱，成为一种形式化的“套路”，无法从内在情绪上感染打动观众。
在电影导演、电影专业教授的身份之外，郑洞天还是一名电影批评家和理论家。他发表在《当代电影》1987年第1期上的《仅仅七年》，就是一篇宏论，有历史价值和历史眼光，更有犀利的敏锐的洞察力。比如，他认为张忻与李陀1979年发表的《谈电影语言的现代化》“具有独特的创新思想，充满勇敢的探索精神，为中国电影今后的发展找到了新的途径”，这个判断非常精准。
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和新世纪之交，很多研讨活动上都能看到郑洞天的身影，听到他精彩的侃侃而谈，感受到他的非凡气度、猎猎雄风。他们那一代电影评论人，都以不尽相同的审美理想、批评模式和殊异的主体意识、心智趣味，共同促进电影创作的繁盛和文化的鲜活气氛。那时的他，是我心目中的学术江湖的偶像。他不管是电影文本分析还是电影现象评介，都直中要害，颇见对电影认识的功力。郑老的电影批评有一个特点是在磨砺中生成，于回旋中前行，与时俱进，不变的还是对人的照拂。
比如他谈到商业片。1984年7月25日至31日，“导演艺术学术讨论会”召开。会上，导演郑洞天提出：“自有电影直到当今，世界上每天生产的影片绝大多数是以商品性为主的影片，即使是那些艺术价值较高、在电影史上留名的少数‘艺术电影’，也无不具有商品性的成分。近年来，这两类电影的相互吸收还出现了相互融合的趋势。”郑洞天还说：“商业性”这个“幽灵”这一次在中国大地上“徘徊”，不像是历史的简单重复，并没有明显的政治背景，问题的提出“主要出于经济上的原因”。他认为，电影自有其艺术规律，蕴含着创作者的思想，只是这些文化和思想承载在不同的影片里，不在于一部影片是专门的商业片或是专门的艺术片，所以说，与其说界定商业片还是艺术片，不如说是怎样在一部电影中最大限度地将电影的商业性和艺术性结合得更好。这样的认识一方面体现出艺术性的立场，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是站在观众角度去思考。
在这个发言中，郑洞天还说：“国家包下来的影片发行方式、‘饥不择食’的广大观众市场, 使我们多年来感觉不到许多影片实际上没有人爱看的现实。现在条件稍一变化，‘给什么看什么’的局面立即烟消。”因此，他的兴趣点和关注方向，还是观众，是历史的大势和人。
郑洞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便提出要开发“观众学”研究，指出：“观众学应研究社会意识的动向、观众审美情趣的变化、各种层次观众对各类不同影片的反响和要求，国内外受观众欢迎和不受欢迎的影片的经验等。”这些内容实际上就是今天大数据分析观众观影取向、偏好的雏形，而郑洞天提出来的时候，中国电影尚未建立产业体系，足见其高瞻远瞩。
无论是郑洞天导演，还是郑洞天教授，抑或作为评论家的郑洞天，我看到的、感受到的是我们尊敬的郑洞天先生的光华流彩、颖然风神，是郑洞天这个鲜活、丰富的人，这个有趣的灵魂。现实是一面镜子，是一个倒影，我们看向它的时候，映照的是自我的精神世界，只有真正热爱生活、热爱他人的人，才会从其中看到人的完整性，理解人的多向度和世界的复杂。也正是这样，郑洞天将对人的观照从生活延伸到创作，再扩展至教学育人和更大的世界，形成了自我的电影宇宙，别具一格。
（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院二级研究员、中国传媒大学艺术学部学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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