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天马的长篇小说《哀牢深处》结构宏大，讲述了云南百余年来的变迁。其中的“哀牢”是云南的一座山名，小说的主人公之一唐纪元就是从哀牢山建功立业的，小说中他有一段表达心迹的话，这段话也可以看作是唐天马写作这部小说的表白：“这块土地需要他留守，国家需要他留守，这是他唐纪元神圣的天职。他必须下决心，把一个家族的根深深地扎进这片炽热的土地，深深地扎根于这里的人民之中，真正和他们融为一体，并连续大地，紧紧地拥抱在中华大地的怀抱”。唐天马正是怀着这样的愿望写了这部小说，小说名“哀牢深处”不仅表达了他对故乡的眷念，更表达了他希望哀牢山从深处走出来，让世界看到它的风采。
从历史叙事的角度看，《哀牢深处》也许是第一部全面反映滇南地区自近代以来百余年的历史变迁的长篇小说。小说基本上写了以下几桩历史事件：蒙自开关、“辛亥革命”、“云南重九起义”、“蒙自兵乱”、修筑滇越铁路、个碧石铁路、滇越铁路保卫战、西南联大文法学院迁驻蒙自、南湖诗社、修筑蒙自军用机场、滇西松山之战等等。将这些重大历史事件讲述清楚固然不容易，更加难得的是如何将这些重大历史事件与小说情节衔接起来，让历史事件成为情节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在这一点上，作者充分发挥小说的虚构和想象功能，将小说中的人物安排到历史的真实人物身边，将一个个互不关联的历史事件串了起来。比如滇越铁路有一座横跨大围山峡谷的五家寨人字桥，是整个铁路建设中最艰巨的工程，堪称建筑奇迹，被列入《世界名桥史》。显然，在讲述滇越铁路建设这段历史时，不应错过这座人字桥。但人字桥的设计出自一位法国女工程师，是法方工程运行中的事情，如何将其转化到讲述滇南历史的中国故事之中，唐天马便做了这样的处理：他让唐志鹆作为滇越铁路建设总公司中方总经理，参与到了工程进程的每一个环节中。这就使得小说细节充满情趣，也让人字桥多了一些中国元素。
在中国文化传统的理念里，家族往往与历史相辅相成，也就是说，一个家族的兴衰，背后反映的也许就是历史的兴衰。唐天马自然也会把自己的家族放到滇南历史命运变迁的大背景下去考察，于是家族叙事与历史叙事有机地融为一体。这决定了《哀牢深处》的结构特点，它貌似一株家族之树，不断繁衍分枝。其中最为枝繁叶茂的一代，应该是唐洪道的儿女辈：唐志鹏、唐志鹄、唐志鹇、唐志鹤、唐志鹆。他们有的从事实业，有的从军，有的留学，将唐家的精神脉络延伸到了滇南历史的方方面面，展示了一个家族伴随着社会与历史的进步走向兴盛的未来。唐天马有很浓厚的泛家族主义意识，他在题记中写道：“在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牺牲之后，唐家的血脉不断；在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磨难之后，唐家的精神不灭。这便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希望所在”。显然，唐天马看重的并不是唐家某一具体真实人物对国家和民族的贡献，而是将唐家作为一个整体，在国家和民族的重大事件中都应该能够看到整个家族的身影和精神。
唐天马在小说中完全虚构了唐家的一个家族的繁衍成长。唐纪元是这个家族叙事的源头，他是清朝军队的左将军，率部前往滇南平息叛乱，而后被清朝廷任命为滇南巡抚，仅用几年时间就将滇南治理得井井有条。但某年的大旱灾导致各地暴乱，唐纪元断然拒绝撤退到安全地带的建议，领头迎战乱军，在战斗中牺牲了性命。历史上并不存在一个叫唐纪元的滇南巡抚，这样做是要冒风险的，因为这部小说还包含着历史叙事的成分，读者自然也会以历史叙事的逻辑来对待唐纪元。所幸唐天马并没有在唐纪元这个人物上大做文章，也许他明白这一风险。
说到底，唐天马写这部小说是要释放他内心强大的英雄情结，因此无论历史叙事也好，家族叙事也好，最终都是为了让英雄叙事变得更为丰满。小说从开始讲述唐纪元的故事时就确立了英雄的基调。从小说的内核来看，唐纪元的故事可以说才是这部小说真正的楔子，它所起的作用就是为小说确定了英雄的基调。这一基调在唐纪元被封为滇南巡抚后的一个抒情性的场景中得到了明确的传达：唐纪元接受圣旨后返回兵营，思绪万千，便有了我在文章开头所引用的那一段真诚的表白。此外，唐纪元即将去迎战乱军的前夜，预感到此次战斗凶险，也许一去不复回，他在家中对儿女作了一番交代和叮嘱。这番交代和叮嘱也就意味着英雄的主题已由唐纪元传递到了他的下一代，真正波澜壮阔的英雄实践是由他的下一代唐洪道开始的。从英雄叙事的角度看，唐洪道是具体的实践者。而到了唐洪道的下一代，他的几个儿女们的英雄叙事，则主要是在英雄内涵的丰富性上做文章。
唐天马更钟情于军人类型的英雄，这大概与他曾经是一名军人有关。了解到这一点后再读《哀牢深处》，不禁恍然大悟，书写这部小说不就是唐天马的一次向英雄致敬的举动吗？威廉·詹姆斯曾说过：“人类关于现实的普遍本能……始终是把这个世界从根本上当作英雄主义的舞台。”这句话似乎非常适合描述唐天马的心理状态，无论是在战场上，还是在商海，更不必说在文学写作中，唐天马都是将其当作英雄主义舞台来对待的。
在一个小说文本中，同时存在着三种叙事意图，每一种叙事意图都会生长出一条情节线，三条情节线交互发展，必然构成繁复叙事——这无疑也对小说的叙事带来了极大的挑战。首先要做到价值观与历史观的协调和平衡。家族叙事基本上是从价值观出发的，而历史叙事则主要是从历史观出发的。面对具体复杂的人和事件时，一个人的价值观和历史观可能会发生冲突，总体来看，唐天马做到了二者的协调和平衡。比如，新中国成立前夕就是一个难处理的历史结点，唐天马在处理这一时间节点时做得比较成功，小说中，身为国民党高级将领的唐志鹄希望全家人都和他一起移居到香港或海外，全家人都等着长辈唐洪道作出最终的抉择。唐洪道认为唐志鹄等人应该离开，而他和另外几个儿女则应该留下。也就是说，在唐天马的笔下，不同人物的不同选择都具有历史的合理性，他没有简单地用惟一的政治标准对历史作出评判。
其次是如何处理好真实与虚构的衔接问题。历史叙事是建立在真实的基础之上的，唐天马注意到了这一点，但他必须将虚构的家族叙事嵌入到真实的历史叙事中，否则二者无法交集。在这里，唐天马基本上采取的是寻找缝隙的方法。人们所讲述的历史真实不可能是真实的全息影像，会留下一些缝隙，或者说一些空白，将虚构嵌入到这样的缝隙或空白处，就会比较妥帖。比如写蒙自叛乱，虽然从头至尾都有唐志鹄的身影，但他基本上处在缝隙间，并不影响历史的真实性。
唐天马的创作的确有一点天马行空的味道，他并不在意已有的规范和被大家所认可的路径，因此也就有了《哀牢深处》这样的三种叙事并置的叙述方式。文学上的“天马行空”是值得赞誉的，但同时也要寻找与内容最为贴切吻合的表现形式。“天马行空”的文学作品同时也应该是“天衣无缝”的文本，以这一最高境界来要求的话，《哀牢深处》仍有提升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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