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4年至2010年间，格非相继推出了三部长篇小说《人面桃花》、《山河入梦》、《春尽江南》，由于三部作品在人物上存在一定的承接关系，并且融入了作家对“乌托邦”这一母题的持续思考，因此又被评论界称为“乌托邦三部曲”。这三部长篇一经面世便引发文坛热议，其中原因除了由于格非总体文学风格“突变”所引发的传统与先锋论争 之外，格非对中国百年来的社会、历史、文化，以及当前中国知识分子的生存境遇和精神难题“失实求似”式的书写和寓言化的反思也成为批评界关注的焦点，如《人面桃花》揭示出民国初年革命知识分子在启蒙现代性诉求的刺激下萌生的夹杂着个人私欲的乌托邦冲动；《山河入梦》传达出工业化进程中知识分子在价值乌托邦与实体乌托邦选择上的灵魂叩问；《春尽江南》则直逼当下消费泛滥、物欲膨胀的社会现实和人文知识分子精神困境。由此可见，贯穿三部作品的思想内核是格非对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史书写和现代性勘探。因此，笔者认为，系统、全面的探究格非“乌托邦三部曲”的精神内涵和价值意义，可以更清晰地认知格非文学风格转变的背后动因，有助于我们更好的把握格非对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困境和出路等问题的思考，并可以从其建构的“乌托邦”幻象背后开掘出中国知识分子“现代性焦虑症”的精神传承和嬗变。
一
乌托邦与反乌托邦的终极悖论
格非，这个自称爱做白日梦的冥想者，一直以来都在执迷于对乌托邦命题的思考。论及原因，笔者认为，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乌托邦命题本身固有的复杂扭结的悖反性特点与格非对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社会、政治、文化内部矛盾的深刻体察以及对百年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反应史的深刻反省形成某种呼应。一如他在《人面桃花》和《山河入梦》创作谈中所说：“最初写作的动机是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后来看法兰克福学派，莫尔的乌托邦，孙中山的世界大同蓝图，你只要想去做这个桃花源，可能会有问题。用阿多诺的话来说，产生了强制、暴力和集权。但现在这个社会又太功利了，必须要有反思，如果连梦想都没有了，其实也很可怕。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些人已经生活得相对比较猥琐了，不太会想乌托邦的问题或者做白日梦。其实文学的职能之一就是白日梦，在现实生活重压之下给我们提供一丝喘息。” 由此可见，乌托邦精神内在复杂性成为了格非进行文学创作的不竭动力，如理想主义情怀、浪漫主义特质同80年代知识分子对集权主义高度的敏感与警觉相互交织；90年代市场拜物教对国人精神世界的侵凌与噬虐同严肃的人文知识分子“拒绝规训”、“抵抗遗忘”的精神操守之间的内在张力等。
在古今中外的文学、艺术，甚至哲学、政治理论发展史上，“乌托邦”主题作为人类在不同历史时期对美好社会共有的精神祈向，一直以来被不断地书写与表达。它以一种“元叙述”的方式始终贯穿于人类文明史的脉络之中，形成了中外文化传统中永恒的艺术母题。而乌托邦文学无疑是其中最富魅力、最有活力、也最耐人寻味的一部分。乌托邦历史起源于西方，柏拉图的“理想国”向来被西方人视为乌托邦经典形态的“耶路撒冷”，而真正为世人公认的在文学领域书写乌托邦主题的是英国历史上著名的文学家、哲学家托马斯·莫尔。他的著作《乌托邦》成为世界乌托邦小说的奠基之作，与此后意大利作家康帕内拉的《太阳城》和德国作家安德里亚的《基督城》并称为西方文学史上的“经典乌托邦三部曲”。可见乌托邦文学在西方源远流长。如果以西方人给定的乌托邦含义作为参照系来对应中国文学，“中国也许不能说有一个丰富的乌托邦文学传统，然而如果乌托邦的要义并不在文学的想象，而在理想社会的观念，其核心并不是个人理想的追求，而是整个社会的幸福、财富的平均分配和集体的和谐与平衡，那么，毫无疑问，中国文化传统在政治理论和社会实践中有许多具有乌托邦特点的因素” ，如道家文化中的小国寡民社会、儒家文化中的天下大同思想、佛家文化中的极乐世界等……
从词源学意义上讲，乌托邦（Utopia）一词源于希腊语，意指无场所的事物，即汉语意义上的“乌有之乡”。龙慧萍在其博士论文中通过对“乌托邦”一词进行精确分析后得出结论：乌托邦就是一个不存在的美好（完美）的所在。它有一种悖论的性质，其生命力恰恰是它的非现实性。一切乌托邦的原则都是否定之否定。 由此可见，“乌托邦”是一个褒义与贬义兼具、真实与虚无并存的双关性名词。
进入二十世纪，乌托邦文学逐渐走向它的反面，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以及希特勒和斯大林的集权乌托邦统治的人们，开始对过去的乌托邦幻象展开批评与反思。反乌托邦文学就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下应运而生。为什么在现代文明高度发展的时代，人类会使用上帝赋予的理性进行自相残杀？为什么科学技术的进步与物质文明的丰富带给人们却是前所未有的孤独感、疏离感？为什么人们建造人间天堂的信念与热情换来的却是庞大而冰冷的国家机器统治下人类无差别、无个性的存活……这些困惑背后折射出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反差，使得传统的乌托邦迷梦遭到人们普遍的质疑与否定。尤其是那种垄断了未来设想而使用国家权力去强行推动的政治乌托邦实验，被人们深恶痛绝。一些西方学者如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依赛亚·柏林在《自由论》、卡尔·波普尔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等著作中都将政治乌托邦作为批判对象，认为政治乌托邦是对个人自由的压制和对人类理性的羞辱。与此同时，文学家们也大量地采用变形、夸张、反讽、寓言等表现手法来展示人们亲手搭建起来的令人窒息的“乐园牢”。最具代表性的无疑是“反乌托邦三部曲” 。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反乌托邦叙事就是在这样世界性语境中伴随着对中国历史上的历次实体乌托邦运动 的反思开始的。
九十年代以后，以强大的政治意识形态为后盾的国家乌托邦主义对于人们的社会生活的影响似乎日渐弱化，然而实际上，对于一个始终处在“现代性焦虑症”困扰下的后发展主义国家来说，自卑与焦虑并存的心态依然挥之不去，只不过转化成个体对物质欲望歇斯底里追逐的新一轮乌托邦幻想。经济的繁荣、市场的开放使得人们在享受消费带来的刺激的同时也逐渐丧失了停下来思考的能力。财富的拥有量和欲望的满足度成为衡估幸福的唯一标尺。在这样一个市场独大、物质坚硬、娱乐至死的时代里，以经济万能神话为内核的“金钱欲望乌托邦” 正悄然建立起来，并且通过与政治权力秘密勾结的方式对人们实施着更为隐蔽地钳制与改造。
由此可见，乌托邦母题自身绵延的历史与深邃并充满悖论性的特质，以及千百年来古今中外的知识分子对乌托邦母题反复书写与阐发所凝结的思想财富，成为格非执迷于乌托邦叙事的根本性动因。诸多论者从不同层面指出格非三部曲内涵的丰富性：格非自己认为三部曲表达的是中国知识分子在历次乌托邦运动中的个人精神反应史 ；余中华指出格非的《人面桃花》是在通过乌托邦这座桥梁重建与古典文学传统的关系 ；谢有顺和张清华发现《人面桃花》讲述的是有关革命、欲望以及永恒失败与虚无的个人生活史 ；洪治纲则认为《人面桃花》和《山河入梦》是在试图展示一种革命乌托邦或社会乌托邦的溃败史，而《春尽江南》则是当下知识分子以审美乌托邦为行囊展开的精神家园找寻之旅。 由此可见，乌托邦/反乌托邦主题是三部曲一以贯之的思想脉络。格非以寓言的方式将传统意义上的乌托邦与后现代语境下的恶托邦，西方经典乌托邦叙事与中国桃源精神、大同理想相互交织掩映。因此，在他的这三部作品中，我们可以强烈感受到多种乌托邦形态并置互渗所产生的奇妙审美效果：《人面桃花》中有老子的小国寡民、陶渊明的桃源仙境、也有康有为的天下大同、禅宗的彼岸世界；《山河入梦》中有对共产主义的美好憧憬，也有101组织监控下的“美丽新世界”；《春尽江南》中有娱乐至死时代欲望旗帜的飘扬，也有精神荒岛中灵魂孤独的守望。在乌托邦/反乌托邦修辞幻象背后渗透着格非对现代人生存处境以及中国百年来现代化状况的勘探与反思。其乌托邦话语呈现鲜明的“二律背反”性，即乌托邦幻象中弥散着诸多反乌托邦因子，如《人面桃花》中启蒙话语、革命话语与欲望表达的相互缠绕，揭示出历史叙述的不确定性；《山河入梦》中对集权与民主的诗性思考，以及对“现代化”与“现代性”重新勘定；《春尽江南》通过主人公对物欲泛滥的社会现实的强烈不适感，和对浪漫乌托邦理想的祭奠与缅怀，体现出格非鲜明的批判精神和人文情怀。
正如格非所说，“乌托邦三部曲”的书写是“对遗忘的一种反抗”，也是“一次返回久已不存的故乡的想象性旅途”。在这场漫长而残酷的旅途中，格非像鲁迅笔下的过客一样用乌托邦这历久弥新的文学母题既凭吊着传统理想，也找寻着时代精神；既拷问着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也勘测着现实沉沦的程度与实现救赎的可能。
二
作为知识分子的乌托邦情怀
格非之所以对乌托邦母题如此迷恋，与他典型的学院派知识分子身份和气质有着密切联系。早在80年代中期以“最年轻的先锋作家”出道文坛时，格非的小说就因其中叙述人的知识者姿态，叙述方式上的沉思、智性的品质，而被评论界称为 “知识分子式叙述” 。新世纪以来，格非的“乌托邦三部曲”作为对中国百年来社会、政治、文化以及知识分子精神反应史的全局性反思力作，更是借助人物的“多余人”身份，特立独行的行为方式及其身上所散发出的浓郁的“泛哈姆雷特气质”鲜明地呈现出百年来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存在样貌和精神状况，同时也折射出格非一以贯之的文化价值关怀，和对国族命运的思考与想象，对普世价值的认知与坚守。
“人心像一座孤岛”——格非《人面桃花》
三部曲开篇之作《人面桃花》在大跨度的时空腾挪中讲述着各色人物或主动或被动地投入到乌托邦实践中去的故事，革命冲动与肉体欲望相互渗透使得风云际会中的历史人物更加亲切可感。从陆秀米的“初潮”到陆侃的疯癫，从张季元与秀米、秀米母亲的不伦之恋到翠莲命中注定的背叛与逃亡，再到“匪乡”花家舍诸兄弟内心深处的双重欲望，“小说以颠覆正统革命史的叙述方式，于历史的缝隙和裂痕处捕捉英雄壮举与欲望本能之间无从揣摩又不可理喻的丝丝缕缕的联系，与其说是改写了历史，不如说是从根本上改变了对历史的认知方式。” 格非这种对存在本身的无限追问和对人性、历史、世界、潜意识的不确定性的把握和勘探，为读者呈现了“一个民族乌托邦精神的寓言”。
第二部《山河入梦》延续着格非对乌托邦精神的反思。故事被放置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之交这样一个波诡云谲的时代。“诗人政治家”谭功达（《人面桃花》中陆秀米之子）醉心于工业乌托邦幻想，执念于一己不合时宜的荒诞想法，在饥荒之年大兴土木，造大坝、凿运河、兴公社、建沼气，不问百姓疾苦，无视同僚劝诫，心心念念展望着苏俄式的工业化图景。他身为一县之长却不懂政治权术，不谙人情世故，最终换得幕僚倒戈，众叛亲离，革职查办，潦倒窘迫。宦海浮沉的苦闷尚且可以排解，但乌托邦理想的幻灭给他带来的打击却是致命的。亲眼见证着自己一心向往的大同世界蜕变为人们精神的集中营，谭功达无奈而真切地体验到存在的荒诞与虚无，真可谓造化弄人，世事无情，山也入梦，河也入梦。该小说通篇笼罩在“挥之不去的紫云英阴影”之下，弥散着浓郁的宿命感与梦魇感。主人公似乎介入时代当中，又仿佛游离于时代之外。格非正是要通过这种奇幻的方式揭示那个年代里心怀乌托邦幻想的知识个体在造梦运动中的种种遭遇，其中既肯定着人物身上可贵的乌托邦精神，又批判着疯狂年代里“众人一颅”的“恶托邦”现实。正如孟繁华所说：“《山河入梦》提供的或许是一幅历史的他者镜像，通过它，不仅历史的乖张面目一一呈现，我们身处的残缺现实也无可隐遁。” 个体超越现实的精神祈向与大时代冰冷坚硬的社会事实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都在那个“有组织社会化的桃花源”——花家舍之中得到深刻而有效地展现与反思。
较之《人面桃花》、《山河入梦》重述革命风云与社会变革中知识人的乌托邦幻想和实践，《春尽江南》则直击当下生存现实，与庸俗的日常生活短兵相接，贴身肉搏。小说通过描写诗人谭端午和律师庞家玉这对渐入中年的夫妻及其周边一群知识分子近二十年的人生际遇和精神求索，广泛透视了个体在剧变时代所面临的建设、教育、医疗、生态以及伦理、文化等各种问题，深度切中我们时代精神的疼痛的症结，即在消费欲望泛滥成灾的今天，人们精神的靡顿和灵魂的萎缩。乌托邦理想在强大的市场拜物教的侵凌下，已经变得面目全非，甚至被人忽视、遗忘。徐吉士等一批80年代高呼救亡与启蒙的诗人们在经历过政治的高压和消费主义的腐蚀之后，终于无可逃脱地成为了“花家舍”这个现代销金窟中肉欲消费的常客。即便是在物欲泛滥时代里保持着清醒认识和足够警惕的男主人公谭端午，面对着日渐沉沦的社会现实也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无能为力，只能在聂鲁达诗集、彪德西古典乐和欧阳修的《新五代史》中聊以自慰。从某种意义上讲，谭端午已然成为了消费至上、娱乐至死时代当中的“多余人”。他所持守的审美乌托邦在与市场大潮的对抗中显得是那么的不堪一击。是选择随波逐流，还是选择孤独守望？这是格非为谭端午设置的问题，也是生存在当下每一个心怀理想，不愿随“欲”而安的知识分子必须面对的精神难题。
格非的长篇三部曲巧妙地借助“乌托邦”这一古老的文学母题，来直面百年中国的精神难题，勾画一个民族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思想蜕变史，同时也为我们清晰地绘制出百年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图谱。从《人面桃花》中陆秀米、张季元所追求的革命乌托邦，到《山河入梦》中谭功达所向往的工业乌托邦，再到《春尽江南》中谭端午所陶醉的审美乌托邦，格非在精神文化层面深刻反思了当代历史进程中知识分子们强烈而复杂的内心纠葛——理想与欲望的交织、顽强与脆弱的互渗、持守与堕落的碰撞、拯救与逍遥的矛盾等。有论者指出“乌托邦三部曲”越来越逼近一种“真正的知识分子写作”，即其中不只体现出格非对历史和现实的批判性思考，更渗透着一种强烈的文化精神关怀。乌托邦母题所具有的信息承载力和言说空间，为格非的知识分子叙述提供了实现形式与内容、文化与历史、存在与虚无、批判与反思相互融合的平台，从而使文本呈现出更为稠密的知识和思想元素。
张清华评价格非是一个富有“诗人哲学家”气质的作家，他笔下的人物“无论男女，无不有一种骨子里的犹豫和忧郁，一种深渊和自毁的性格倾向，有‘局外人’或‘走错了房间’式的错位感，有一种‘狂人’或‘幻想症式’的精神气质。总之，都有一种类似哈姆莱特式的诗意而分裂、智慧又错乱的‘悲剧性格’”。 的确如此，“乌托邦三部曲”当中的人物似乎都既被置于时代大潮的核心位置，又被置于时代的边缘。个人与历史的游离，性格与命运的纠缠，使得他们注定是精神和文化废墟中不合时宜的“失败者”，如陆秀米身上的“泛哈姆雷特气质”、谭功达“唐吉可德式的性格”，以及谭端午的“贾宝玉特质”等等。这些人物可视为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群像，他们与鲁迅笔下的魏连殳、郁达夫笔下的零余者、巴金笔下的汪文宣、曹禺笔下的方达生、钱钟书笔下的方鸿渐等人物同属于一个精神谱系。格非曾不无偏激的说：“我是一个冥想者，我的写作注定是失败的，从某种意义上讲，失败才是我唯一的成功” ，因此，“我笔下的人物都是失败者，只有失败者才能肩负起反思的重任……我们首先需要的是反省，不光是社会、历史，还有我们自身的生活及其意义。” 知识分子的现实处境即是如此，他们一方面像“自由漂泊者” 一样游走于时代的边缘，“自觉地关心自身之外的事物”（萨特语），并“有勇气在一切公共事务上运用理性，维护人类基本的价值”。 正如赛义德所言：“知识分子的公共角色就是局外人、业余者和对权势说真话的人，他们时刻处于流亡的状态，过着人们习以为常的秩序之外的生活，那是一种游牧的、去中心化的、对位的生活。”因此，他们的“主要责任就是破除限制人类思维和沟通的刻板印象和化约式类别”。 ；另一方面，他们又是历史的参与者和权力的“立法者与阐释者”，他们自身与生俱来的的乌托邦冲动对于历史的走向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格非正是将知识分子个体的生命体验放置在社会历史的大视野下进行注视和书写，才深刻地勘察到知识分子自身的矛盾属性。笔者认为，这也是他如此执着于表达乌托邦主题的重要原因之一，因为任何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都是乌托邦精神的守望者。伽达默尔说：“当今的时代是一个乌托邦精神已经死亡的时代，过去的乌托邦一个个失去了他们神秘的光环，而新的、能鼓舞激动人们为之奋斗的乌托邦再也不会产生了，这正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悲剧。” 在这个物质主义和享乐主义盛行的时代，在大众文化正以一种剧烈扩展的态势构成对其他文化场域僭越之时，格非的“乌托邦三部曲”便显得尤为难能可贵。他笔下的人物像一群柔弱敏感的小动物，时常感到孤立无助，但却能在“地震”来临之前发出第一声警报，承担起当代知识分子反抗绝望、拒绝沉沦的历史使命。从这个意义上讲，格非的知识分子写作永远是“失败”，因为只有“失败”才是他唯一的成功。
三
乌托邦寓言中的现代性反思
正如诸多论者所指出的那样，“乌托邦三部曲”深刻地反映出格非对“乌托邦”母题的思考和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反应的书写。 然而笔者认为，在这两个主题之外，还存在一个被评论界普遍忽视但却又是格非持续关注的问题，即对现代性的深入勘探与反思。无论是《人面桃花》中对启蒙现代性和革命激变思维模式的质疑，还是《山河入梦》当中对在盲目乌托邦冲动刺激下的工业现代化的否思，亦或是《春尽江南》中呈现的美学现代性与世俗现代性之间的对抗，以及对作为批判武器的“审美乌托邦”所进行的“武器的批判”等等，都鲜明地传达出格非对现代性问题的执迷。由于现代性问题具有诸副面孔和内在的悖反性，因而被格非巧妙地化入到对乌托邦主题的反思当中。
卡林内斯库在尼采思想的启发下指出，“现代性”作为一个变动不居的历史性概念没有定义，只有历史。正是由于现代的不明确性，使现代性呈现多种面向并陷入到无穷无尽的平行对应关系之中，如新/旧、更新/革新、模仿/创造、连续/断裂、进化/革命，等等。它们出现，被推翻，又一而再地出现…… 由此可见，现代性不仅仅是一个与现代化过程密不可分的社会学概念，标志着一个客观的历史巨变，同时也是一个心理学范畴，它暗含着一种对时间与空间、自我与他者、生活的可能性与危难的特定体验。格非曾在与某网站记者对谈中说过：“现代性问题一直以来是我思考的对象……自晚清以降，中国的知识分子或多或少都患有‘现代性焦虑症’，即怀有一种强烈的‘求变意志’，这种‘求变意志’我们有必要进行重新审视和反思。”他的思考不其然间与周宪在《现代性研究译丛》总序中表达的观点相吻合。周宪指出，在外患和内忧相交织、启蒙与救亡相纠结的近代中国社会文化中存在着一种不基于时间维度的现代性“激变思维”，“这种变化实为根本性的摇撼和震动，它动摇乃至颠覆了我们最坚实、最核心的信念和规范，怀疑或告别过去，以无可遏止的创新冲动奔向未来。” 某种程度上讲，现代性是中国知识分子对未来的想象性建构，在本质上被赋予了浓郁的乌托邦色彩。社会现实的沉沦感和疏离感使得五四以来的历代知识分子共同怀有强烈的前瞻性视野。急欲扭转乾坤、改变现状的现代性诉求成为萦绕其心头、永远挥之不去的“集体无意识”。然而，这种强烈的“现代性焦虑症”所产生的求变效应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人们的运思模式，即线性不可逆的、无法阻止地无限趋向未来的“革命——进步”思想方式取代周而复始的循环论历史观。
格非在《人面桃花》中采用历史寓言的方式对这种思维模式的转变进行了极为深刻的体察和反思。最典型地体现在父亲陆侃的桃源迷梦与张季元的革命幻想所代表的两种截然对立的乌托邦诉求上。陆侃所痴迷的桃花源显然隐喻着源远流长的中国传统士人文化中的精神祈向，这种古典型的乌托邦精神带有鲜明的传承性与循环性。无论是陆侃所幻想的“普济地方原来就是晋代陶渊明所发现的桃花源，而村前的那条大河就是武陵源”，还是地方志上交代的“桃源图：传说为唐代韩愈所绘。普济丁氏代代相传”等等都揭示出父亲要修造的“风雨长廊”与那个“不知有汉何论魏晋”的桃源仙境如出一辙。而维系这种传承性的核心在于陆侃所代表的中国传统士人“往回看”的视角。对传统资源的认可与崇敬使得“这些心灵能够以一种悠闲的态度存在，因而不会为控制未来而操心”。 然而“父亲从楼上下来了”的寓言以及“普济马上就要下雨了”的谶语，都宣告着陆侃所代表的传统桃源梦想的结束，也标志着一种古老悠久的循环思维模式的终结，取而代之的是以革命党人、启蒙知识分子张季元（“季元”即“纪元”本身就是一个开创性的隐喻）到来为开端的全新的、无限趋向未来的线性思维模式。这种思维模式被现代人视为一种先进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它认同“短暂、转瞬即逝和偶然”，相信从短暂中可以提取永恒。张季元所追求的社会乌托邦夹杂着“想睡谁就睡谁，想杀谁就杀谁”这样的个人私欲，揭示出他的所有革命活动以及对革命本身的想象和解释都与“性”这个东西密切相关，格非想借此表达现代乌托邦与传统乌托邦的本质区别在于以张季元为代表的现代知识分子在启蒙思想的询唤下将目光投向未来。从此，现代性被赋予了进步的含义，时间被赋予了价值意义，光明的未来被患有“现代性焦虑症”的启蒙知识分子提前规划设计，革命乌托邦由此诞生。正如张清华所言，关于20世纪中国的革命历史之核在《人面桃花》中被彻底改变，“有关‘革命发生学’的命题，有关‘革命者命运’的命题，有关知识分子与革命、传统与革命等等重大命题，都在不大的格局中被依次打开，被富有心灵深度地揭示……从而使得现代性这一‘时代’命题，汇入了永恒人性和历史轮回的古老范畴之中。” 格非采用“从个体心灵介入历史”的方式，试图揭示中国现代革命之所以发生的思维来源与心理动能，这种独特的思考角度为我们深入反思现代性问题提供了更多可能。
作为《人面桃花》续篇的《山河入梦》延续了格非对现代性问题的思考，作为一个心怀工业乌托邦梦想的“当代革命者”，谭功达同他的母亲陆秀米在精神气质上保持着一致性。一方面作为梅县县长的谭功达强烈渴望“绝对地现代化”，另一方面作为一个工业化时代的抒情诗人，他又时刻游离于改革风潮之外,在情感的困扰中感受到存在的荒诞与孤独。当他发现自己为之奋斗的工业乌托邦不过是101组织时刻监控下的人间炼狱时，强大的幻灭感彻底将他抛向虚无。正是在主人公这种死灭感中现代性与现代化的尖锐对立被凸显出来，即“现代化把人变成为现代化的主体的同时，也在把他们变成现代化的对象，也就是说，现代性赋予人们改变世界的力量的同时也在改变人自身。” 我们在感慨着“革命历史中个体的悲剧性处境与命运”的同时，也反反复复地遭遇着现代性带来的诸多悖反性体验：惶恐与向往、进步与倒退、激进与保守、激情与失望、理想与现实……恰如波曼所言：成为现代的就是发现我们自己身处这样的境况中，它许诺我们自己和这个世界去经历冒险、强大、欢乐、成长和变化，但同时又可能摧毁我们所拥有、所知道和所是的一切。它把我们卷入这样一个巨大的漩涡之中，那儿有永恒的分裂和革新，抗争和矛盾，含混和痛楚。
而作为“乌托邦三部曲”的收官之作的《春尽江南》则是一部直逼世俗现代性的作品。格非借助谭端午这个穿梭于现实之中又游离于现实之外的当代“多余人”的目光注视着这个缭乱纷繁的物质时代，凸显出当代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暴露出的诸多现实顽疾：官商勾结，为了金钱尔虞我诈，资本力量的无孔不入，生态破坏，环境污染，房地产商的巧取豪夺，欲望伦理的四处泛滥，经济利益成为人们交往的基本法则，庸俗与邪恶成为生存的必要手段，就连洋溢着世外桃源色彩的“花家舍”也成为了纸醉金迷的娱乐会所……写实与寓言交相辉映，深度切中了我们时代现实痛处和精神症结，即有效地呈现出物质丰收年代里人们心灵世界的普遍贫瘠。谭端午的诗人身份显然具有高度隐喻意味，格非要用诗人在声色犬马、肉欲横流中的沉沦与堕落揭示乌托邦精神的彻底消亡和道德伦理的全面崩落。“到了今天，诗歌和玩弄它们的人，一起变成了多余的东西。多余的洛尔加。多余的荷尔德林。多余的忧世伤生。多余的房事。多余的肌体分泌物。”这种大面积的精神颓败，显豁地呈现出现今时代理想泯灭的征象。
然而，对于精神废墟的执着勘探与呈现，源于知识分子“救赎”的渴望。《春尽江南》对现实的正面强攻，蕴涵着格非对疯狂年代中生命个体的期待。“在这个恶性竞争搞的每个人都灵魂出窍的时代里，端午当然有理由为自己置身于这个社会之外而感到自得。”这个自我放逐于社会之外的“边缘人”却又是精神家园唯一的留守者。他用自己的“无用”推拒着时代的喧哗与骚动，也留存着治救人心的希望与想象。然而，端午的“无用之用”又显得是如此的脆弱无力，不堪一击。他常觉得“自己有点像《城堡》中的土地测量员”，如入无物之阵，不知何去何从。谭端午精神的恍惚和行动的迟缓，折射出格非思想的犹疑，即对“审美乌托邦”能否有效抵御“世俗现代性”愈演愈烈地侵凌与噬虐深表怀疑。他一方面坚守知识分子“向远方去”的理想信念，另一方面又对前方是“坟”的残酷现实具有清醒地认识。知识分子自身的敏感神经和使命感使格非自觉地成为贫乏时代里“报警的孩子”，“去注视、去吟唱远逝诸神的踪迹” ，而冰冷坚硬的现实又时常令他倍感“梦醒了却无路可走”。正如端午读欧阳修《新五代史》时发出的慨叹：“每当作者要为那个时代发点议论，总是以‘呜呼’二字开始。‘呜呼’一出，什么话都说完了。或者，他什么话都还没说先要酝酿一下情绪，为那个时代长叹一声。”“……在一贫乏的时代里，诗人何为？”格非无奈而执拗地认为“诗人”的宿命注定是“失败”，“失败”或许是唯一的成功，“勇于做一个失败者同样是很了不起的，这不是悲观，恰恰是勇气”。在世界之夜弥漫着黑暗之时，“抵御遗忘”、“拒绝规训”，在贫乏的年代中时刻“体验着自己的贫乏”，成为格非意义上的知识分子自我确认与反抗绝望的唯一选择，而这种选择也注定了悲壮与荒诞同在，存在与虚无并生。正是在对现代性的深入勘察与反思中，诗人格非渴求着灵魂还乡，又倍感救赎的无望，最终只好回首历史，沉醉于幻想，在春尽江南、山河入梦之时，缅怀着曾经的人面与桃花，凭吊着远逝的精神乌托邦神迹，因为只有在那里“事物尚未命名，横暴尚未染指/化石般的寂静/开放在秘密的水塘/呼吸的重量/与这个世界相等，不多也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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