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纪实逐渐成为一种新的美学追求。太多历史和现实的真相远远超过虚构的震撼。直抵现场，以不虚饰不转换的真实感冲击人心，这恰恰是当前文学所缺失的。在记录战争这样的灾难时，作家尤其应有直面惨烈的勇气，以最大的真实表达对真相的尊重。
纪红建选择用战争亲历者的口述来进入现场。作者在众人的讲述中完善历史场景，这些讲述合起来就是一个完整的历史现场，丰富性从口述历史中呈现出来。作者给予他们充分表达的权利，大量生活轶事和方言俚语渗入其间，故事的讲述因而生动起来，跨过历史的烽烟，人物栩栩如生，如在眼前；但在处理受访者滔滔不绝的讲述时稍缺乏收束和节制，节奏较为单一，这就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露锋文外”“篇中乏隐”的不足，这也是当下纪实作品中存在的较为普遍的问题。
有人诟病报告文学惯常罗列数据，堆砌资料，但有一组数据作者刻意强调了两回。“1927年，贺龙在参与领导南昌起义时，所率领的起义部队8000多人中有3000多人是桑植籍；起义失利后，剩下不到1000人，贺龙仅带回8人回到桑植，但不到一个月，又有数千名桑植儿女毫不犹豫地加入红军；当时人口不足10万的桑植，竟先后有5万多人参加红军、游击队和地方红色政权，为革命献身的有1万多人。”数据本身就是震撼，不着一字，即为人心。纪实的魅力恰恰在此。
口述历史，直击真相体现着纪实创作的情感态度与力度，探寻人物和故事生长的历史文化土壤则考验着文学创作的思想深度。作者敏锐地发现了此地民歌与人们精神气质的内在契合。“桑植民歌不是为歌而歌，最早同样产生于劳动，那是在岩峰里生存，那是在绝壁上攀登，那是在艰苦拉纤中、背负不了、忍受不住抗争自然的哀号和呐喊，那是天底下最催人泪下的苦歌！革命战争年代，桑植儿女又用忠诚、血泪与生命，赋予了一曲曲或荡气回肠，或慷慨激昂，独特的灵性与高尚的灵魂。”
与其说在民歌里发现一段段历史，不如说在梳理一种精神传承。人们不断从祖辈们身上汲取力量，他们的故事又被后世子孙口口相传。精神的骨血就以这样浪漫而质朴的方式流淌千年，铸成品性。这是一个民族的品格，也是这片土地的性格。作者感动于这种深邃的精神内因，深知这才是托举人物和故事的厚重底子。于是他带着作家的思考从抗战故事的记录逐渐走向这片湘楚文化的内在肌理，人物和故事从土地上生长出来，血肉丰满，作品也因此有了思想与性情。
纪红建作为一个“70后”作家，有巨大的创作激情，近些年来，他相继推出长篇作品十多部，获奖众多。我一度担心作者在如此高产的写作中情感的奔涌会遏制住理性的增长，如今就这部新作的阅读体验来看，答案是令人欣慰的。他有意识地突破简单表现生活的维度，以理性和自觉来认知和发现历史生活的复杂性。
如果乡愁不局限于地域，而是一种情感归宿的话，这大概也是当代人的一次精神归乡，有了出发点，也就有了回望的方向，有了前行的勇气。寻找是我们的初衷，出发才是作品的目的，作品因此有了历史感，历史也有了当代性，这是作品最大的价值所在。“桑之未落，其叶沃若”，《诗经》里这样美好的句子在这里真是超越了爱情的意义，成为一方水土一方人的价值写照。
（《马桑树儿搭灯台——湘西北红色传奇》纪红建/著，湘潭大学出版社2016年10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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