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泥地》（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4年11月出版）是刘庆邦的最新长篇力作。虽然说这部小说仍旧写的是乡土农村的现实生活，但其思考的方向并非城乡二元对立框架下的现代乡土社会的结构变迁（《到城里去》），也不是历史和现实纠缠下的农村苦难（《平原上的歌谣》、《遍地月光》），更非原乡想象中的静美的乡土景观（《遍地白花》、《梅妞放羊》）。这部小说思考的，是现代转型中的乡土社会的困境及其宿命，所谓“黄泥地”，即这种困境——一旦陷入其中，便难抽身——的象征性意象和表征。
一
小说从房户营村的政权更迭起笔，村里的换届选举，老支书房守本的儿子房光民成功上位，这一父权子替现象引起了村民们的普遍不满，因而掀起了一场自下而上的“倒阁”运动。表面看来，这是一部描写乡村权力斗争的小说，所谓你方唱罢我登场，有点像关仁山的乡村小说（如《天高地厚》、《日头》等），及其刘震云的“故乡系列”小说，重写现实的意味很浓。确实，“倒阁”成功后房光金治下的乡土农村，同其前任房光民和房光民的父亲房守本“在野”时的农村，并无本质上的不同，甚至可以说反而更毫无约束和肆无忌惮。这样一来，从结果反观村民们当初所展开的“倒阁”运动，其实是合法性不足的。
这当然不是说村民们当初的“倒阁”就不合理。就权力的父子相替而言，这一现象本身有其诸多可圈可点之处，其封建主义的阴影难免让人浮想联翩。而事实上，村民们当初反抗房光民房守本父权子替的背后，有其历史和现实的所指。房守本治下的农村，处于特定历史与现实的交接，“文革”的阴影及其专制主义的噩梦，是部分村民们萦绕不去的幽灵。可以说，正是这一历史遗留赋予了村民们的反抗以道义上的合法性：他们反抗房守本的儿子房光民接替村支书这一行为折射出竭力走出历史阴影的渴望和努力。但问题是，他们反抗，既没有彰显“极左”思潮所造成的精神肉体上的双重创伤，也没有明确的主张。只是为反抗而反抗，其结果就变成了所谓“城头变幻大王旗”，变化的只是当权者的个人，权力的压迫本质及其功能并没有任何变化，而民意——村民的意志——也仅成为权力斗争的武器，并无实质的意义。
这就涉及到两个命题，一是民意的滥用和限度问题，二是权力的主体问题。就这部小说而言，民意虽具有表面上的合法性，但既不能无限夸大，也不能没有限制。任何以民意之名而并不为民谋利的行为，其实都是对民意的强奸。《黄泥地》的写作正是这一方向上展开了对民意的深刻反思。刘庆邦通过这部小说告诉我们，民意一旦同权力斗争纠缠在一起，其危害性往往会更大也更具迷惑性。而这背后其实也表明，民意只是一种标榜和填充物，权力才是真正的主体。
在这里，显示出来的正是福柯意义上的权力观，及其生产性的结构主义特征。权力是一种结构系统，而至于权力结构中的个人或个体，并无根本的主体性可言，其充其量是一个功能位置，因此，权力斗争所推动的只是权力的客体——行使人——的变化，权力的功能并不发生改变。从这个角度看，如果不能对权力的本质进行反思，所谓父权子替与民主选举，本质上并无不同之处。可见，权力的核心问题不在于是否真正选举，自下而上，或自上而下等形式，而在于权力本身。房户营村村民鼓动同乡中学教师房国春挑头倒阁，房国春不由自主地卷入其中，但他意识不到这点，所以他失败了，并且失败地很惨。相比刘震云式的隐喻书，和关仁山的现实与历史的纠缠，刘庆邦显然别有怀抱，他既无意于解构或嘲讽，也并非仅仅在反思现实和历史。
二
在小说中，还有另一条线索，就是房国春的抗争之路。他先是被村民哄抬出来挑战村支书一家，而后演变为为自己的诉求上访，又被别的上访户鼓动，他的后半生都是在不断的上访和抗争中度过。近几年来，表现上访题材的小说日渐增多，官场类型（包括反腐题材小说和官场小说）之外，刘震云的《我不是潘金莲》（2012）、贾平凹的《带灯》（2013）以及刘心武的《飘窗》（2014）等小说都有涉及。上访或信访是中国现有政治体制和权力模式中的特殊现象，就其初衷而言，是为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应运而生的一种制度性补充。但若从历史的渊源来看，上访现象中的自下而上的模式，带有中国古代权力结构中的拦轿告状乃至告御状的历史痕迹，其反映的是民众对朗朗乾坤公平世界的一厢情愿式的想象：寄希望于包公式的青天大老爷或上达天听以解决现实中的矛盾和不公正现象。小说中房国春的上访就带有了这样原乡式的想象，他不断的接二连三的上访，就是寄希望于某天某个大人物的明察秋毫，于是问题随之得到解决。但终究，信访制度不同于古代的告状的地方就在于，其虽可以逐级上告，但最终问题的解决却必须依靠低一级的权力机构（如县乡政府）。这是一种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方式的结合。换言之，信访制度是现代官僚科层制度中的一部分，而非古代统治制度的现代传承。房国春看不到这点，他的失败不可避免。另外，房国春的悲剧性处境还在于，他的反抗和上访这一“能指”缺乏一个明确而稳定的“所指”，其对象不断变化，他的上访所指向的对象包括村支书、乡长、乡党委书记、学校的党委书记，等等“上告的对象越来越多，告状的雪球越贵越大。同时，他从反面获得了继续上访的新的动力，下面的官僚们这么不讲理，不上访真不行啊，不上访真的对不起党啊！”至此，他的上访就不再仅仅是为了现实诉求或利益，而逐渐演变为一种姿态和仪式，某种程度上就成为对整个现代官僚制度的反抗的象征。这里需要看到，房国春的上访，也是一种德里达意义上的“延宕”。当上访的对象不断变化和游移，上访成为一种姿态时，这时的上访显然已经距离其原初意义上的公平公正的诉求实际上很远。从这个角度看，房国春的上访的展开其实是对其上访行为的内在颠覆和解构。这与《我不是潘金莲》和《飘窗》等小说中的主人公的上访截然不同，而带有一种“后寓言写作”的倾向。
另一方面我们还要看到，房国春的思想中有一种浓厚的封建士大夫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兼济思想。这一思想在古代并没有问题，但若放在当今可能就有问题。在古代，士大夫阶层是国家权力阶层的重要组成部分，兼济思想是内在于他们的群体存在的抽象，古代士大夫的兼济天下并不指向具体的个人：其天下并非天下人的天下，而只是儒家构想中的天下。房国春则不同。他只是一名现代民族国家中的教师，是现代性的社会分工下的专业知识分子。随着社会分工的越来越精细，和现代科层制度的建立，人们往往只能各司其职，各务其本，房国春作为教师，他的本分被限定在教书上，是传道授业解惑，而不是其他。他不是权力阶层的代表，他的兼济思想就显得荒谬且荒诞了。房国春的悲剧正在于时代的错位及其其身份认同的混乱。他以古时代的士大夫的抽象的人生信条加之于现代社会分工下的庞大而严密的技术社会，其悲剧不可避免。
但问题是，房国春为什么会这样的固执？他是否真的高尚？显然，他的人格和个人修养并不见得多么的伟大，他既非梁生宝、萧长春式的农民社会主义新人，也非《白鹿原》中朱先生那样的传统道德的化身，他的固执背后，是中国知识分子（士大夫阶层）的精神传统在起作用：传统知识分子的清高孤傲、自命不凡和精神上的优越感使他挺身而出，以身对抗现实。在当代中国，有些知识分子题材小说多从这个角度塑造知识分子形象。阎真的《沧浪之水》和刘醒龙的《天行者》都是其典型。在这些小说中，知识分子主人公常常依靠其背后强大的知识分子精神传统介入现实；以精神对抗现实，是这些知识分子现实困境及其宿命的重要根源。如果说对于《天行者》中的乡村知识分子（民办教师）而言，知识分子精神传统还多多少少是他们安生立命的前提——他们非工非农，不如此不能显示自身的存在价值——的话，那么对于房国春而言，知识分子的精神传统则是自我虚妄中的自负和自大。民办教师作为乡村社会中的边缘群体，他们必须依靠知识分子的精神传统以获得身份上的认同和自我的定位。房国春则不同。他作为公办教师，处处觉得高农民一等，这一优越思想是他被鼓动起来的内在原因。他自认为可以为村民“代言”为苍生立命，就像古代的兼济天下的士大夫阶层一样，但他其实是充当了村民权力斗争的工具而不自知，其荒谬可悲之至，让人扼腕！
在这几部小说中，《沧浪之水》尤其具有象征性。小说中，主人公（也包括作者叙述者）在想象中虚构预设了一个知识分子精神传统同现实的尖锐对立，知识分子似乎只有在同现实的对立并对其展开的批判中才能显示自身的存在，这样一来，主人公在现实面前的连连挫败就不可避免，而其要想改变厄运，就必须摆脱自身的精神传统的束缚：其主人公迟大为最后官运亨通也是其义无返顾的抛弃知识分子精神传统的逻辑结果。小说正是从这一结构框架表现知识分子的困境及其悖论。对于这些小说而言，其象征意味正在于预设了知识分子的精神上的优越性及其同现实的格格不入，似乎不如此，就不能显示知识分子的合法性。但这样一来，其实也就置知识分子于不可挣脱的困境之中：知识分子注定了要为现实所不容，知识分子也不可能真正与现实对接。以此观之，《黄泥地》展现的与其说是房国春同现代官僚制度的矛盾，毋宁说是知识分子精神传统同现实语境的矛盾对立。
事实上，这也是一直困扰知识分子写作的难题所在。虽然说强大的精神传统的存在，使得知识分子并不总能很好且没有障碍地认取现实，但也正是这一矛盾，某种程度上构成了知识分子题材写作的张力结构，始终制约着知识分子们想象现实介入现实的方向与程度。就其与现实的关系而言，也大致形成了几种模式，它们主要有介入型（“干预生活”）、若即若离型、疏离型、融入型和隐喻象征型等等。近几年来，知识分子写作又表现出了反思启蒙的倾向。思想启蒙所指向的某种程度上就是现实批判。现实诚然有各种问题，但我们的知识分子写作如果仅仅停留在批判或简单的启蒙、救赎等层面，这样的现实叙述并不能解决任何问题。
刘心武的近作《飘窗》很有代表性。刘心武是新时期以来率先高举知识分子启蒙者大旗的作家，其主人公班主任张俊石那句“救救被‘四人帮’坑害的孩子”（《班主任》）让我们想起了鲁迅“救救孩子”的大声呼喊。但也是刘心武，在经过了几十年来的社会思想启蒙的探索思考之后，在《飘窗》中开始重提启蒙的反思的命题。在这篇小说中，刘心武试图告诉我们，启蒙者如果以高高在上不介入的姿态（飘窗的位置）俯视众生，这样的启蒙其实是苍白无力且不具备现实的阐释力的，其既不真正理解阐释中国当前的复杂现实，也不具备真正向现实提问的能力。《黄泥地》虽然没有提出反思启蒙的命题，但其从知识分子的虚妄的想象入手探讨知识分子的无力无能及其失语，却是让人警醒而震撼的。两部小说都提出了现实的阐释及其如何提问的问题。房国春以批判的高高在上的视角看待现实，其实是距离现实很远。他被一种虚妄的知识分子的精神传统支配，既不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也缺少真正认识现实的勇气，从这个角度看，他的失败不仅仅是个人的失败，而毋宁说是知识分子精神传统的失败，是知识分子传统面对现实失去阐释、分析、判断能力的失败。房国春的悲剧在于，他并不是活在现实生活中的人，既不懂得乡土社会的村情、世情和国情，也不懂得现代社会的权力制度的复杂性。他以他的精神世界对抗现实的强大，其失败不可避免。小说以房国春的悲剧告诉我们，面对现实，知识分子首要做的不是批判或批判的姿态，而毋宁说是分析、阐释并提出自己的真正的问题。知识分子如果失去了针对现实的提问题的能力，其存在的合法性其实很可疑的。小说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向我们提出了现代知识分子的现实位置问题。
三
虽然说刘庆邦的乡土小说多有批判现实及历史的地方，但其更多地还是在思考乡土在现代的转型中的命运及其宿命。他的小说中的乡土，综合起来，常常呈现为一种分裂的景观。要么就是《遍地白花》和《梅妞放羊》等等之类未受浸染和侵蚀的乡土，全然看不到现代世界的光芒。要么就是像《到城里去》那样，不懈地做着“进城”的梦，再就是苦难、野蛮和封闭，如《遍地月光》和《平原上的歌谣》等。这样一种多面的乡土景观，彼此各不相同，显示出乡土的不同侧面。但乡土真的容许不同侧面呈现吗？其实在这些小说中，刘庆邦一直在思考着一个命题，那就是乡土的现代转型及其宿命。随着城镇化运动的加快，传统乡土不复存在，乡土已成为城市文明的附属存在，在这种情况下，乡土的意义何在？其意义又如何呈现？
刘庆邦的小说很多都有题材上的开拓，像《平原上的歌谣》直写三年自然灾害，《遍地月光》写地主阶级在“文革”中的命运，等等。但题材上的拓展并非刘庆邦小说的主要价值，其主要价值还在于写出了乡土农村在现代社会中的不可逆转的宿命及其悖论所在。《遍地月光》中金种的最后一次还乡，虽然是作为结尾一笔轻轻带过，但其实是点睛之笔。金种虽作为改革开放后最先来到城市（县城也是城市的一部分）并首批获益的象征，但其回到乡土却不被认可。这样一种错位，当然是金种悲剧性宿命的隐喻，但其显示出来的却是城乡对立框架下的悖论所在。乡土农村观念的顽固虽然显示出金种的宿命的强大，但其实也从反面提醒着金种：“到城里去”，“到城里去”，不要回头。刘庆邦以金种的不可改变的宿命象征了乡土农村的观念的强大，却不期然间把金种推向城里：乡土的颓败势所必然。而这，恰恰是其另一著名中篇《到城里去》表达诉求。到城里去，不被城里人接纳，而回到乡土，乡土也不认可。这就是金种式的宿命，是处在城市和乡土的边缘人的尴尬处境。
这样一种尴尬既造就他的主人公的悲剧性的命运，也内在地形塑了他的主人们的倔强性格。这可以说是互为因果的关系。正因其尴尬，他的主人公才要抗争、才显得执着，但也正因为其倔强，又导致他们的悲剧性的宿命的延续。金种的一而再再而三的出逃如此，宋家银（《到城里去》）的漫漫进城路如此，《黄泥地》中的房国春的不停的上访也是如此。但正是这倔强的叙述，显示出刘庆邦的独特的思考所在。倔强在他的小说中，从两方面显示出其存在，一是对所处现实的不满，一个对自身内在信念的执着。刘庆邦以其倔强的主人公的形象显示出其对现实的批判，但又不局限于此。对于现实主义题材小说而言，要做到对现实的批判并不难，难就难在批判之后的思考和真正有效提出问题的能力。余华的《第七天》和盛可以的《野蛮生长》，就其对现实/历史的批判力度而言，确实尖锐，但小说的写作如果仅止于新闻事件的集锦式的显现、并置或倒影，其与新闻报道之间并无本质的区别。刘庆邦虽然在这些小说中并没有有效地提出问题，但他却通过这一倔强的形象呈现出了历史发展的“势”之所在。倔强的形象的意义正在于彰显其背后的推动力的内涵。推动宋家银的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城乡差距及其两者间的内在冲突。对于金种而言，其内在的矛盾则在于他认识不到历史激荡的时代（如继续革命的激进现代性进程）自己争取主宰自己命运的不可能。同样，对于房国春来说，他的悲剧则表现在坚硬的现实面前他过高估计了自己的能力，以至于一败再败。房国春所面对的并非个别官僚，也非愚昧的村民，而是现代权力机制、利益考虑、以及人心的冷漠所织就的无形的网，他被罩在其中，如陷入雨后的“黄泥地”一般，无力无能且不可挣脱。
而这，其实也提出了另一问题，即固执背后的对自身困境的反思的可能。宋家银和金种们认识不到其背后的历史推动力，所以只能被动前行。但房国春则不同。他是知识分子，他的固执和倔强表明他实际上缺乏对自身信念及行为的反思。他被情势推动，却不自知，他的悲哀乃至悲剧，从这个角度看，就不仅仅是他自己的，而毋宁说知识分子乃至人类命运的象征。他不仅不自知，还以此教育子女，对待妻子，以至于于无形中充当了历史情势的独裁者和实践者的角色。他的家庭，没有任何温情可言，有的只是知识分子的精神上的不近人情的高傲倔强。他的儿子房守良，从小被他打骂，苛责，以至于主体性丧失，而变得懦弱不堪；妻子则始终处在他的精神的优越性的笼罩下，作为一种附属性的存在，过着一种隐身人的生活。可以说，这是一个被知识分子的精神传统严重异化以至于达到对日常生活的压制、改写的形象。日常生活与精神传统的“耦合”使得房国春及其家庭严重分裂。自己的世界中既没有日常生活，而又在现实世界中另僻出一个精神传统的存在，自己寄寓其中。这是一种双重意义上的自我阉割：以精神传统阉割了日常生活，又拒绝进入现实日常，其结果可想而知。
房国春虽然说代表了“传统乡村文化”的可贵的方面，但他既不了解中国的复杂现实（乡村现实），也缺乏反思反省的能力，其走向个人乃至家庭的毁灭并不是偶然的。小说以他的悲剧性命运的书写，其实是提出了知识分子面对现实的有效发言（而非仅仅质疑）及其反省反思的命题，从这个角度看，其与刘心武在《飘窗》中提出的知识分子启蒙角色的反思的命题有彼此呼应暗合之处。两部小说都提出了知识分子如何面对当前现实语境并安置自身的问题。这是摆在当今知识分子面前的亟待解决的难题，不容回避。
《黄泥地》中的房国春，显然是费孝通意义上的传统“乡土中国”社会中的社会贤达，但他所处的却是现代意义上的现代性乡土社会。这一时代的错位，纠缠于权力的斗争、知识分子的精神传统及其同现实问题的复杂关联中，使得小说格外具有症候性。现代转型中的乡土社会，其所面对的不仅仅是权力的更迭，人事的变迁，更是观念的更新，和人的宿命的重现，刘庆邦在这部小说中以乡土型知识分子房国春作为主人公，显示出来的正是作者自身对这些问题的理解、困惑和深入的思考。从这个角度看，这也是“乡土中国”向“现代中国”转变的寓言式书写及其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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