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培源常常在小说里处理“逃离”和“破碎”的经验，在小说《阴翳年纪事》里，对于这种经验的勾勒已近炉火纯青，只三言两语，就把阅读的心情包裹在了一个凝滞的低气压里。小说开篇于阿喜和秋蓝的偷情——彼时秋蓝还是一个台商的婚外情人，而阿喜是给秋蓝洗车的小工，但是他们的身体和感官却不是这场结合的主角。看似松弛的调笑背后是压抑和紧张，在破旧而隐蔽的小旅馆内，阿喜想象到的是凶杀案的现场，体会到的是缝补人生的无奈。
阿喜的身世是一个谜，这个迷困扰他多年，从顿悟的那一刻便被一直埋藏在心底，这个曲折的故事只有在遇见秋蓝之后才能有效地铺开，他们二人的故事几乎对称，一个囊括了一个男子的屈辱，一个囊括了一个女子的不堪。阿喜这个人，母亲下落不明，生父不知其名，养父和祖母用一贯的残忍提示着他的来历不明；秋蓝这个人，履历斑斑点点，没有正当的职业和感情生活，最后连生育的能力也失去了。没有自己的历史和未来，他们陷入了漂浮的无根的人生境遇里。是秋蓝和阿喜的相遇结构出了这部文本，阿喜从不与人交谈，因为世界就是自己的对立面，和任何人的交谈都可能导致暴露行踪，然后被心里那个梦靥抓回去。他拒绝了差异性的交流和主体间的彼此认同，和自己的安全感比起来，这些只是无心奢求的点缀和沉重的累赘，隐藏自己才是第一要务。直到与秋蓝熟稔起来，他隐约感觉到一句话“同是天涯沦落人”，某种程度上，自己的痛苦与秋蓝的磨难比起来，可能都不算什么了。然而人永远都具有“他者性”——秋蓝和阿喜始终不一样，他们二人的水乳交融永远只能停留在身体的层面，在黑暗中阿喜想着自己的身世，秋蓝若是不吭声，那她在寻思什么呢？在人和人之间的绝对隔阂里，这样暂时的暗哑可能并不值得注意。毕竟，这一对男女分享的是回忆，而不是未来，当倾诉完成，对于回忆的重塑也就暂告一段落，他们始终不可能患难与共相携一生，因为背负的伤感太沉重，还有一些心灵的遗迹需要各自清理，建立在性爱基础上的感情，仅仅是一个轻盈的存在。因此最终的结局，秋蓝放弃不属于自己的生意，阿喜离开这个不祥之地，这是属于他们各自的逃离。充满了讽刺感的是，秋蓝给阿喜钱让他离开，阿喜像是受到侮辱一般表现得十分愤怒，这其实是一种错位的自我审视——他们都把自己想象得太重情重义了。其实从一开始二人的相伴，就只是两个残缺的人相互补充，这是人类生存的结构性需求，而不是真空状态下的纯粹男女情爱。
回到小说叙事的层面，和多数想要探究深度的作者一样，《阴翳年纪事》的作者林培源也没有忘记让阿喜去面对“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这样的经典三段式追问，但是他用了一个体量更小构思也更精巧，而且具有直观性的叙事结构。
小说里有一些“重复”，阿喜的祖母对其施暴，阿喜的父亲对其母亲的施暴，阿喜对于熟悉面孔的恐惧和对死亡的几次想象，秋蓝跟着不同的男人，还有这些豢养者的消失。惊弓之鸟一般的阿喜在车站买逃离的票，这样一些重复的机制相互之间在进行挤压和对话，形成强大的张力。
每个人都在追求自己的完整性，阿喜的养父想要的是一个有女人、有孩子的家庭，因此他买来越南新娘，强迫妻子借种生下儿子阿喜，又在漫长的岁月里企图以恐吓的手段使他不敢脱离家庭。阿喜逃离的念头最初起源于复仇的心理，他要亲自打破养父的幻想，甚至还偷走了他抽屉里所有的钱。这是这部小说第一对固执的相互对立的意念，封闭和打破。
第二个是叙事的游离，这对应着主人公阿喜对熟悉的空间的恐惧。参照着鲁迅小说里的“离去—归来—再离去”模式，我们可以预见阿喜的人生轨迹是“离去—离去—再离去”。阿喜似乎永远难以停留。“逃离”本来是向外部世界出发，为了抗拒可能再次袭来的灾难，只有逃离而已。艾丽丝·门罗的卡拉，她在挣扎之后发现自己的逃离只是证明了自己的难以逃离，林培源讲述的逃离则是逃离的必要性，只有逃离才能平息内心深处的恐惧，阿喜继续在现实里游荡，他的逃离不是为了新生，而是求生，无论是做洗车工、服务员还是别的什么。因为逃离总是更深地回到个人内心，由此才可以理解，阿喜这个脆弱的个体，根本无力承担真正的自由，所以在火车站，浮现出来的最重要意象，是死亡。
林培源的阿喜只有内心戏，而没有他作为一个人的实际社会功能。阿喜这个人物有“历史”，可是他的历史倒影在小说文本里，则是以对于死亡的想象开始和终结。过去与未来都被挤压在当下，而当下又不过是一片混沌的哀伤和惊惧。沿着这条逃离的路线狂奔的阿喜，除了累积伤痕，不会得到成长迎来蜕变。在记忆中的回返和对空间的逃离的二重奏最终都指向了“不确定”的人生。这也就是为什么火车站的一切公共性事物都与其无关。红色的大字“统一祖国，振兴中华”和故作怀旧姿态的卖冰棍少女只会加剧阿喜的不适感，并且加速他的逃离。毕竟“祖国”和“中华”这类事物从来没有进入过他的视野。一个人连自己的下一站都难以确定，又怎么去操心一个社群的命运。此处的历史更似一副空置的躯壳，历史语境的设置与人物命运走向背道而驰，自说自话。火车站曾经承载着多么宏大的叙事，有关进步的和有关历史的，甚至有关风月的和有关亲情的，但在阿喜看来，人群像草，车站只是集中营，这种永远疏离和漠然的感受联结着的是难以抹去的个人生命史的伤痕。
再一次回到阿喜的身世，阿喜永远站在自己情感的立场上看待父母双方，他也只能这样，阿喜的生母是养父从越南买来的新娘，阿喜的生命本来起源于一场蓄谋强奸，可谓彻彻底底的名不正言不顺，这些不合法不合理的讲述，其实从阿喜的立场叙述出来，就只是虚幻的指涉，在这片法外之地，讲道理是一件令人尴尬的事。而秋蓝的“失足”也并没有和常见的底层意识的建设产生直接的关联。女性权利与乡村婚恋问题、亲子养父之间的伦理困境，都不是这样一个向内的文本所关照的。作者的写作是向内、向下的，把概念还原为经验，精神上“感同”、文本中“身受”，这背后可能还有一种这样的认识：在现代社会的光照辐射不到的角落，活着就已经很艰难了。
这部小说在故事铺陈上显得有些勉强，有一些小思想在闪光，比如“偷欢就是缝补残破的人生”和用“命运脚步沉沓”来对应“生命的微弱呼吸”，但是较强的观念仍旧义无反顾地牺牲了本应该有所呈现的更多细节。也可能这就是林培源刻意想要制造的一种破碎的灰色的凝滞氛围——这种氛围像是人早上醒来后对于梦的记忆，不甚清晰，但挥之不去。
作者：陈若谷，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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