缀玉联珠的“连环短篇”制式，在世界文学史中不乏“前本”。乔伊斯的《都柏林人》，与舍伍德·安德森的《小城畸人》，都是扎实的尝试。师陀作于40年代的《果园城记》，也差可附于此列。他们都是以一组故事，勾勒“一时、一地、一群人”的生存状态，以“邮票一般大小的土地”之上的悲喜剧，作为变迁时代全部历史的提喻。在这一线索上，蔡东的小说正可视为一串“深圳-留州”的系列故事，一部中国版的“小城畸人”（尽管更多是在“反讽”的意义上成立）。也只有在这样的参照视野里，我们才能把握住蔡东最好作品的独创性所在，并将围绕她的写作而生出的种种似是而非的“概念”与“问题”逐一澄清。我们将看到，无论评论家出于何种善意的期许，蔡东并无意为“城市文学”代言，也无意以“小说”爆得社会理论家的“大名”。尽管“城”与“人”的关系，无疑是蔡东写作的核心问题，城市空间对于人性、人格、人情的形塑、限定、磨损、扭曲，也是贯穿蔡东每一篇小说的线索。但与探讨问题的“论世”热情相比，她真正的兴趣还是在于“志人”。对她而言，写作的动力源于对“人”的关情。男人和女人情感的攻守与进退、沟通的艰涩与欣喜、超越的可能与无望，于她有着最为持久的吸引与敬畏。
从“畸人”到“畸形”
蔡东笔下众生，几乎都是程度不等的精神洁癖。他们的故事，往往始于逃离“不喜欢的一天”的冲动。在他们身上，都“闪烁过理想主义的星光，有一种拒绝的力量：我不干，或我不需要”。在他们看来，世道纷乱如魏晋，于是倾慕言则玄远冷隽、行则高简瑰奇的名士风度。在最高的理想中，他们会成为庄子笔下超越尘嚣的“畸人”——“畸人者，畸于人而侔于天”（《大宗师》），不同流俗，而与天道相通，“彷徨乎尘垢之外，逍遥乎无为之业”。然而，庄子的“畸人”毕竟是吸风饮露的圣人，而蔡东捏出的小人儿，不过是些不彻底的凡人，是“上有老，下有小”的城市核心家庭中的饮食男女。他们无法挣脱社会规训之下的日常秩序，于是在理想的相继崩溃中，陷入深浅不一的精神危机。蔡东执着于书写当代人的精神症候，她往往以笔下人物理想/现实、出世/入世的悖论扭结作为发力点，在最为敏感和脆弱的“结合部”反复击打。
蔡东是写挣扎的高手。挣扎的不只是三个年轻人春莉、高羽、麦思（《我想要的一天》），还有短期出家的林君（《出入》），逃往山林的劳玉（《净尘山》），往生不得的康莲（《往生》），他们的逃遁最终都会落网。痴男信女们绝望地发现：我想要的每一天也不是我的，我仅仅度过了它。到了这里，我们终于可以理解标题隐藏的完整意义——“我想要的一天：不存在”。这是蔡东以笔剖出的精神症候：现代人不仅失去了对更高价值的实践能力，也失去了对另一种生活的想象能力。后者才是更深刻的失望，因为别无选择。在这个世界里，没有超越的“畸人”，只有在单向度的流水线中被扭曲而成的各种“畸形”。
这真是彻骨的绝望。好在，问题并不在这里停止。比如那些失败的男人，无疑是以肉身作为“畸形”的注脚。然而若在字里行间细加体味，蔡东对他们的态度，并非廉价的哀其不幸，也非激越的怒其不争，而是在悲悯中夹带欣赏。在蔡东眼中，男人们的失败，也同时是他们的伟大处。对于他们的言语志量，她实有着深沉的敬爱。这就让蔡东的写作，超越了狭隘的感伤情绪，和粗暴的社会批判，而具有了更深层次的问题意识。毕竟，人性的实质，最终不是个别的性格问题，而是“我”与历史、时代、社会的关系。
消逝中的“故乡”
概而言之，蔡东属于“深耕细作”的作家类型。她迷恋细节的风景，喜欢在小说的深层肌理中植入高密度的具象。这些细节稍纵即逝，往往与故事主线若即若离，却暗中推动着叙事的潜流，为小说洞开了表面之下的另一个世界。在当下快餐化的阅读环境中，这样的写作当然是奢侈的。她的小说读来轻松，却都不是容易的作品。它们不能提供简单的快感，也从不强求理解，只是安然地娓娓讲述。但当真正的读者带着足够的耐心前来，它们必将报以幽然心会的喜悦，以及河出伏流的吞吐之力。
“故乡”留州——“他乡”深圳，是蔡东为笔下人物的迁徙与逃离，构建的精确而又具有高度概括力的空间坐标。当它与当代历史的时间横轴叠加成系，在“留州—深圳”之间循环往复的双城记，无疑是颇具典型意义的“中国故事”。但如果更进一步，以“城市”作为尺度打量蔡东的写作，则需要小心辨析其中的内在倾向。如果与世界文学地图中的巴黎、都柏林等著名城市相较，我们可以发现，与普遍的观点相悖，“实名”制的深圳，在蔡东笔下并没有获得实体化的对待。没有区域、没有街道、没有沿革，没有风景或风俗的描写，看似具体的深圳，似乎只是一个来历不明的象征式存在。作为改革开放的窗口，深圳享受着现代化带来的经济成就，然而作者的关注重心，却在于它“移民城市”的身份。每一个主人公来到这里，都携带着留州的原乡印记。因此，与其说蔡东的小说是深圳故事，不如说是“留州人在深圳”的故事，是具有当代特征的“侨寓小说”。与深圳的兴起相比，留州的变异，显然倾注了作者更多感情。
春莉“离乡”时的决然，与麦思“返乡”时的幽怨，都在在昭示着，对于怀抱奋斗之心的年青人来说，留州绝非久留之地。然而尽管如此，在每一个故事展开的同时，留州依然是一个可以回去的地方。“还乡”的故事有不同的讲法，“到乡翻似烂柯人”是一种，“树犹如此，人何以堪”是一种，“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又是一种，但“年少做英雄梦，垂老归温柔乡”的落叶归根，无疑早已凝固为民族心理的“集体无意识”。无论这一生中有未做过英雄，总还有故乡的一片青山、一块净土，可以接纳你的倦怠之身，了此余生，或入土为安。
蔡东的忧惧也由此而来，“城市化”是一个趋同性的过程，留州和深圳渐成一体两面之势。在象征的意义上，留州是深圳的前世，深圳是留州的后果。大一统的现代化进程，吞噬着独特的性格与参差的美感，也威胁着人与城的依存关系。在《往生》当中。“发展”和“进步”改变着留州的面貌，也改变着人们的情感样式与日常生活。即使年逾花甲的一对夫妻，也不免卷入来势汹汹的历史进程。
如果说，《往生》中的老夫老妻心之所系，还是如何“活”得更好，那么《福地》则是关于怎样“死”的思考。在慎终追远的传统乡俗中，“死”是比“生”更大的事。《福地》的主人公傅源，45岁，在深圳打拼多年，已是小有所成。最近却接连被噩梦所扰，因为不久前挚友吕端过世，临终遗愿是回老家下葬。但吕端亲友从实际出发，把他葬在深圳的百龄园。此后傅源常感惴惴，似乎吕端魂无所依，同时兔死狐悲，亦有身世之伤。于是在大堂叔去世之时，他执意回乡千里奔丧。直到与父亲一起站在自家的祖坟边，听到高粱生长的声音，傅源才终于觉得自己“开阔，浩大，有来历”。因为有知礼儿、挡事儿的凤婶子，大堂叔的丧礼终得圆满。堂弟傅安实现了父亲的愿望，却禁不住唏嘘：“我把父亲送回来，我儿子还会把我送回来吗？”这也是傅源的恐惧，临别之前，他再次来到祖坟前，在榆树下向北而坐。远处的土地上，一条新的公路将要兴修，一户人家正在迁坟。
这一代人的“回乡”之旅注定是艰难的，因为“故乡”本身正在飞速消失。人们正在脱离原本深植的“福地”，成为“无根”的漂浮存在，复刻生产的“畸形”之人。所谓的“同质化”，其实是由地及人，失去了属于自己的“田”，精神气度的“奇”便无以附丽，这是卓尔不群的“畸人”难以产生的社会动因，也是我们，每一个当代中国人，在变革年代的历史命运。
“挣扎”和“天真”——蔡东的左手与右手
蔡东的小说，内含着强烈的自我描述和自我分析的欲望。在她讲述的很多故事里，主人公都是对象化的自我，在蔡东将他们置于渐次紧绷的挣扎中时，他们也分担着作者内心的忧惧。但在具体的操作时，蔡东有着远超年龄的老练——我们几乎不能在作品中找到她本人的原型，她的身影却又无所不在。例如，在《我想要的一天》里，如同托尔斯泰写作《安娜·卡列尼娜》时所做的那样，蔡东把自己一分为三，分别投射在春莉、麦思和高羽身上。蔡东赋予他们以独立的生命，而且爱着他们，并如我前文所分析的，宽厚地包容他们的软弱与缺欠，尊重乃至欣赏他们的失败。在这份超越同情的理解当中，实则包含着层层递进的三种和解：主人公与他们的命运、作者与她的人物、作者与她自己。写作对于蔡东来说，首先是与自己的和解，是一种“自救”，一种精神疗愈的模式。
蔡东创造的故事，都与“挣扎”有关。而作者沉浸而又超拔出故事的创作过程，同样是一种“挣扎”。在竹内好那里，强韧的主体“通过‘挣扎’而涤荡自身，再把涤荡过的自身从中拉将出来”，因而“挣扎”是“主体在他者中的自我选择”，“是进入又扬弃他者的过程，同时也是进入和扬弃自身的过程”。蔡东通过写作进行的“疗愈”，即是通过如此这般的“挣扎”而实现。因此，尽管蔡东的笔触伸向“人”与“城”的牵系之中，但与《都柏林人》、《小城畸人》乃至《果园城记》相比，她的写作具有强烈的内向性格。这样的特质，有时不免被视为一种“阶段性”的缺点。蔡东小说百转千回后的荡气回肠，需要心细如发的阅读，方能意会得丝丝入扣。然而我更在意的，是这种特质所内蕴的生长性，因为蔡东的写作，高度仰赖对于日常生活的精细观察，因而在对世事洞明、人情练达的追求中，便已隐含着对于世道人心的分析与阐释——而这既是社会性的，也是历史性的，同时仍然不失幽微与细腻的品质。
这是对于写作更高层级的追求——让人物承担问题，却绝不使人物注释问题；以故事浸润历史，而绝不让故事沦为背景。因此蔡东的小说，包含了一种自我消解的内质，“冷酷”到底后的“温暖”，“深刻”至极后的“和谐”，都被蔡东令人惊异地捕捉，并予以直指人心的表达。再一次与托尔斯泰相似，蔡东相信素朴和天真的力量。她和她的主人公，心灵深处都有一种“拒绝长大”的东西。她相信这些东西，其实是内心尚未崩坏的部分，所以她愿意尽一切力量守护和保存。因此，她珍视出于拒绝的挣扎，祝福不自量力的失败，并将失败相对化，努力为“失败者”寻找继续的理由与存在的根据。挣扎与天真、幽深与和谐、残忍与温暖，如同蔡东的左手和右手。她的写作的极致，将在左右互搏的张力中达成。
伟大的作家都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复杂宇宙，但在任何意义上，他们都是上帝献给世人的礼物。我一直记得哈罗德·布鲁姆评论狄金森时所说的话：“当人们精疲力竭或神志错乱时，就可以去阅读那些大诗人之作，因为从最好的意义上说，它们可以安慰我们。”我要感谢蔡东，因为她的小说，曾经真实地安慰过我。我希望它们继续向无穷的远方伸展，从一张桌子变成大庇天下的屋子，安慰那无尽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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