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小说家所扮演的角色，各有各的说法，莫言说是报信人，王安忆说是讲故事的人，而在文学史上，人们一定记得巴尔扎克所强调的书记员角色。但读了严歌苓的长篇新作《舞男》，我对小说家身份角色有了新的认识。小说家是讲故事的人吗？或许是，或许不是。但在我看来，还有更为重要的担当。一个男人和两个女人的故事，在新闻报道和各色言情畅销书中，并不缺乏，但只有落到了小说家笔下，这些故事好像才有了真正的生命。想想文学史上《安娜·卡列尼娜》，在一般写手眼里，充其量也就是一个女人出轨的故事，但托尔斯泰却将它变成了照见俄国社会的一面镜子。《红楼梦》中男男女女一大堆，弄不好也会变成一部情史，但曹雪芹却以神奇之力，将《红楼梦》变成了一部惊世骇俗的千古之作。所以，小说的不凡之力，梁启超用“熏”、“浸”、“提”、“刺”来形容。能够做到全方位调动作品神奇魅力，打开故事之门的小说家，才是真正的小说家。
严歌苓的《舞男》属于纯文学意义上的小说，与网络、时尚、流行、畅销没有多大关系，作者关注的是人性。一个错过了青春期的跨国律师行经理张蓓蓓，在舞厅遇见了青年舞师杨东，他们有了同居生活。后来杨东又与四川打工妹有染，还生下一个男孩。张蓓蓓将杨东找回来，愿意结婚，愿意抚养孩子，风波似乎过去了。但不久四川妹子找上门来，名义上是看自己的孩子，实际是一次次索要钱财。张蓓蓓决定带杨东和孩子远走美国，也就在此时，打工妹又来了，家里发生冲突，小区保安赶来，赶走了四川妹子，杨东也不好意思再住下去，只得带着孩子离开了张蓓蓓。这样的故事，在一般读者听来感觉有点八卦，但严歌苓却化腐朽为神奇，将它写得波澜起伏，直指人心。这其中的原因，在于作者充分调动了小说的诸多元素，对故事重新加以改造。严歌苓是一位职业作家，职业作家与一般写手相比，最大的区别在于职业作家对小说有着自己的信念和追求，他/她不会为了短暂的市场效应，盲目迎合和取媚读者。严歌苓在总结自己的写作经验时，常常谈到人性的极致问题，她愿意用自己的小说来探讨在一种特殊的环境中，人性的强弱。所以，面对今天这个社会，她选择上海这样的都市环境来测试人性的强弱。在作品中，故事的叙述者是一个1940年代据传是被误杀的汉奸诗人石乃瑛，石乃瑛的出现，是因为张蓓蓓和杨东相遇的舞厅，与这位现代诗人有点关联，并且他们俩都愿意谈论这位诗人，由此故事在历史与今天的维度上，交叉进行。一开始，似乎是在怀旧，张蓓蓓与杨东像久违的情人，在梦一般的老上海舞厅中相遇。他们被时光感染，被现代诗人石乃瑛的传闻感染，很容易就走到了一起。接下来，轮到石乃瑛出场了，他像一个时光幽灵，穿梭在今天与以往岁月，不时地叙事，又引领故事情节，好像时间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上海的旧时春光重又乍现。但时间的阻隔在人性强弱的不同支点上，还是留下了岁月的痕迹。在刀光血影的1940年代，人性是包裹在国家、民族等宏大意义之中，表面上是汉奸，其实是卧底的民国诗人石乃瑛，终究因为敌不过情的纠缠，付出了生命代价。而在革命淡出的后革命时代，阶级斗争是不谈了，但金钱的诱惑，让人性的强弱变得更加鲜明。原先在文学作品中，被革命大义和阶级斗争摧毁的人性，在今天和平的日常生活中，重又抖擞登场。严歌苓让我们看到，政治经济上的弱势，并非真正的弱势，那些看似弱势的打工妹和类似杨东这样的工人子弟，对金钱的欲望，远远强于像张蓓蓓这样的所谓成功人士。张蓓蓓们即便沦落到衣食堪忧的地步，大概也不会像打工妹那样毫无顾忌地索要钱财。所以，张蓓蓓看似强势，其实外强中干，经不起四川打工妹子的冲击。当然，严歌苓不是要做道德上孰是孰非的评判，而是希望在小说层面展示人性的强弱，这是《舞男》超越一般情爱故事的要义所在。
严歌苓与很多中国作家不同，她对人性和历史的批判，不是延续着现代启蒙传统，像鲁迅、巴金那样，站在精英立场，从高处俯看世界，控诉旧制度大家庭，相反，她对大家庭和旧时的人物，怀有深深的眷恋和同情。这是不是源于她与上海之间的血缘关联？反正她与乡土的东西格格不入，而她对都市文化，似乎有着天然的亲缘。看看她的《陆犯焉识》中的那个上海男人，在很多人看来，百无聊赖，百无一用，但在严歌苓心目中，他却是一个值得同情的英雄。严歌苓对张蓓蓓们的描写，延续了她对都市人物心态的关切。张蓓蓓这位有点虚荣且略带无聊感的都市女性，在几位人生导师的带领下，体味人生。但带她领略人生课程的几位老师，也不是特别的人物，而是都市生活的常客。传闻中的海上诗人石乃瑛，是张蓓蓓的精神之父，他的生生死死召唤着张蓓蓓对于情与爱的浪漫想象。而毫无道德底线可言的杨东和四川打工妹，则教会了张蓓蓓丢掉幻想，以丛林法则对待生活。与那种理想主义精神高涨的文学写作不同，严歌苓好像是带有市民世俗精神的气质，她没有高攀英雄，对于像神一样高大的英雄人物，她的创作一直回避。她喜欢那些小人物，她一点都不惊讶这些人身上的种种陋习和难以抑制的欲望，她理解他们，但也仅此而已。这种有节制的处理方式，或许是乡村诗意消退之后，文学的冷静。想想看，沈从文《边城》中的翠翠，如果今天还在，应该就是严歌苓《舞男》中的那个打工妹。如果严歌苓还是采用沈从文的笔法，一味抒情歌唱，那不仅失真，而且很乏味。倒是像《舞男》中的冷处理，反倒显得别出心裁，独树一帜。她没有将全部的同情都倾斜到杨东和打工妹这些底层身上，但也很难说一点同情都没有。故事的重心不再是男男女女，而是转向了人性的思考。在不同的生存环境中，有没有一种共同的人性呢？严歌苓希望是有的，但她的小说却在不断质疑，要不杨东、四川打工妹和张蓓蓓之间为什么这样难以沟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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