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来，大约是从他的那部中篇小说《怀雨人》在《人民文学》杂志发表起始，弋舟的小说写作就逐渐地风生水起渐入佳境。这期间，他最引人注目的作品，便是由《等深》《而黑夜已至》《所有路的尽头》三部中篇小说组构而成的“刘晓东”系列。细察弋舟的这些作品，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恐怕就是西方现代主义影响的内在化。
你肯定不能断言说弋舟的小说写作与西方现代主义无关，或者说，西方现代主义早已以一种潜移默化的方式深入到了他的文本内部，早已变成了他根本的精神与艺术底色。尽管从表面上看，他的很多作品貌似与文坛流行的所谓现实主义作品也大致相同，然而，一旦深入到文本的细部，你就不难发现那种现代主义因子的隐然存在。对于他的这种内在化写作倾向，我们甚至干脆可以称之为不动声色的现代主义。
不仅如此，面对弋舟的近作，我们还往往会生出一种不知所云的感觉。明明知道这些作品具有相当高的思想艺术水准，但却一时之间难以直截了当地说出他的作品究竟好在哪里。导致此种现象生成的一个关键原因，恐怕就在于弋舟的小说愈来愈呈现出了某种复杂难辨的艺术面貌。
究其根本，小说面貌的复杂，乃是源于生活存在本身的复杂。能够把如此一种复杂性清晰地通过自己的小说文本呈现出来，也可以被看作是弋舟小说获得的某种艺术进境。他的短篇小说《随园》（载《收获》杂志2016年第5期），便可以做如是解。
《随园》所采用的，是第一人称的限制性叙述方式。第一人称叙述者“我”，名叫杨洁，作为小说中的主要人物形象之一，是一位生活上饱经沧桑精神上千疮百孔的知识女性形象。之所以能够饱经沧桑以至于千疮百孔，从根本上说，乃是因为时间因素作祟的缘故。虽然只是一个短篇小说，但《随园》的时间跨度却相当地大，从一九八零年代中后期一直延伸到了当下时代，差不多有二十多年的时光。
初登场时的“我”，是一位玩世不恭的甘肃某师专的学生。“我”玩世不恭的一个突出标志性特征，是两性关系特别混乱：“再后来，很多男生围着我转，姿势千篇一律，一边寻找我的嘴唇，一边伸手探索，意乱情迷地投身在专属于自己的独一无二的仙境。”一种什么样的仙境呢？只要联系后文，我们即不难发现，此处之仙境，指的是“我”作为青春标志的一对骄人的高挺乳房。围绕着“我”的众多男生中，有一位裕固族的男生，被“我”命名为“尧乎尔”。与众多男生关系混乱倒也还罢了，令人难以置信的一点还在于，“我”与自己一位名叫薛子仪的元明清老师之间，也一样地不清不白：“当然，他是我的老师，尽管我从来也不觉得在那所师专里能够‘教学相长’，但曾经在一个神魂颠倒的时刻，他却把脑袋埋在我怀里，对我说，是我启蒙了他。”
如此一位两性关系混乱的玩世不恭的“问题女生”，自然会引起校方的极度不满：“校方已经对我母亲发出了要‘劝退’我的威胁。”但“我”却对此满不在乎：“我觉得这个威胁孱弱无力，仅从音韵上听，‘劝退’跟‘执黑五目半胜’比，一个是咏叹调，一个顶多是句酸曲儿。”不管怎么说，到最后“我”并没有被“劝退”，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在县城当了一位中学老师：“母亲每周都要来看看我，对于我得到了一份教职她高兴坏了，但不久之后我供职的中学也对她发出了要‘劝退’我的威胁。”很显然，“我”的再次被“劝退”，肯定与“我”依然故我的玩世不恭紧密相关。在那个1980年代，如同“我”这样以玩世不恭的方式叛逆社会与时代的年轻人，可以说比比皆是。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结识了一位四处漂泊的流浪诗人老王，并义无反顾地追随着老王，踏上了自己的生命漂泊之旅：“那时我并不知道，其实我哪场戏都演不好，在‘流浪诗人’中，我连配角都算不上，顶多算是一个路人甲。”
追随老王踏上漂泊之旅半年之后，“我”不仅跟着老王回到了他的老家，河北的一个小县城，而且在那里生活了很多年：“在那里，老王和他的朋友们背诵‘每个人都知道，生命是戏仿的，并且它缺乏解释。因而，铅是对黄金的戏仿。空气是对水的戏仿。大脑是对赤道的戏仿。性交是对犯罪的戏仿’等诗句……”
请注意，我们之所以要引述老王他们朗诵的诗句，是因为其中的“戏仿”一词乃是读者理解弋舟这篇《随园》的关键词之一。质言之，对生命戏仿性的敏锐发现，可以说是弋舟此作或一方面的思想艺术要旨所在。这样一种波澜不兴的生活状态一直不声不响地延续到了千禧年来临的那个夜晚。那个夜晚，在一场老王刻意组织的诗会狂欢之后，“我”竟然被两个名气不小的诗人给糟蹋欺辱了：“我被举起了腿，我看到一根腿骨从一只破旧的裤管中伸出的景象。”在老王因为追击那两位诗人而承受了长达八年之久的徒刑之后，“我”离开了那个河北小县城，开始在帝都北京混生活，一直混到失去一只乳房的时候：“在这场胜利中，我失去了一只乳房，它发生了癌变，只好切除掉。二十多年来，所有的时光都凝聚在这只被摘除的乳房上，事实上不足挂齿，宛如一只轻忽的气球。”与这只“轻忽的气球”相对应的，很显然是“我”青春少女时那“独一无二的仙境”。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同样是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意外邂逅了当年那位裕固族的“尧乎尔”，并通过他获知了已然成为地区首富的薛子仪老师已经罹患绝症不久于人世的消息。获知这一消息之后的“我”，顿然萌生了强烈的返乡念头。这样，也就有了多年之后老王与“我”一路同行的一次返乡之旅。
实际上，也正是在这次返乡过程中，“我”陷入了对于陈年往事的不无伤感的回忆之中。某种程度上，这篇小说本身，就可以被看作是这种回忆的产物。非常明显，在“我”的回忆过程中，当年的青春年少，与现在的生命颓败，形成了极其鲜明的强烈对比。
事实上，当年与现在形成鲜明对比的，绝不仅仅只是叙述者“我”，薛子仪老师与老王这另外两位关键性人物，也处于同样的生命困顿的状态之中。
首先，是老王。当年的老王，是一位虽然一身肮脏但却充满生命活力的流浪诗人：“他长着一张配得上‘老王’之称的老脸，脸上每一个毛孔都粗大到足以塞进一粒沙子。作为一个流浪诗人，他穿着脏兮兮的牛仔裤和一双破解放鞋……当天晚上，老王一声不吭地将我脖子上的那块配饰悍然咬住。”单只悍然咬住配饰这一个细节，就足以证明老王当年所拥有的生命活力。但到了当下时代，重新现身的老王，在经历了那场长达八年之久的牢狱之灾后，却已经变成了一位“饲养绿头鸭的小老板”：“一别经年，我认为我会吓到他，但流浪诗人的习性还残存在他身上，当我摘下发套时，他没怎么关心我的脑袋，反倒把发套抢在手里左看右看，一副随时想扣到自己脑袋上试试的模样。”老王的如此一种表现，毫无疑问是一种曾经沧海难为水之后的波澜不兴心态。
然后，是薛子仪老师。当年的薛子仪老师，虽然已经略显麻木之态：“整天都是垂头丧气的样子，像是身在一个没有余地的失败当中，或者是被判了终身的徒刑。”但他的内心里却毕竟还潜藏着某种庄严的秘密：“和我在一起，似乎令他痛苦，就好像心里藏着庄严的秘密便不再适合玩‘舌抵上颚’的游戏。”毕竟还有勇气打破道德禁忌，和自己的学生神魂颠倒。然而，等到“我”重返故乡，再次出现在薛子仪老师面前的时候，薛子仪老师已经是一副病入膏肓以至奄奄一息的模样：“想象中，我认为他应当是盘腿坐在床上——不像是他，而像是塞在神龛里的一尊破败的偶像；实际上，他是躺着的，一条薄被一直盖到了下巴上……他盖在薄被下的身体开始微微发抖。他的嘴巴蠕动着，嘴角流出黑褐色的液体。”
当年与现在巨大的生命反差之外，与薛子仪老师紧密相连的一点，是小说标题“随园”的被命名。身为元明清文学的老师，薛子仪老师自然会对才子袁枚了如指掌：“但他还是一副身陷失败的样子。我想起了袁枚，那个清代‘以淫女狡童之性灵为宗’的仓山居士。这也是他在课堂上传授给我们的。他讲元明清文学，怎么绕得开袁枚？”实际的情形，何止是绕不开，现实生活中的薛子仪老师，在他后来发达成为地区首富之后，干脆就在祁连山脉建造了一座被命名为“随园”的庄园。然而，居住生活在这座虽新造但却如旧的随园里的薛子仪老师，虽然拥有一众青春年少的女弟子，但他自己却已经气息奄奄病入膏肓了。很显然，当下的生命衰颓已然与当年“心里藏着庄严的秘密”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反差。尤为关键处在于，薛子仪老师对袁枚和随园的“戏仿”，与历史上真实存在过的袁枚和随园两相比较，所传达出的，其实是一种生命的被嘲弄与被反讽意味。
非常明显，只要将“我”、老王以及薛子仪老师这三位主要人物并置在一起，他们当年所拥有过的叛逆骚动，与后来的残破颓败，无疑构成了鲜明的对照与反差。穿越时光的悠长隧道，两相对比的结果，自然也就是生命存在的一种空洞与虚无真相的被尖锐揭示。但千万请注意，弋舟这篇《随园》在透视表达生命的空洞与虚无真相的同时，其实也还有着对于历史隐痛的深切谛视与反省。
小说中，最起码有这么几处细节与历史隐痛的表达紧密相关。
其一，是刚开篇不久，薛子仪老师曾经向我展示过一块白骨：“他还向我展示过一块白骨，也就一次性打火机那么大，让人难以判断到底出自躯干的哪个部位。白骨可真是白骨，它白极了，两端如同枯木的断茬，这让它看起来就像是从风干的胡杨上掰下来的。他拿这么一块白骨给我看，用来作为不陪我去戈壁滩的说明。他说他父亲就是死在戈壁滩上的，又如实交代：这块骨头不是他父亲的，是他捡来的。”
其二，是当年薛子仪老师和“我”打得火热乃至于神魂颠倒之时：“薛子仪老师知道那块白骨累累的所在，但他并不打算带我去。他说有一天他要在那里修一座墓园，立碑安魂，把所有的骨殖都聚拢起来埋葬。他说，那些尸骨的主人离我们并不遥远，不过是几十年前的男女，他们生前的衣服都还历历可见，在那里，你甚至能够看到，一根腿骨从一只破旧的裤管里伸出，寂寞地指向空茫的远方。”
其三，是在重返故乡的路途中，“我”和老王曾经一度聊起过薛子仪老师：“我说，他对我的一生很重要，他让我在年轻的时候就变得不那么兴致勃勃，被一些亘古的事物所吸引，让我在本该青春飞扬的时候却迷恋累累的白骨。”“‘他让我和近在咫尺的历史建立起了联系。’我字斟句酌地说，生怕自己是在夸大着什么。”“我”对老王说。“历史？”老王在追问。“我”的回答：“算是吧，因为他就是活在历史阴影里的人。”
其四，在“我”抵达故乡去往薛子仪老师的“随园”的路上：“我忍着恶心，竭力向窗外张望。戈壁茫茫，我看不到一座当年被承诺了的墓碑，也看不到一座孤城般的墓园。”然后，面对着躺在床上气息奄奄苟延残喘的薛子仪老师，“我”感到某种特别的愤怒：“我们彼此启蒙，如今，他用一座随园戏仿了一座墓园。我像是遭到了背叛，但也说不好。我发散着的愤怒之波一定强烈到令他有所触动了，他盖在薄被下的身体开始微微发抖。”与此同时，“我”在地板上有了颇觉惊讶的发现：“一部翻开的《子不语》扔在地板上，山风掀动着它黄色的书页。我过去把它捡了起来。结果它的下面还扔着一本《夹边沟记事》。”
把这四点细节联系整合在一起，我们即不难发现弋舟《随园》的一种隐秘意图，的确在于对共和国一段沉重历史的书写与表达。
只要是对共和国时代知识分子命运稍有了解的读者，就都知道《夹边沟记事》的作者是杨显惠先生。杨显惠这部影响很大的著作，所书写表现的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期至六十年代初期，数千名因言获罪的知识分子，在简直就是荒无人烟的河西走廊一带的茫茫戈壁滩上，被迫劳教或劳改的真实历史故事。其中的很大一部分知识分子，被迫把自己的生命永远留在了那块土地上，真正称得上是白骨累累。这众多的受难者中，自然也包括薛子仪老师的父亲。这一点，在上述第一个细节中就已经做出了明确的交代。唯其如此，薛子仪老师才不仅拒绝陪同“我”到那片戈壁滩上去，而且还曾经信誓旦旦地向“我”表示，一定“要在那里修一座墓园，立碑安魂。”但结果，一直到薛子仪老师病入膏肓为止，他都没有能够兑现自己的诺言，而只是以一座自称的“随园”取代了承诺中的那座墓园。也因此，上述细节中所谓“他让我和近在咫尺的历史建立起了联系”，所谓“那些尸骨的主人离我们并不遥远，不过是几十年前的男女，他们生前的衣服都还历历可见”，其具体的所指内容，实际上都是在夹边沟曾经发生过的那一场惨绝人寰的历史悲剧。从这个意义上说，薛子仪老师八十年代时的精神颓废与忧伤，以及后来的彻底绝望，自然也就可以理解了。
一个篇幅不大的短篇小说，能够在直击表现生命存在的空洞虚无的同时，对于曾经的历史隐痛做深刻的书写表达，所充分见出的，正是弋舟非同寻常的一种艺术才能。
2016年10月7日晚23时35分许
完稿于山西大学书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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