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如流水兮逝如风，不知何处事兮何所终”。在我看来，优秀的小说家不仅仅是揭露，不仅仅是单纯的取向崇高，不仅仅是提供清晰答案，他们更应该向读者展示人、人性和人心。
在当代文坛，刘庆邦无疑是一位有重要影响力的、有自己鲜明风格的现实主义作家。刘庆邦对现实主义的坚持已有几十年，他执著、决绝、“一根筋”，甚至表示要将现实主义进行到底。他坦言“我这一生在创作上无需更多的主义，能把现实主义的路子走到底就算不错”。刘庆邦的长篇小说《黑白男女》2015年春天在《中国作家》全文首发，上海文艺出版社重点推出，遂产生广泛影响，连载众多，影视青睐，好评如潮，市场畅销，并荣获“鄂尔多斯文学大奖”。《黑白男女》的心灵化、诗意化、哲理化，《黑白男女》的大爱、大善、大悲悯，《黑白男女》的复杂、语言、结构等要素的成功构建，不仅使刘庆邦在现实主义道路上越走越宽广，而且使现实主义兼收并蓄，拓展深化了现实主义本身。
《黑白男女》主要揭示了一家国有大型煤矿，井下发生了瓦斯爆炸事故，一次炸死了一百三十八名矿工后的故事。许多家庭幼年丧父，老年丧子，中年丧夫，惨痛复惨痛，悲哀更悲哀。三种悲剧集中在众多矿工家庭上演。这本来是一个重大的悲情题材，生活像铅球一样落地生坑，生离死别的冲击惊心而惨烈。刘庆邦将巨大的悲剧作为一种视角、一道侧光、一个切口，他没有正面铺陈瓦斯爆炸善后的处理，而是另辟蹊径，静水流深、不事声张地叙说了周天杰、郑庆生、卫君梅、蒋妈妈、秦风玲等五个家庭人员重大灾难后的心灵轨迹、生活风貌和命运抗争。矿区那些芸芸众生，悲痛中蕴藏着一种坚定、庄严和倔强，在苍凉灰暗之上，小说的调子辉映着亮光、温情和暖意，超拔出绝望之后的希望，将死之悲哀和生之顽强，颓亡废墟与新生活开启筑成了一曲悲壮的生命礼赞，以有限涵射出无限的社会风景。
“事如流水兮逝如风，不知何处事兮何所终”。在我看来，优秀的小说家不仅仅是揭露，不仅仅是单纯的取向崇高，不仅仅是提供清晰答案，他们更应该向读者展示人、人性和人心。世道人心是复杂、宽广、多变的，有多种可能性，线性思维于事不逮，辐射思维才是正大一途。因此，复杂、厚重、丰饶、饱满是优秀小说的题中之义，特别是长篇小说。《黑白男女》娴熟、老到、精准的叙事始终在人物、心灵、细节中深入掘进，从而回应了我们这个复杂多变的时代。李敬泽指出：刘庆邦在小说中爱自己与自己打仗，用自己的矛攻击自己的盾，又以自己的盾抵御自己的矛，使矛更锐利，盾更坚固。比如小说主要人物卫君梅。卫君梅的处境是多么复杂、尴尬、吊诡，她的所谓尊严、坚强与操守，是多么地脆弱、野蛮与扭曲，多么地不堪一击。爱情在某种范围内是环境的产物，也是文化的产物。压抑与控制爱的冲动，生存与生活成为第一人生态度，是无奈而悲凉的。卫君梅面对爱情或者同情，面对风华正茂的青工蒋志方不是没有动摇过、遐想过，她曾勉强接受了蒋馈赠的手机，最后又在大庭广众之下坚决奉还。她想爱，想婚姻，想有一个完整家庭，但她不敢爱、不能爱，更不能重新结婚。刘庆邦也许真正展示的，是“爱情名义”背后复杂、尴尬和难处的人际关系，是严硬如铁的“法则”，是生存生活的艰难，是恐惧家庭的再生变故，是房子的失去等更多不确定难以意料的风险。卫君梅已经爱不起了，改变不起了，因为要付出的成本太高了。这都是她不能承受的爱之沉重。为了稳定现有的家庭秩序，她必须放弃所谓的“爱”或者“同情”，压抑对新生活的向往。她尚存的理性，有自发自觉的，但更多的是被逼无奈的。小说中洗煤厂女工杨书琴一语道破天机“她要重新嫁人了，房子恐怕就保不住了”。其实，杨书琴、秦风玲们对再婚的想法是相同的，她们一门心思要拉住一个男人，否则就是等同于傻子，日子是熬不下去的。但反过来看，卫君梅有自己做人底线，必须要抛弃非份之念，她对蒋妈妈的承诺，她对郑宝兰和其他女人的表白，她对多难中的所谓“爱情”有一个基本判断，她想活得真实，对自己负责，对孩子负责，言行一致，这关乎她继续生存的脸面与勇气。一个值得敬重的人的成长过程，其实就是一个不断抵制本能、诱惑和困难的过程。
生活中潜隐的文化心理人格无时无刻不在，卫君梅的爱情婚姻的“大局观”，必须受制于环境的“大局观”，必须受制于“集体文化认同”，必须受制于房子、孩子、面子，一时冲动，将会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而且不复如前，且将加倍奉还。卫君梅是瓦斯事故的受害者，丈夫突然遇难，带着两个孩子的她无疑属于“弱势群体”。因此，她只能一次次被小叔子的媳妇谩骂、恶骂、咒骂，不断被婆婆、弟媳、小叔子这些“自家人”欺辱，她只能说“骂羊呢”，只能另开一个门，只能被外人拉到小树林里险些遭强奸。她面对的日常生活是如此地世俗、庸俗、恶俗，隐忍是唯一的出路。因此，当她下决心还手机斩断情思之后，对她素常敬佩的郑宝兰终于忍受不住，对卫君梅大发脾气，“最后一根稻草”同样把郑压垮了。反常为妖。郑宝兰顿然让我们疑惑。其实这是小说家一种高明的叙事策略，让读者透过表相看本质、看复杂、看心灵深处的精神压力，同样猝不及防失去丈夫的郑宝兰也活得不容易，公公癌症、父亲瘫痪，母亲双目失明，孩子闹腾、要守住“身份”……她面对的大多是没解的挠心事，谁予抚慰？与谁诉说？世俗生活，就是实在之笼，不管“城内城外”，她们都难受，都到了崩溃的边缘。没有把握世俗生活实在本质的作家，哪能把握小说的心灵质感。刘庆帮是一个儒家，重人道，重天道，有一颗赤子之心，不忍之心，仁爱之心，故他的叙事道法自然。秦风玲、蒋妈妈、杨书琴等这些女工们，是如此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是生死离别两重天的大愁，是难过沟坎的大愁。有丈夫与没丈夫截然不同。因为她们是已故矿工的妻子，矿区的女人，与矿工矿区互为一体，她们本身就是一个整体，这里大多女人面对突如其来的灾难，难熬又必须熬的日子和疼痛，面对综合、致命、毁灭性的打击，面对“顶梁柱”的突然消亡，选择“活下去”，并要活得有尊严、有价值、有希望。因为生活还要继续。
人要说话，小说家更是活在语言的氛围里。梅洛·庞蒂说：“因为在作家那里，思想并不从外面主宰语言，作家自身就像一种新的习语，它自己形成自己发明表达手段，并按照它特有的定义产生变化” 。《黑白男女》的语言大俗大雅，大土大洋，洗尽铅华、大白话、口语化，是地地道道的矿工味，特色非常鲜明，可以说与矿工矿区血脉相通、筋骨相连、水乳交融、诗意盎然。有评论家称，翻遍古今中外写煤矿矿区的小说语言，无人能出其右。我们看左拉的《萌芽》、劳伦斯“诺汀汉矿区“三部曲”、巴尔多梅罗·利约《十二号风门》《胡安·法里尼亚》《地底下：矿工的景象》等，这些写煤矿矿工小说的总体语言，显得板正、书面、游离，与主体生命缺乏血脉相连的互动、整合、共振，“从题材动力论”的意义上说有一定的‘隔’。对此，刘庆邦早有清醒的认识。他认为：“人是环境动物，也是伦理动物。矿工是离开土地、离开田间耕作的农民，有农民的心态、农民的文化传统，只是他们比田野耕作的农民更艰难，更具有强韧的力量，这是一群看透生死的人。”中国的煤矿大多在城乡结合部，有的在山区丘陵地带，甚至更偏僻的深山绉折，即使在科技如此发达的今天，有的煤矿仍然“通讯靠吼，交通靠走，娱乐靠酒，治安靠狗”，是一个相对封闭孤立的社会单元。它既有农村的特点，又有城镇的脉动，语言、风俗、习惯可谓自成一体。再加上矿工下井直接面对大自然，属高危行业，水、火、瓦斯、煤尘、顶板五“毒”俱全，半班下来，除了牙是白的，其他都是黑的，在井下就爱说“克拉邦语言”，男女那点事，如此的“软文化”“市场兴旺”。煤矿的语言是一种存在、强大的存在、顽强的存在。忽视、忽略和消解这种语言，产业、环境、人物、故事就难以烘托出来，起码小说会不够生动、到位、真实。《黑白男女》的语言几乎土得掉渣，既在泥土中滚过来，又在煤水中长久浸泡，连汗味中都有煤矿的气味，连牙缝里都有除不了的煤尘，连裤裆里都有又黑又亮一抖落散了架的煤渣，老少皆宜，妇孺皆通。比如：小说“开头”一章：“采煤工不谈女人、煤炭产量低；机电工不谈女人，烧了发电机；掘进工不谈女人，巷道压得低；放炮工不谈女人，放炮如放屁”；杨书琴郑重其事地对青工蒋志方表白“我就是震动筛”；周天杰看自家的儿媳妇郑宝兰是一匹“母马”，儿子是“栓马桩”；秦风玲说自己死去丈夫的领带是“裤腰带”；郑海生瘫痪在床对瓦斯拟人化的痛骂；矿工下班回家骑自行车上坡等于“上老婆”，等等。语言是内心的一种反映，能准确驾驭语言并与文本浑然一体是优秀小说家的硬功夫，是同化，是境界。《黑白男女》语言针脚结实、细密、生动、准确、传神、符合人物性格，是该作的又一大亮点。
刘庆邦的煤矿小说何其多也。他是讲究技艺、控制感和节奏的作家，他熟悉小说的控制，认为当下小说的控制比放开更紧要。庄子《庖丁解牛》谓：“臣之所好也，道也，进乎技矣”。控制是他技艺的“道”。《黑白男女》放得开，收得笼，但不紧绷，不拘束、不扭捏，一派舒展大气，自然而然，然后然也。尽管切口很小，通篇布局却张驰有度，恰到好处，该交给读者的空间预留充分。我们再看他的其他小说亦是如是：《鞋》的“翻尾”，《西风芦花》的“虚写”，《种在坟上的倭瓜》的“抒情”等，就知道刘庆邦是多么注重小说技艺。《黑白男女》的结构，合理地吸收了中国经典传统现实主义小说的积极元素，俄罗斯文学的恢宏，欧美小说的技法，不故作高深，不卖弄“前卫”，明白清晰，简洁明了。整部小说设一“开头”，就叫“开头”，提纲擎领，引人入胜；然后是大量心灵化、诗意化的细节；设一结尾，叫“结尾不是结束”，余音袅袅，回味悠长。“凤头”“猪肚”“豹尾”齐活。每章节的标题也不玩花哨，意清字白，比如：第一章叫“没了儿子”，第二章叫“儿媳去了哪里”，第八章“我才不守寡呢”……小说中的人物起名，依百家姓而排，但祛除了“赵、钱、孙、李”，从“周、吴、郑、王”开始。刘庆邦曾戏言“人生的目的在于生人”。他今年65周岁，已有小孙子，《黑白男女》中周天杰的小孙子戏份不少，并非闲笔，且他有人物参照，有体会、有感悟，故小来活灵活现，栩栩如生。周天杰与黄鼠狼的对峙是互为关注，互为仇敌，煤矿文工团到龙陌矿的演出，众生亮相聚会等，都是小说的有机组成部分，使整部作品结构起伏跌宕，和谐熨帖。
读罢《黑白男女》，我想起了关于小说的真实。真实源于小说家对自己最熟悉的人物、事物、环境、情感、心灵、语言等最基本的感受、审美、思考。我以为，小说的虚假、浮薄，轻飘在很大程度上，是小说家自己造成的，难以真正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不接地气，进而就不能真正地打开生活，打开内心，打开小说，真实深刻地回应时代与读者。小说家的灵魂、人格、取向一定会在小说中或多或少、自然而然地渗透进来。“我”在《黑白男女》的存在，“人性”的存在，“心灵”的存在 “精神”的存在，同样影响了小说的存在。刘庆邦是真诚地深入生活、拥抱矿工的，从二十年前某矿确实发生瓦斯爆炸到《黑白男女》出版，他十九年时常想写这部长篇小说，为此写过长篇报告文学，写了中短篇小说《信》《清汤面》《别再让我哭了》《黑庄稼》等大量积累性小说散文，查阅了百万字的资料，到该矿和其他煤矿企业采访了多次，与有关各种人士深谈31次，积累了几十万字的各种笔记，再加上自己有农民、矿工、记者的阅历，这些文学作品与实证资料都为《黑白男女》的创作做好了充分准备，使他在矿工矿区中扎下来根，而且扎得深、广、实，故他在创作《黑白男女》时游刃有余，收获颇丰。刘庆邦一锹一罐地挖煤，一锄一镐地翻地，一行一句地打麿，既超然审视美与丑、善与恶、悲与喜，又直接地气，情动于中，洞彻生命，从而成就了大爱、大善、大美的悲凉的人生壮歌《黑白男女》。
爱德华·纽顿在《聚书的乐趣》中说：“一个男人，或者一个女人，是世界上最有趣的东西；其次是一本书，它使人抓住秘密的核心”。刘庆邦在《红煤》后记中郑重写下了这样一句话：“煤矿的现实就是中国的现实，而且是更深刻的现实”。生活总是风云四起，变故不断，而男女分开，却这般容易，刹那之间。珍重，黑白男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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