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言
成名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的苏童，从昔日的先锋主将到今日的自成一家，从领一派风气之先到走向另一种层次的风起云涌，这中间凝聚了作家自己非比寻常的文学视野、文学信念和文学气度。就苏童而言，2013年是知天命之年，半个世纪的人生旅程，风雨兼程，人生路上的酸甜苦辣惟有用笔下的文字方显得更加富有灵动的美感。可以说，苏童凭借对“香椿树街”的熟稔，犹如他对“城北地带”的痴迷，将游走于这特定时空中的那些人那些事娓娓道来，牵出隐匿在文字背后、足以撩拨读者神经的弦外之音，他的文学世界以“回归”的姿态与面孔出现在众人的视野里，正如《收获》执行主编程永新所言，“他的灵气又回来了！”这部长篇的问世，再次把作家那种坚硬执笔的从容彰显的淋漓尽致，个中呈现了作家对历史转型时期社会的烦乱无序、巨变时代里人性的复杂荒谬以及个体生命进程的不确定性等等问题的关注与思考。小说的叙事以三部曲形式构成，突显“形散而神不散”的功能与价值，这种形式让读者颇有些意外，但也在情理之中。文本中到处闪现着深陷命运泥潭而无力自拔的焦灼的灵魂，他们犹如一根根矗立在寒冬雪夜里的冰雕，虽凛冽刺骨，却又冷艳无比。对不可捉摸的个人命运、对缺乏安全感的生命未来以及一种绝世无情的孤独之感把保润、柳生与仙女这三个鲜活的生命紧紧地缠绕在一起，亦悲亦趋。换句话说，不论这些生命如何挣扎，都逃脱不了宿命对他们的玩弄与弃绝，他们犹如禁闭于笼中的困兽一般，无望亦无生。小说中“黄雀”这一生命意象犹如魔咒一般带给人们不寒而栗的恐惧与虚妄，芸芸众生之间发生的或多或少、或有或无的紧张关系令人窒息，每个生命所期待的自由呼吸成了现世的奢望。
一、孤独是个危机命题
马尔克斯曾自认为《百年孤独》不是描写马孔多的书，而是表现孤独的书，其叙述的核心主题就是孤独，正因孤独致使“家族的人”屡屡失败，最终也导致了马孔多的毁灭，从这个意义上说，孤独构成了深刻影响着人类自身生存的一种内在危机。被当代美国批评家瓦特•爱伦称为“仅次于福克纳的南方最出色作家”卡森•麦卡勒斯在长篇小说《心是孤独的猎手》中塑造出一群性格迥异的人物，他们有着一种共同的精神特质——孤独，“这个并不复杂的故事中却包含了对孤独的多种形态的描摹和理解。”①不可置否，孤独是人类无法逾越的重要的生命母题。对作家苏童来说，孤独同样是其小说一直在言说的主题。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孤独造成了苏童笔下一个个主人公屡遭现世挫败，而最终走向个人生命的悲剧完结。《妻妾成群》中的颂莲和梅珊用尽心机去迎合陈佐千，却最终倒在了这妩媚之路上，她们在一种绝望的孤独中垂死挣扎，终因女人之间的尔虞我诈和陈佐千的喜新厌旧被抛至生命绝境中。《红粉》中的秋仪曾自嘲说自己从“十六岁进窑子就疯了”，而实际上，从“喜红楼时代”的妓女生涯到“后喜红楼时代”的风雨飘摇，让秋仪深深陷入一种“既无依托之物，也无存在之感”的孤独之中，人生的不得已逼迫她选择嫁给“鸡胸驼背”的冯老五，可以说秋仪的这种选择是其绝望、孤独到没有希望的虚妄。《妇女生活》中的芝始终处于一种孤独状态，她虽住进了丈夫邹杰的家，却无法融入邹杰的家庭，而当她回到自己家中时，又忍受不了母亲娴的放浪。由上可见，苏童小说中的这些人物，他们深陷进退两难的状态是一种要命的孤独，而这种“要命的孤独”也体现在小说《黄雀记》中众多的人物身上。
一般而言，人的存在的意义是多重的，“有一个物质的我、一个社会的我、一个精神的我以及相应的感情与冲动。”②作为复杂而多面的混合体，人与周围环境之间必然发生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自从祖父说了声“我的魂飞走了！”③(P8)原本平静如水的香椿树街就再也没有安静过，无序的躁动与生命的喧嚣成了香椿树街不安的主节奏。而“魂丢了”这个事件并不简单，其所蕴含的意味则是多重的。从民俗学层面来理解，可以说是中国民间一种颇具迷幻色彩的乱象；从心理学层面来理解，则表明生命个体失去了精魂、成天浑浑噩噩的生命状态；从社会学层面则指的是支撑个体生命得以继续的精神寄托的一种丧失。纵观20世纪百年中国文学，与之气质相似、品性相近的是那些被抛弃至社会边缘的孤独者们，他们既存在被社会群体阻隔在群体之外的孤独境遇，也存在精神层面上的失魂落魄，更有的是遭遇到人类最基础情感背离的自我流亡。迎面扑来的是巨大的孤独和欲望无法满足所导致的焦虑与不安，使得他们在反反复复的生命挫折中直抵灵魂深处的虚妄，他们如同一个个“零余者”，“完全丧失了对任何精神价值的信仰与追求，没有什么理想加以膜拜、加以坚守，摧毁了一切价值的神圣意义。”④
毫无疑问，《黄雀记》中的香椿树街上，到处徘徊着孤独者们幽怨的身影，首当其冲的便是保润的祖父——照遗像成癖的“糟老头”。只为死后能留下让人满意的遗照，“一个人无法张罗自己的葬礼，身后之事，必须从生前做起。这是祖父的信条。”③(P4)每逢春暖花开之际，保润的祖父如过节似的穿戴讲究、精心准备去鸿雁照相馆拍遗照，而且是郑重其事地年复一年，渐渐就成了一个“老而不死”的孤独者。当保润的祖父意识到可能是丢了魂、并在绍兴奶奶的“开导”下想当然地认为是开罪了祖宗的缘故，“当年我偷偷跑到祖坟上捡了两根尸骨，不敢让人知道，藏在一只手电筒里，埋起来了。”③(P11)为弥补自己曾经对祖宗犯下的“罪过”，也为了找回丢了的魂，保润的祖父以“掘地三尺”态势试图把装有祖宗尸骨的手电筒找回来，由此引发了足以撼动整个香椿树街、甚至波及到更广范围、声势浩大的“掘金运动”。“一场疯狂的掘金运动席卷了香椿树街南侧，其后，渐渐扩散到北端，最后甚至蔓延到了河对岸的荷花弄。每天夜里都有人出动，宁静的夜空里响起了铁镐铁锹与泥土亲密接触的声音。”③(P15)放眼望去，香椿树街布满了掘地找手电筒的魅影，一种不可名状的欲望与莫名的罪恶诱使着人们不停地“挖”和“掘”，在不绝于耳的“挖掘声”中跌进人性阴暗的怪圈。由保润的祖父引发的这场大规模“掘金运动”从户外蔓延到室内，无休止地乱挖乱掘迫使保润的父亲决定把祖父捆进井亭医院。可是，被捆进井亭医院的祖父，割舍不了与香椿树街、与家之间的情感联系，三番五次地从井亭医院逃回家中，每次都是被保润用绳子再度捆进了井亭医院。不可否认的是，亲情是人类社会维系人与人最基本伦理观念的情感，一旦失去了亲情的抚慰与滋养，人将会失去维系世情的根基，从而导致生命个体在自我情感上的错乱与迷失，进而陷入一种失去精神自我的无底深渊。由于保润的祖父的行为举止愈来愈异常，迫使人们(尤其是家人)以及世俗人伦把祖父视为弃绝的首要对象。
二、被放逐的孤独者
在某种意义上，人的利己动机远比利他动机要来得更直接、更强烈，这是人性的弱点。当一个人的内心被强烈的利己欲望蛊惑时，必然会导致他倾向于牺牲别人、获利于己的立场。从这个角度出发，对于理解苏童为什么在小说中总要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尤其是母女之间弄得剑拔弩张，其根由在于人的孤独。苏童小说世界中到处游荡着哀怨而孤独的人影，特别是作家笔下那些饱受孤独之殇的女人心。《妻妾成群》中的毓如、卓云、梅珊、颂莲以及雁儿等等，在这群孤独的妻与妾们当中，以颂莲最为哀伤与别致。颂莲与其继母之间不以血缘来维系她们的亲与疏，考究这对母女糟糕的关系可从日常人伦上去解释。她们彼此间的冲突起于颂莲父亲之死，面对家道中落的生存困境，其继母与颂莲主动摊牌，颂莲只好选择了“嫁人”，可以说这次孤注一掷的抉择，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影响到颂莲后来的一切、直至悲剧终了。由三对母女关系构成了小说《妇女生活》叙事的整体架构，其中，除了芝与箫这对母女没有血缘之亲之外，娴与她母亲、芝与娴之间属于有直系血缘的母女关系，而在小说中尤以这两对母女关系最为烦乱、最为焦躁。娴被孟老板包养时，就和她母亲关系不冷不淡；而当娴被孟老板抛弃、孤独地回到曾经的家中之后，日益窘迫的生存现实让这对母女关系愈发地紧张起来。面对龌龊、猥琐、不堪的理发师老王，这对母女出于各自不同的想法与动机，都与其发生了不清不楚的关系，娴的母亲试图用财与物换取理发师老王的晚年相伴，而娴却直接用自己的身体来换取内心深处孤独的片刻虚荣，可以说这对母女关系自此成了一个死结。归结起来。对孤独的恐惧和对现世的无望，使苏童小说世界里的女人们一生下来就几乎掉进了一个万丈深渊，她们始终找不到可依附精神的主体或存在，这是一种濒临死亡的生命情态。
对《黄雀记》中的保润与柳生而言，这对“发小”各自孤独角色的完成，可谓是利己与利他动机相克相生的直接后果。像保润这样的普通人，庸庸碌碌本该是他的人生与未来。可是“整整一个春天的欲望，从黑暗到黑暗。”③(P88)青春期的躁动和对异性的朦胧渴望使他寝食难安，旱冰场上与仙女、与其他滑冰者发生的不愉快令保润十分懊恼，“讨债”不成，反被戏弄，“男孩冒犯了他，女孩背叛了他，他必须以牙还牙。”③(P58)于是保润用狗链子以“莲花结”的方式把仙女捆进了井亭医院的水塔里，而他的这一行为也为“水塔事件”的发生埋下了祸根。事实上，“水塔事件”的发生使保润意外地成为一场强奸案的“冤大头”，并因此失去了十年的自由。正因这与外在世界隔绝的十年，保润成了以香椿树街为代表的世俗世界摒弃的“第二人”，成了其母亲粟宝珍也不愿搭理的又一个孤独者。保润之所以能成为“孤独者”，既是其家庭的穷苦所致，也是世俗伦理世界的压制与无视，刑满释放、走出监狱的保润无法像一个正常人那样直面生活世界里的一切。十年前与十年后，对香椿树街来说，保润都是可有可无的人，同样，保润与香椿树街也总有一种难言的格格不入，这种双向的错置与忽视，造成保润在肉体与灵魂上的双重被抛弃，继而成了香椿树街上最彻底的“多余的人”。
从常理来看，青春期的放纵固然是出于生命本能的一种激情或幻想，处在这种情态下的人或许可以侥幸获得恰似高潮的短暂欢愉，但人的内心却有种不可理喻，为图一时之快，造成伤人损己的恶果。可以想见，因“水塔事件”的发生而遭遇人生重创的，除了保润，还有柳生。毋庸置疑，“水塔事件”同样改变了柳生的人生轨迹，“他侥幸躲过了一场牢狱之灾。此后，他的生活被侥幸所定义了。”水塔中发生的强奸案虽有了保润这只替罪羊，让真正的施暴者柳生得以苟且偷生。从表面上看来，柳生如常人一般可以自由地生活着，可事实上，柳生处处受到其母亲邵兰英的警示，“你的自由是捡来的，不要骨头轻，夹着尾巴做人吧。”柳生的个性受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压抑，从此再也不可随性而为。简言之，性情上的过度压抑及日常生活中的谨小慎微，让柳生过上了一种失去自我个性的晦暗生活，这种晦暗自“水塔事件”发生后便一直伴柳生从少年走到了成年，“他拖累了整个家庭，这种负罪感抑制了青春期特有的快乐。”这种失去自我、害怕被世俗世界另眼相待，其本质上与孤独者生命状态并无二异，毕竟“柳生夹着尾巴做人，已经很多年了。”③(P119)对于柳生和保润，他们俩都失去了原来的自我而走向一种个人的迷失，只不过形式上有别罢了：保润失去了人身自由，而柳生失去了精神自我。日常生活中备受压抑以及在白小姐(仙女)面前遭遇的一次次挫败，让柳生无法正视自己和家中操劳的双亲，最初放浪形骸的不羁性格处处受到掣肘与约束，无法自由自在地“活”出应有的范儿，整天生活在一种“小人长戚戚”的忐忑之中，压抑个性其目的在于避人耳目、远离庸常的关注视野。“水塔事件”成了彻底改变柳生本有的意气风发的重大事件，青春期的性萌动及对异性肉体的本能渴望，让柳生将自己束缚在一种始终恐惧的状态中，使世俗世界里的柳生无法与内心真正的自我坦然对话。和保润一样，柳生过的同样是被抛弃的宛如孤独者一般的紧张人生。
在作家的创作视野里，香椿树街上孤独的人从来不分男女，也不分老幼。对仙女和“红脸婴儿”这对母子来说，孤独同样是冰冷的、残酷的，他们遭到人类本身亲情的抛弃，双双从小便无父无母。仙女从生命之初就被染上了孤独这一黑白底色，挥之不去的“弃儿”阴影伴随仙女的一生，并因此造成了她卑微好强、极端古怪、我行我素的诡异性格。虽被老花匠夫妇收养，但花匠老夫妇的善良与井亭医院的接纳、包容并未驱散笼罩在仙女心头上那层厚厚的“弃儿”阴影，自私、倔强、甚至孤傲无比成了仙女最致命的性格弱点，“她像一丛荆棘在寂静与幽暗里成长，浑身长满了尖利的刺。”③(P48)被柳生奸污后，她不得不与老花匠夫妇迅速离开井亭医院，并在柳生家人的利诱下远走乡野。长大成人后，又到南方发达地区当歌女、陪酒女，曾试图通过个人奋斗来挣脱悲苦命运对她自己的煎熬；然而几经周折，却终究未能过上她想要的那种生活。作为郑老板的公关秘书，她以“漂白”后的白小姐现身井亭医院，到后来被郑老板姐姐追杀；从欧洲巴黎的浪漫之旅到身怀庞先生的骨肉、却又得不到庞先生的认可，只能借助一纸协议来维系与庞先生之间的关系。为了向庞先生证明，她决心生下胎中的婴儿，并与柳生一起回到了香椿树街，从最初柳生对她心存爱慕，到柳生抛弃她选择与其他女人走进婚姻，以上种种就注定了仙女身上那孤独者的标签无法褪去，“有一根绳子伴随着她的生活。有一根绳子，至今仍然捆绑着她的身体，还有灵魂。她犟不过命运，她的命运由绳套控制，那诡异的绳套在一个个男人手上传递。”③(P253)仙女正是在这样的一次次的被抛弃中，最终走向个人生命的迷失与绝望。
就“红脸孩儿”来说，从“呱呱坠地”那刻起就被世人视为“耻婴”——这一带有羞辱性的标签注定了他无法挣脱、与其母亲仙女同样孤独、同样悲苦的未来命运。“耻婴”是其母亲仙女为逃避柳生母亲与柳娟的死缠追打、不得已间选择了横渡香椿树街背后的小河逃生时早产的。生理上的与众不同，造成他在生命之初就被香椿树街上世俗世界里的人们当成了异类、并给予了种种臆测与诋毁，“它把红脸婴儿称为耻婴，羞耻的耻，婴儿的婴。耻婴。这是综合了香椿树街居民对那个母亲的不良印象，概括了母子间不可分割的荣辱关系，或许不算谣言，只是偏见，这偏见一针见血地告诉我们，红脸婴儿的红脸，因为母亲的羞耻而生。”③(P301)在很大程度上，恶意中伤成了压垮“红脸孩儿”母亲仙女神经的那最后一根稻草，直接导致了“红脸孩儿”被其母亲仙女所抛弃。在仙女看来，“红脸孩儿”如同魔咒一般萦绕着仙女，一切怨恨的化身，一切压抑的使然，让“红脸孩儿”成为小说中最小的一位孤独者。到这里，小说也完成了对于“孤独者”这一社会角色从生理、情感到世俗观念以及社会组织等多重层面上的复合呈现，从老年到青年，从少年到婴儿，不分男女，不分老幼，“苏童为我们勾勒了一副退化的时间轨迹。因为这种退化，世界在不断地颓败，一代不如一代。”⑤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小说最终实现了对孤独者这一底层社会群像的身份建构与整体展现。
三、一种生命归宿的找寻
随着市场经济对中国当下社会的融汇贯通，一次次突破了人们在思想观念、价值取向以及思维模式上的传统认知，现代人灵魂深处的浮躁与困惑令人凄惘。精神信仰上的缺失使得现代人对他者及对自我始终缺乏一种底气和信心，于是开始质疑和反思传统层面的价值及意义；毋庸赘述，我们这个古老民族正在经历一次触及整个民族灵魂的深度转轨。从“小拉时代”至保润出狱前后，这二十年恰是中国社会深处激烈的转型时期，传统的社会秩序被冲击、被打破，新的社会秩序亟待确立，而纵横在“新”与“旧”两个端点间更多的是社会的冗杂与无序，正如苏童所言，“从少年懵懂的残酷青春到日后人近中年的残酷现实，整整二十余年，也折射着中国两个时代中间剧烈的错动。”⑥处在一种惯性式的循规蹈矩的中国社会，必将遭遇怪诞与新奇、另类的不断挑战，人们内心深处苑囿的传统观念、道德伦理的底线几经风雨的反复冲刷后，逐渐被人们弃绝至九霄云外。随着社会财富的急剧暴增，物质生活的极大丰富，人与人、与社会、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也变得日趋紧张，而商品——这只无形的手，正在中国社会的各个角落里肆意地追逐、诱惑着人的灵魂，直至把人性中仅存的善良与真实撕咬得粉碎。“丢了魂”的人们在自我精神上的逐渐萎缩，压抑的氛围使得他们惶惶不可终日。一种难以形容的时代焦虑感逼迫着活在香椿树街上的人们，他们时刻处在一种惶恐惊愕的状态之下，夜不能寐，昼不能息，无形的幻灭感、局促感像一张密密匝匝的网折磨着世人的神经，让世俗世界里的人们无法自由地呼吸。
《黄雀记》在某种程度上把身处社会转型期的现代人所遭遇的尴尬与痛楚淋漓尽致地呈现出来了，夹杂其间的是人与社会、与他人以及生命自我的那种欲罢不能却又无可奈何的焦灼状态，而处于这种焦灼之中的人们始终徘徊在命运的圈子里被宿命玩弄于股掌之间。小说中“黄雀”这一生命意象有着“能指”与“所指”两个意义层面，其能指源自古语“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其展现的是动物界上演的多重而紧张的关系，这种紧张是一直存在、并不断发生的，好比小说中保润、柳生及仙女这三个青年人之间的紧张关系，苏童用《罪与罚》、《被侮辱与被损害的》这两本书名来描述着三个人之间的关系，“他们每个人都是施害者也都是受害者。三个人纠结出的故事，就是中国的现实社会。”⑦在这里，作家关注的不仅限于“黄雀”能指的意义，其“所指”才是苏童极力向世人展示的，把这种发生于动物之间的紧张关系被置换到人类社会里日常的人人关系中来，极具象征意味，从而使得“黄雀”这一生命意象具有了多重阐释的可能与想象的空间。处于转型期的历史时代，尤其在人类中心主义观照下的以人为主导的人与时代、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人等等这些多种关系就变得日益错综复杂，这从根本上把香椿树街的氛围透了出来，“苏童的这一潜在的隐喻式的描写可能对历史的穿透和揭示是非常深刻的。这是最绝望的历史宿命论。”⑧纵览整部小说，一种宿命的幽灵始终游荡在香椿树街及井亭医院的周围以及身处其中的人们的身上，使他们无论如何挣扎都逃脱不了未知命运对他们既定的生命劫数，就保润、柳生和仙女这三个年轻人来说，他们仨都没有跨越命运这道坎，都成为一个悲剧式的人物。无需多言，“无名”时代的到来从根本上阉割了这些鲜活生命的未来，勃发的生命激情从生命之初就被矮化了，他们逐渐变得琐碎、且矛盾重重。“小拉时代”的保润，属于庸庸碌碌的平凡之辈，对什么都不在意，一次意外强暴事件的发生，成了“冤大头”被关进了监狱成为一名少年犯，从此他的世界被蒙上了一层灰蒙蒙的焦黄色。出狱后的保润带着一种木然的神情再次踏入香椿树街，曾试图找回失去的尊严，但过程却显得漫不经心，直至最后三刀杀了柳生后，一种复仇的血腥才被赋予了意义。
起于“五四”启蒙时代的“看与被看”，在“无名”时代里被简化为一种“偷窥”的猥琐和不堪。表面上看起来是保润用狗链将仙女捆进水塔里，而事实上却柳生这只“黄雀”在后，一直窥视着他们；柳生完成了对仙女的施暴，却让保润当了替罪羊。可以说，文本中这些小人物的不幸遭际正是源于这种“看与被看”的传统与视野。有保润替自己顶了罪，柳生免去了牢狱之灾，但却受制于仙女及其老花匠一家，在而后的十年里，柳生生活在一种无形的恐惧与压抑之中，这张无形的黑暗之网对柳生及其家庭来说是致命的。挥之不去的阴影让柳生一家得不到片刻的安宁，仙女的身影不停地闪现在柳生及其父母的眼前，像一把无形的利刃悬在柳生及其父母的头上，他们不得不在“水塔事件”的阴影下苟且余生，精神之困与经济之困压在柳生及其父母的心上及身上。仙女经历了人生的几重磨难，不得已又回到香椿树街，回到充满鄙夷之气的世俗世界，回到充满霉臭味的保润家，并住在保润曾安身的阁楼里。貌似天不怕、地不怕的仙女，终究无法逃避香椿树街世俗的毒舌。“偷窥”欲望不停地驱使着香椿树街的人们去打听关于仙女的一切，这种窥视令仙女不寒而栗，如此不堪的命运状态即为无法扭转的命运之结。从某种程度上说，苏童也试图在寻找，“我不是拯救者，也没法给出路。”⑨人的背后依旧还是人，无法挥去蒙在人们头上那顶历史宿命论的帽子。
结 语
如果说文学是对外部世界的直接或间接的反映，那么苏童小说的复杂性反过来也印证了现代人生存状况的庞杂与无序；换言之，这里小说世界的复杂与人类当前所生活的世界是同构的。已过去的20世纪堪称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复杂、最烦乱的一百年，“与此相适应的，是20世纪的小说也走上了一条艰涩而复杂的道路。”⑩这恰好也说明了一路向前的苏童，其小说人生的艰涩与隐忍从何而来？这部从“小拉时代”迎面走来、带着历史与社会、与时代极度沉重感的《黄雀记》的诞生，让人们再次领略到苏童所深谙的香椿树街别样的风景。随着转型期社会文学场的改变，那些生活在香椿树街上的人们，被市场经济这只无形的大手搅得魂不附体。“魂丢了！”犹如一个符咒，不仅在香椿树街上空弥散开来，更在全社会乃至整个时代氛围中滋长起来，失去精神寄托的生命也日渐成了世俗世界里的一个个盲众庸众，这是一个社会群体的自我戕杀。青春期对性的渴望与想象撕碎了一个个清纯的内心和灵魂，让他们深陷命运的泥潭而无法自拔，小说中这些备受煎熬的年轻人因一时的冲动与愤怒，便从形而下的现世之“捆”走向形而上的精神之“困”、信仰之“捆”，无法预测的生命尴尬与现世困顿造成了小市民阶层小人物的生命悲剧。毋庸置疑，“黄雀”这一生命意象寓意独特而丰富，从某种意义上，它是对现代人生命窘境的一种象征性写照，尽显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日趋复杂的矛盾与冲突，同时也意味着生存在这个世界中每个生命个体都可能会“在劫难逃”，可见其文字背后所酝酿的冰冷令人不寒而栗。总而言之，苏童笔下的香椿树街，地不分东西南北，人不分男女老幼，集体呈现出一种现代焦虑和与生命狂躁。生命毕竟不甘于如此孤独，如何治疗这些毁人不倦的“现代病”？如何除去生命中这种“末日情绪”？苏童虽深知其内在要素，这或许是作家用其一生也无法言尽的孤独与伤害。
作者简介
张凡，安徽舒城人，北京大学文学博士，现为石河子大学文学艺术学院讲师、硕士生导师、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驻京团工委副书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民间文艺家协会理事，入选第五批“石河子大学优秀中青年骨干教师培养支持计划”。目前主持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1项、石河子大学课题2项，参与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4项，参与申报石河子大学教学成果奖一等奖1项。以独著或第一作者方式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艺术评论》、《当代文坛》、《小说评论》、《齐鲁学刊》、《扬子江评论》、《解放军文艺》、《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石河子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等刊物上发表科研论文三十余篇，其中多篇被CSSCI来源期刊收录和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曾获北京大学创新奖（学术类）、石河子大学优秀青年教师称号等。
[注释]
①林佳，生动而尖锐的孤独——论卡森•麦卡勒斯小说的核心主题[J].青海社会科学，2013(2):173.
②(美)弗兰克•梯利著.何意译，伦理学导论[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167.
③苏童著，黄雀记[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3.8.(以下所引用的原文均出自此).
④叶永胜，“零余者”形象的世纪流变[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2):74.
⑤葛红兵，苏童的意象主义写作[J].社会科学，2003(2):109.
⑥、⑦吴子茹，苏童：我不是拯救者，也没法给出路[J].中国新闻周刊，2013(30):67.
⑧陈晓明，论《罂粟之家》——苏童创作中的历史感与美学意昧[J].文艺争鸣，2007(6):113.
⑨吴子茹，苏童.我不是拯救者，也没法给出路[J].中国新闻周刊，2013(30):66.
⑩吴晓东主编.20世纪外国文学专题[J].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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